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略军的阴谋策划下，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此后，日本侵略者向华北增兵，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的侵略战争。
7月下旬，日军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占领了北平、天津。随后，再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
8月13日，日军猖狂已极，把战火燃烧到华东地区，向我华东最重要的城市上海进攻，构成了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直接威胁。
在这种敌军大举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蒋介石迫不得已，最后下定了进行抗日战争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于次日即通电声明，“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月，共产党再次呼吁，实行“全国海陆空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
迫于华北、华东的紧张形势，国民党政府开始认真地对待国共合作这一重大问题。
8月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共产党应邀派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率团赴南京参加军政部谈话会，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父亲也随团赴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他们这些人是在台后工作的，前台的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梁必业将军说，他听说，当时会议要起草一个抗战中的政治工作这么个文件，国民党方面没有人写，后来据说由邓主笔写成，这个文件为国民党方面接受了。梁将军还听说，代表团在南京时，常遇日军飞机轰炸，飞机一来，国民党的人都跑去躲飞机了，只有共产党的人不怕，因为红军早就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惯了！
这次会谈最终达成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
8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实行全国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抗日的民族团结、抗日的外交政策、抗日的财经政策等。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三个师。1937年12月，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建立在神圣抗战的基础之上。这一合作，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
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闻讯之后，兴奋地说：“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掉泪。”
7月31日，上海的“七君子”被释放出狱，他们立即表示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
中国的各政党、各社会团体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和政府抗战，对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很高的热忱。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界人士，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持长期抗战。
千百万海外华侨，以拳拳爱国之心，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在天涯，在海角，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
大西北的红军战士们，摘下了红星八角帽，换上了八路军的新装。数万人的队伍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只待一声令下，即刻可以奔向抗日战场。
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党中央是在革命的心脏延安。八路军总部位于陕西三原的云阳镇。
红军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后，一方面全军认真学习洛川会议精神，为走上抗日战场作好准备；另一方面，广大指战员对于改编、换装的确存在一些情绪。
要让这些红军战士摘下他们心爱的、佩带了十年的红星八角帽，要让他们穿上原来对他们进行过疯狂剿杀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他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平静！
这个时候，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王平老将军，当时就在八路军总部的政治部中当组织部长。这个时候，他和邓小平的接触就很多了。为了了解父亲在八路军总部的情况，我特地去采访他。
王平老将军和我们家拐了好几个弯，带点亲戚关系，因此他对我很亲切。他老人家喜欢喝酒，素有“酒仙”之称，我去看他时，特地带了一瓶好酒送给他。王老将军看见我，高兴地笑了，看见好酒，笑得更开心了，故事，也就越讲越多了。
他说：“那时，中央在延安，我们前方总指挥部在三原的云阳镇。我们司令部一个单位，政治部一个单位，住在一起，吃大锅饭。我们政治部有一百多人，设有组织部、民运部、敌工部、总务处。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所以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邓管。”
他告诉我：“有一次，那是我们出发前的半个月，你爸爸找我去，说：‘离出发还有半个月，你可以到部队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部队接受改编后的思想状况，看看有什么问题。’”我去了三十军，见到萧克、李聚奎他们。在那里了解到，我们的部队对于改编成八路军，把红军的帽子换成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不满意，情绪还没有转过来，许多人把红星八角帽摘下来，悄悄藏起来。他们说：我们外面是白的，里面却永远是红的！回总部后，我把情况向邓汇报了，邓说我了解的情况很真实，很好。”
王老将军一边回忆着，一边对我说：“延安是后方，我们这里是前方，那时候正好是抗战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可真忙啊！我们要管人员的调动和分配，要管理干部，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要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要负责对日本人的敌军工作，工作非常忙。受抗战的影响，在共产党号召一致抗战的感召下，全国各地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都到陕北来，要求参军。来的学生可真多呀，所以我们组织部门特别的忙。我们政治部里，上面也来人，外面也来人，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忙个不停。八路军还办报纸，社论都要经过邓主任批准。我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连休息一下打扑克的时间都没有。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思想上，在组织上，在一切方面，为奔赴抗日战场做好准备！”
听着王老将军的话，看着他那微微泛红的脸庞，我的心，也禁不住为那高昂的抗日激情所感染。
王老将军顿了一下，继续说：“有一次，我们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开联欢会。国民党的军队衣服穿得很整齐，而我们的部队则衣服破旧。可是，我们的战士们又是唱歌，又是喊口号，一派士气高涨。相比之下，周围观看的老百姓都说：‘国民党的军队好看，不好吃；共产党的军队不好看，好吃！’那时候，老百姓害怕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们对群众是盛气凌人，又抢东西又抢人，所以老百姓一看见他们就跑。八路军改编后，虽然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但老百姓看见我们却不跑，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红军。”
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在气质上，在风格上，特别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就是这样的截然不同，差之千里，让人一看即知。
一样的军帽之下，同一个战场之上，本应共同浴血奋战，本应共同对抗强敌，然而，最后，这两支队伍，却走出了结果完全相反的道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立足点不同，因为他们最终的宗旨不同，因为领导他们的党不同。
当时，有谁能够预料，中国工农红军，这支来自贫苦大众、衣冠破旧而又装备极差的工农队伍，居然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下，最后登堂入室，夺取了天下！
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一派士气高昂，开始出发。他们向着东方，向着黄河，向着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华北大地，开始挺进。
9月初，八路军总部出发东进。
父亲说，他们在朱总司令率领下，从三原出发，先是骑马，在风陵渡东渡黄河，再到达山西的侯马。
在侯马，据王平将军讲，邓曾派他去部队了解情况，邓和他还在一个特务团召集的积极分子会上讲了话。邓讲的是形势，讲的是统一战线思想，讲为什么由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讲党的洛川会议精神。
9月21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乘火车到达太原。
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成成中学内。这时，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邓小平、徐向前等八路军和中共北方局的高级领导都已先后到达太原。在那里，真可谓济济人杰，云集一堂了。
在太原，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主要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方针。会议指出，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我党我军要准备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建立起很多根据地，这样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
9月23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山西五台县南茹村。从此时开始，八路军总部即设在五台县。父亲他们的政治部，设在临近的东茹村。
从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式进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投身于抗日战场的熊熊战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