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押到1号房间的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想在恐怖分子把他们绑起来之前，和队友砸碎厨房的窗户逃出去，但没能做到。他从厨房抄起来一把菜刀砍在一个恐怖分子的脸上，但另一个恐怖分子从他身后打来一梭子弹，将他齐腰打成了两段。恐怖分子们刚刚喘了口气，突然黑暗中一个血淋淋的躯体向他们扑来，他们着实吓了一跳，竟忘了马上开枪。身负重伤的魏因伯格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又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伤了另一个人的胳膊，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这伙恐怖分子的头目，穆罕默德·马萨哈德喘了口气，望着被7．62毫米枪弹打得遍体鳞伤的房间和死尸，望着手无寸铁的9名运动员，得意地向他的伙计们笑了笑：“黑九月又打了个胜仗了。
“黑九月”是由少数热衷于恐怖活动的人组成的一支“特种力量”，它组建于1970年。那年的9月6日至9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巴解派别连续劫持了4架飞机，有3架飞到了约旦，上面有300名人质，劫持者要求用以交换在瑞典、英国和西德关押着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叫约旦得罪透了人。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动用军队，将设在约旦的巴解总部和巴解武装驱逐出境，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一事件发生在9月。一些极端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成立了一个名为“黑九月”的组织，意欲对约旦进行报复。11月，“黑九月”的枪手将约旦首相刺死于开罗希尔顿饭店的台阶上，两个星期后，又在伦敦枪击了约旦驻英大使。
“黑九月”很快将枪口转向了以色列。1972年5月，4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把一架比利时民航客机劫持到特拉维夫，准备交换317名关在以色列狱中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记住这支部队，后面我们将为它花上整整一章的篇幅）突袭了飞机，击毙2人，生擒2人，反使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增加到了319人。随后，“黑九月”把战场转移到了慕尼黑，从而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两名逃出去的以色列运动员从意大利和南朝鲜代表团的住处报警。而马萨哈德正等着警察来听他开价：“以色列军政府”必须立即释放234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名单已经用英文打好。德国人也得放德国“红色旅”的头目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走人。上述要求必须在上午9点前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就要撕票。此外，在两国放人后，还要派3架飞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将在那里释放人质。
几千公里外，以色列被这记闷棍敲得头昏眼花。总理梅厄夫人急忙召集阁员商讨对策。这位“以色列的老祖母”原先喜欢把部长们叫到她家里开会，她给大家炖点鸡汤，边喝边商讨国事，她的内阁因而又叫“厨房内阁”。但这回她显然没有这个心情了——恐怖分子给他们端上来了一大碗胆汁。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以色列内阁决心坚持那个著名的，铁一般的原则：绝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让步，否则只会让恐怖分子干得更起劲，然后开出更加异想天开的价来。在西德总理勃兰特打来电话时，梅厄向他表明了以方的立场。但实际上，老祖母还是惴惴不安，她立即派摩萨德（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局长扎米尔将军带上局里的专家赶到慕尼黑了解情况。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还向德国人提出，以色列国防军可以派特种部队去西德，用以色列人的方式把问题解决掉，但波恩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了这个建议。
德国人在谈判——他们倒不在乎放掉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而且一上来就讲明了这一点。尽管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叫人为难，德国人还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拖延局面，一些高级官员，包括一名联邦部长、奥运村村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长还提出愿意用自己交换人质，但马萨哈德对他们不感兴趣。谈判时限被一推再推，到了晚上9点，“黑九月”成员终于降低了要求，只要一架客机载他们和人质去开罗，在那里，如果以色列仍不屈服，他们将处死运动员。
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已达成共识，绝不允许恐怖分子离开西德。德国人有自己的方案：当恐怖分子走向波音客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狙击手的瞄准镜内，在有利地形埋伏下高手，扣动扳机，如此而已。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书中是这样评论的：“德国警方接下来的表现真的可以写一本作战教材，题目叫做<如何搞砸一次人质拯救行动）——西德警方狙击手使用的是单发的狙击步枪，没有军队的支援，而恐怖分子则装备着自动武器（就是说，每人每分钟可以打出100发子弹）和手榴弹。狙击手们缺乏夜战训练，更有甚者，当时给狙击手作的战前简报中，竟说恐怖分子只有两名。扎米尔将军向德方提出了他们那个警察部队存在的问题，但德国人没有接受。那个夜晚，注定将令摩萨德的局长永生难忘”。
当晚10时20分，两架西德军方的贝尔205型直升机从奥运村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慕尼黑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那里有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在等着他们。与此同时，德国狙击手们也进入了作战位置。
直升机在距波音约100码处降落，马萨哈德带上3个同伙去亲自检查一下波音飞机有没有问题。大约过了五分钟后，他们开始相信德国人的“诚意”了。此时，5名西德狙击手从远处的黑暗中向他们开了火，却只打中了一个！其余的恐怖分子立刻躲进了直升机下的黑暗处，开枪还击。西德的直升机驾驶员们见势不妙，立即夺路而逃，但只有两人安然逃脱，另两人被打成了重伤。
双方对射了一个多小时，警方始终未能将恐怖分子从直升机下赶出来。午夜，德国人才终于决定让军方加入进来——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步兵发动攻击，“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们这时除了成仁已经没有出路了，他们在绝望下放弃了最后一个筹码：在装甲车开始推进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将手榴弹投入第一架直升机内，飞机，连同被牢牢绑在座椅上的5名运动员，瞬间燃烧成地狱般的橙黄色火球。几秒钟内，另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机里的4名运动员。
战斗持续到凌晨1点半，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3名被擒。9名运动员全部遇难。
震怒的以色列立刻做出了反应：以色列空军受命执行“刚强六号”行动，鬼怪式”战斗机轰炸了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基地，意在向巴解表明，任何慕尼黑式的杀戮都必将受到成倍的报复。然而就在此时，“黑九月”又在欧洲出手了。9月10日，以色列驻比利时使馆的年轻外交官奥菲尔——真实身份是摩萨德特工，任务是渗透在欧洲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被人在身上打了4发子弹，但他最后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天后，一名叙利亚广播记者卡努在巴黎被“黑九月”的行动组枪杀，据说他是摩萨德的线人。
这些接踵而至的，迅速行动充分表明以色列面对的是一个多么训练有素和手法高明的组织，坚强、残忍、绝不低头。更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以色列最脆弱的环节，正一点点地在这颗用常规战争无法砸碎的坚果上钻一个洞。从以色列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生畏，同时也是必须除掉的敌人。
摩萨德在梅厄总理的直接指示下，迅速派出了一个5人小组潜入欧洲，寻找并处决与慕尼黑事件有关的“黑九月”分子（这个小组经过漫长的两年追杀，除去了名单上的8人，自己也有3人丧生）。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于9月16日发起“动乱四号”行动，试图摧毁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的基地。但“黑九月”并没有停止活动。短短两天后，他们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向以色列各驻外机构发出了7封炸弹信件，以色列驻伦敦使馆农业参赞阿米·沙苏里遇害身亡。“黑九月”甚至还跨过大洋开辟第二战场——给美国总统尼克松以及他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寄去了炸弹信。然而，真正促使以色列人下定决心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还是慕尼黑：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波音727班机。’两人的要求很简单，西德必须立即释放在慕尼黑事件中被俘的3名恐怖分子。几个小时后，这3个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然后，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搭上飞机，去了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这件事给以色列已经被撕裂的伤口上又抹了浓浓的一把盐——以色列终于下定了决心：以牙还牙。
在以色列国防军特别行动部门中，几年以来一直就有一个突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计划，但起初它的胃口并不大，仅仅是想摧毁巴解设在那里的兵工厂和弹药库。而且，出于政治考虑，这一计划也仅仅只是纸上谈兵。
但现在，慕尼黑事件使这个计划又重新启动起来。根据梅厄总理“从现在开始，以色列将发动一场捕杀恐怖分子的战争，无论他们藏匿于何处……”的指示，这个方案立即被提交到国防军总参谋部。一时间，以色列各支特种部队都争着要把这项任务拿到手，因为，深入虎口拔牙，这将给无论哪一支部队的战史都可能写上最炫目的一笔。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当然希望总参侦察营去创造这个奇迹，这支部队在当时极少数知道它的人中间被称为“总参谋长的孩子”。然而，海军突击队（第13中队）的齐夫中校提到了他的部队；这支同样是战功彪炳的部队毫无疑问有着完成任何任务的能力。（有种非正式的说法称，慕尼黑事件之后不久，海军突击队就曾远赴“黑九月”涉足的几个国家搜集情报。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黎巴嫩当然更是重点）。此外，中校在向总参谋部申请时特别争辩道：既然巴勒斯坦人在那些兵工厂里生产水雷，那么，这无疑是个海军的活儿。还有伞兵旅（第35空降步兵旅）侦察连，总参谋部不应该忘记这支部队5年前炸掉了贝鲁特国际机场上的13架飞机。
恰在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戏剧性地搞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地址：
一、西贝鲁特喀土穆大街上一座7层的大楼，巴解民阵首领哈瓦特梅赫的总部。这座楼同时还是公寓，住着约150名巴解民阵的人员。
二、维尔丹大街上两座豪华的公寓楼，楼内住着3名让以色列分外眼红的人物：
穆罕默德·纳赛尔，更多地被称作阿布·尤素福，“黑九月”头目之一，慕尼黑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此外，他还是巴解各派武装中最大的一支——“法塔赫”的情报和特别行动部门首脑，领导着在全世界范围对以色列进行的袭击。在巴解领导层中，他可能是第三号人物，已婚，有一个15岁的儿子。
卡迈勒·阿德万，工程师出身，“法塔赫”科威特支部的创始人，负责巴解在以色列占领区的破坏行动，已婚，有两个孩子。
卡迈勒·纳赛尔，巴勒斯坦基督教徒，诗人，贝鲁特大学政治学博士，1969年成为“法塔赫”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一年后任巴解官方发言人。
两个卡迈勒住在同一栋楼的两层，阿布·尤素福住在街对面的楼里。情报部门还搞到了他们的相片和住宅楼蓝图。
这份情报平息了各支特种部队间的争吵——总参谋部立即提出扩大打击范围，将矛头直指上述巴解首脑。像多年后的入侵黎巴嫩战争一样，少数恐怖分子酿出来的苦果，要由整个巴解来吞咽。1973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给这次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陆特种联合作战起了一个不带半点人间火药味的代号：“少年之春”。
这个国防军成立25年来，最雄心勃勃的特种作战计划包括五个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行动，每个行动都有一个女性化的代号：
阿维娃：突袭维尔丹大街上的公寓，处决阿布·尤素福、阿德万和纳赛尔。由总参侦察营执行。指挥官是营长埃胡德·伯鲁格。
吉拉：摧毁位于喀土穆大街上的巴解民阵总部大楼，由伞兵旅侦察连执行，指挥官是伞兵营长阿姆侬·沙哈克一利普金中校（阿姆侬在1995年出任国防军总参谋长）。
瓦尔达：摧毁“法塔赫”负责在以境内进行破坏活动的指挥部，还有一个生产炸弹和枪械的工厂，由齐夫中校的海军突击队去完成。
济拉：由海军突击队的一部负责摧毁“法塔赫”在贝鲁特港北部的一个军火仓库。
耶胡迪特：由阿莫斯·亚侬中校指挥伞兵侦察连一部，在贝鲁特和西顿市之间发起一次牵制’性攻击，并摧毁“法塔赫”在那里的一处仓库。
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担任行动总指挥。
当这份沉甸甸的计划交到梅厄总理手中时，她曾一度想起“自杀”这个词，尽管她是主张对阿拉伯人的“哪怕是最小的一次攻击”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的以色列领导人之一。但报复是一回事，打到人家的首都去是另一回事，而孤注一掷地出动几乎是所有的精锐特种部队，到黎巴嫩的首都去则又是一回事。1973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受到内战的蹂躏，仍当之无愧地扮演着东方巴黎的角色，街市上游人如织，美女如云。然而，作为黎巴嫩的首都和经济中心，这座城市同时又驻扎着政府军的重兵和警察部队。退一步说，就算黎巴嫩政府军和警察的战斗力颇值得怀疑，但巴解自身就是一支任谁都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自从侯赛因国王将巴解逐出约旦后，巴解总部便迁到了贝鲁特，三年以来，这座城市已被巴解经营成了一个要塞，城里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军工厂、训练营、弹药库和工事，随处可见身着绿军装、受过正规苏式训练、肩挎AK-47冲锋枪的巴解战士，这绝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准正规部队。以色列不可能派一个军团到那里去（尽管它后来在1982年这样做了），“少年之春”只能是一次由少数部队进行的迅速、分散、精确和秘密的突袭行动。以色列当时还没有与贝鲁特的基督教民兵建立联系，突击队到达后将绝对孤立无援，万一计划出现任何漏洞，或是情况出现未能预见的变化，仅仅几十名突击队员可能连个水漂都打不响就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