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特种部队历史悠久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1952年4月10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万将军建立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1952年6月20日，陆军第10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1953年9月25日，又成立了第77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1957年，第1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58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1961年9月21日，第5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CIDG），1961年到1965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80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它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1971年4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它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1980年4月24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1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8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1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1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
1982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到1983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6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1983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237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1984年1月1日，在国会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与此同时，国会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1985年10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1986年出台的《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
1986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5月15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它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议，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1986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威廉·J·考文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反对这两个议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成立一个由三星上将领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国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尽快推动新机构的建立，国会希望由一名四星上将作为领导。一些退休的将军和军官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已退休的陆军少将理查德·史考兹的理由最具说服力。史考兹曾任美军在格林纳达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他回忆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中，因为传统的部队领导不能正确使用特别行动部队，不允许他们使用特别手段，造成了特种部队较高的伤亡。他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还私下里与几个参议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仔细讲述了在格林纳达出现的问题。
参、众两院各通过了改革特种部队的议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两个议案进行协调。与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特别作战司令部，由一名四星上将任司令；设一名特别行动和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同级别的低度冲突部；并制定一个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财政计划（MFP-11，被称为“特种部队支票簿”）。关于由文职人员领导的代理机构方案，众议院勉强作了让步，但坚持MEP-11财政方案，以保障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最后的议案，作为1987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附本，以《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的修正案写进了法律。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国会要求总统成立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国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正视过去失败的事实和新的威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执行新的法律，国会随后又通过了两个附加法案，以确保新的法律能正确实施。
新的立法确保在几个方面加强特种部队。一经实施，MFP-11财政计划保证，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特种部队具有较充分的财政自决权。此外，由一个司令指挥各兵种的特种部队，将极大地增强特种部队间的相互协作性。最终，一名四星上将和一名特别行动与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使特种部队在国防部最高级别的首长联席会议上有了一席之地。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组建颇具传奇性。为了尽快解决人员和场地问题，国防部决定撤消一个当时的司令部。美国作战准备司令部在早期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部门，根据《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它原有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而且它的总司令詹姆斯·林德塞有一些指挥特别行动的经验。1987年1月23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正式向国防部提议，将作战准备司令部改建为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
1987年4月13日，罗纳德·里根总统批准成立新司令部。4月16日，国防部宣布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并向参议院提名林塞德将军为第一任总司令，参议员对这一提名没有任何异议。
1987年6月1日，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举行了庆祝成立大会。国防部长助理威廉·塔夫特和安德迈·威廉·J·考文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两个人当初对《努·考安修正案》的态度截然相反。在讲话中，安德迈·威廉建议林德塞将军的新司令部，与军队的主流保持一致，他说：“在特种部队和其它部队之间，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隔阂，有些人希望这些隔阂变得更深，现在，我们首先是要打破它们，其次，要教育所有官兵，要使他们认识并理解到做什幺、为什幺要这样做和这样做的重要性。每一支部队都要竭尽全力，以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林德塞将军知道，鉴于国防部此前对建立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态度，采纳这一建议将会是一个挑战。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历任总司令：1987年，从首任总司令林德塞将军开始，迄今已有7任总司令：
詹姆斯·J·林德塞（1987年4月16日～1990年6月27日）；
卡尔·W·史延纳（1990年6月27日～1993年5月20日）；
华纳·A·唐宁（1993年5月20日～1996年2月29日）；
亨利·H·萨通（1996年2月29日～1997年9月25日）；
彼德·J·斯古梅克（1997年11月5日～2000年10月20日）；
查尔斯·霍兰德（2000年11月至今）。
每一任总司令在任期内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自成立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前苏联解体、美军缩编、出现新的敌对国家、地区不稳定因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量增加等等，特种部队担负着越来越艰巨的任务，常规部队、美国驻各国大使和其它国家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特种部队。
按1987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手册》71～81页所描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职责，是完成所担负的常规任务，在总统和国防部长的直接授权下，计划和领导特别行动。主要任务是：最后两项任务，“根据MFP-11财政计划，提出、落实预算计划”和“发展、实现特殊行动所需装备、材料、供给和服务保障”，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比其它任何一个联合司令部都特殊，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它拥有相应的权力。国会赋予特种部队司令部异乎寻常的权威，它能够独立控制特种部队的结构、装备和资源。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结构，是首任总司令林德塞将军建立的，它沿用了典型的“联合首长”制。1988年6月，他对这一结构做了两处调整：J8（资源）首长负责执行MEP-11财政计划，增设J9首长，负责心理战和民间事务。
对司令部任务的陈述，涉及地理政治学的变化。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对特种部队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反映出特种部队大量参加维和与人道主义援助的新特点，1993年，唐宁将军修订了特种部队司令部的行动纲领：“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随时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领导特别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行动，服务于地区作战司令、美国大使及所在国家军队和其它政府机构。”
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中，还增加了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战和控制冲突，加强了防御措施，增加了反恐怖主义的任务。为了更有效地使用特种部队，萨通将军继续对司令部的任务、目标和前景进行了修订，1996年10月，他对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做了较小的变动：“在和平时期和战时，为国家总指挥权、地区作战司令、美国驻各国大使，及所在国家军队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领导特别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行动。”
1997年10月1日，萨通将军荣升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新当选的总司令斯古梅克将军继续了对行动纲领的修订，他为特别行动部队提出了新目标：“要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有能力、适应性最强的特别行动部队，立志拥有最卓越的官兵和最高的专业水准。”
尽管不断修订，行动纲领的本质是保持不变的。但对于司令部总部的结构，斯古梅克将军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前任在机构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如合并职能相似的部门、实现流线型办事程序和重组人力资源等。作为一个前下属部队的司令，斯古梅克将军认识到，司令部总部没有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关键的部门，而那些被忽视的部门才是特种部队的核心所在。他大胆撤消了传统的“J-首长联席制”，将作战与后勤部门合并为5个“完美中心”，每个中心各由一名一般军官、高级军官或高级文职执行官负责。重组保证了司令部总部的工作以战略作战为中心。J3和J5处合并为行动、计划和政策中心（SOOP）；作战模拟和准备处（J7）与计划和审计处合并为军事结构、准备、资源和战略评估中心；情报和信息行动中心（SOIO）包括命令、控制、通讯、计算机和资讯系统处（J6）、情报处（J2）和信息行动处（J3）；准备中心和后勤处组成了特别行动后勤采购中心（SOAL）；指挥服务中心包括人事处（J1）和特别参谋办公室。重组后的司令部总部确保各种资源的合理应用，使它能更好地为特种部队、地区总司令和美国驻各国大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