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支部队的人员，均可从联邦边防警察部队的现役人员中直接招募，而最初的武器的配备却没有如此便利条件。当时联邦德国所有武器库里的枪械，竟然没有一件适合这支特种部队使用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将边防第九大队武器的采购转向市场，寻求最佳的产品，同时与工业界通力合作以研制专用武器装备。以手枪为例，由于英国安全部队在与“爱尔兰共和军”的交火中，手枪经常发生卡壳现象。有鉴于此，边防第九大队首选了稳定性较好且故障率较低的“史密斯和文森”型手枪。JL年后，厂家根据部队的要求又研制出“赫克尔与科赫”P7型手枪，这种操作简便的射击武器后来成为边防第九大队手枪家族的利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边防第九大队又引进了奥地利科劳克公司的17型枪，存弹17发，威力极为强大。
由于边防第九大队的任务范围广泛，从一开始便把营救在海外的德国公民包括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因此，边防第九大队必须采用功率极强的通讯器材。在这种情况下，博世、电信通讯及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无线通信设备组合便成为当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德国边防第九恐怖大队，在德内部称为“边防第九旅”，“边防第九大队”，简称“GSG9”。共有队员约350名，编成多个战斗组，它始终处于临战状态，在人员上、技术上及战术上己全部实现了现代化，战斗力极强，是一支世界闻名老牌特种部队，特别令人称道的是，甚至以色列也曾请求边防第九大队给予协助。
在对敌情研究方面，边防第九大队也时刻牢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真理。边防第九大队非常重视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研究，且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像卡洛斯·马里希海勒的恐怖理论手册、乌尔雷克·曼霍夫的文章、“赤军”的小册子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文章等都是其收集的对象。这种广泛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认清敌人的强处与弱点，以便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使边防第九大队保持优势。这不仅涉及战术领域，同样也涉及到装备采购。与此同时，边防第九大队还系统收集和分析了一些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德国领空上的所有飞机建立了一个资料库，配有各架飞机的精确图纸。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根据分工，边防军第九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因此，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和保护国宾，以及德国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三、摩加迪沙行动
1977年，德国恐怖组织“赤军”在德国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4月7日期，联邦总律师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及其司机被暗杀。7月30日，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也成为牺牲品。9月5日，“赤军”再次劫持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勒耶尔，并杀死了他的司机和四名警卫。德国民众因此人心惶惶，联邦政府发誓要全力打击恐怖主义。边防第九大队终于可以出手了。
除了魏格奈尔，恐怕再没有人能够描述这惊心动魄的1977年秋天了。
“9月5日，随着施勒耶尔在科隆遭到劫持的消息，命令立刻传来，要求迅速将边防第九大队派往科隆。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内政部长魏尔纳·曼霍夫固执已见，我们不得不依命行事。三个特种小组挤在科隆警察局的院子里原地待命，我独自走进指挥中心，发现那里一片混乱。联邦内政部长和北威州内政部长正吵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人顾得上向我们交待什么。我向联邦内政部长建议：将边防第九大队人员撤回驻地，反正从驻地到这里只需一刻钟时间，而且，在驻地待命对准备工作及形势判断更加有利。部长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们很快采取了搜捕行动，科隆的一切可疑地点都是我们搜索的对象。每天我都要前往哥德斯堡的联邦刑事警察局指挥中心，那里聚集了所有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而边防第九大队人员，则在哈格拉尔驻地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回家。
10月13日，汉莎航空公司‘皇冠’号客机被劫持时，我们正好与刑警同事一道，在科隆大学对一幢公寓楼里约2000个房间进行搜查。有证据表明，施勒耶尔曾经被扣留在这里，因为，在地下车库里我们找到了绑匪的车。就在这时，我接到联邦总理府下达的命令，要我立即停止行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我的人才向我报告说，一架德国飞机被劫持了。由于应对反劫机行动我们需要准备另一套装备，因此，我立即将部分边九人员撤回驻地并更换装备。接下来，我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带谁去。对攻击一架波音737飞机需要多少作战力量，我心里有数，连专家在内，里里外外应不超过70人。但向留守人员讲明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登上了科隆至塞浦路斯拉维卡机场的飞机，这架飞机是根据与汉莎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专供我们使用的。联邦刑事警察局也派来专家与我们同行。为弄清是谁劫持了这架飞机，我尝试着与塞浦路斯机场的地面调度中心进行联络，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对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我们从窃听被劫持飞机与塔台的对话里才得知，劫匪是阿拉伯人，其中一个人还是女的。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还试图返回德国。
我建议危机指挥部允许我们留在这个地区，因为，被劫的飞机有可能在附近的任何一个地方降落。我首先建议驻扎在以色列，但这必须穿越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当时，中东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这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好在我们后来与土耳其达成了协议，可以飞到安卡拉并首先驻扎在那里。土耳其向我们提供了全力的支持，德国武官也来照料我们。我们被允许在机场上自由活动，甚至可以跟土耳其士兵踢踢足球。在这种时候，我必须让我的人忙碌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让所有人员检查并清洗枪支。这些活动多少能让我们保持紧张的状态。
由于巴林和科威特拒绝了劫机犯的降落请求，被劫持飞机最后降落在阿联酋首都迪拜。我和几位同事立即乘坐联邦政府派来的一架小型喷气飞机飞往迪拜。
阿联酋国防大臣沙耶希，穆罕默德作为行动指挥坐镇塔台。他是一位年轻的大臣，毕业于英国的军事学院，我们是同学，期间关系还相当不错。可沙耶希却马上告诉我，他不会同意让我行动的。我对此立即表示反对，称这种事你们干不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并请我看看他们由英国顾问培训的部队。此时，这支部队正好在海湾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进行行动前演练。我认为，‘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不可能令人信服，一旦劫持者开始枪杀人质，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后来，‘皇冠’号飞离迪拜，使得我们未能在那儿解决这次危机。幸运的是，当劫持者站在舱门时，我们拍到了他们的相貌，其中三人的特征非常清晰。德国联邦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根据照片，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劫机为首者佐汉·尤素夫，阿卡什的具体情况。几个月前，他在伦敦的兰斯特饭店射杀了北也门前总理阿朴杜拉·阿尔·哈贾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此外，从舒曼机长在从飞机带下来的垃圾中放进四根新的香烟，安全人员判断这暗示着共有四名劫机犯。
没过多久，飞机开始在也门的阿登机场降落。起初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只知道这种老款的737型客机的续航力非常有限，只可能在也门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索马里降落，不大可能飞到利比亚。
由于搭载边防第九大队人员的飞机不能进入也门，只能继续在安卡拉待命。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补给和照顾，我命令飞机转移到科里塔北约基地。与此同时，我们乘坐总理府秘书长维什涅夫斯基的飞机前往德基达。维什涅夫斯基试图通过沙特向也门政府施加影响。但方案尚未实施，由于舒曼机长被枪杀，也门政府强行要求飞机离开。第二天上午，‘皇冠’号再次起飞。我们再次陷入思索中，他们的下一站目标会是哪里？两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他们要飞往索马里。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沙特经常向索马里提供援助，沙特政府与索马里政府具有良好的关系。不久，索马里政府同意飞机降落。
劫持者从一开始就在摩加迪沙机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舒曼机长的尸体抛到了机外。这个错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尸体是不净的，对一个伊斯兰国家来说这是巨大的侮辱。因此，尽管劫机者也是阿拉伯人，但索马里人并没有对他们表示欢迎。当然，此时，沙特的说服工作也发挥了作用。
当我们到达摩加迪沙时，会谈已经准备开始了。维什涅夫斯基立刻拜访索马里总统西阿德·巴里。而我则和现场的一名行动指挥官，即一名中将进行了交谈。他的神情非常紧张，尽管他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却不断在那里嘀咕，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问他是否拥有一支相应的部队，‘你们有经过训练的人吗？’他回答，有一支突击营。我继续问他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不，还没有，但我们的人从早上起已经开始训练了。’这是一个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必须从他那得到行动许可，而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相信，他介于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要求那些在西阿德·巴里总统专机上进行训练的突击队员，学做一遍我手下两个人做的动作，他们没能完成，而这只是一些小训练而已。另一方面，从生理条件上讲，索马里人身材比较矮小，没有强壮的身体素质，体能较差。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配备特种武器，连梯子都没有，他们根本完成不了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为此，我建议将军立刻赶往总统那里。维什涅夫斯基也要求这个任务由我们来完成。
就在同时，根舍外长就解决人质危机传来紧急口信：‘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可能，并在危机指挥部约见了索马里大使，我把与施密特总理谈话的内容向他做了转达。我对他说，他应该立即与西阿德，巴里总统取得联系，并征得总统本人的同意，我们要求派一支特种部队前往摩加迪沙，这支特种部队能够解救在那里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