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初，马化龙在大胜之后，主动把宁夏府城、灵州城和道、府、州大印一起退还官方，并向清军捐纳银粮，还把自己的名子改为“马朝清”，以示忠于清廷，永不再反。而新任宁夏将军穆图善也无志战斗，也借此极力主抚，于是宁夏抚局告成。马化龙心里明白，朝廷的招抚不过是骗局，因为当时“大军方萃力攻平凉，势难兼顾，姑许投诚，以事羁縻”，完全是权宜之计。这给回军争取到了休整、补充和修筑堡寨的宝贵时间。果然，就在宁夏抚局办成之后月余，清廷就把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大将左宗棠从海防前线闽浙总督调到西北担任陕甘总督、督办甘肃军务、钦差大臣，并调动湘楚等各省援军，策划对西北回族人民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左宗棠决定分三路大军西征：南路由秦川、巩昌，进取河州；北路由绥远、花马池，进取灵宁；自统老营由平凉进驻省城兰州居中指挥。因为陕甘各地回军皆以宁夏马化龙为“向背”，金积堡实际上是西北各路回民大军的神经中枢，所以左宗棠决定先集中主力剿办北路的宁夏。对宁夏的军事行动也兵分三路：以湘军大将、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为主力，由定边、花马池直指金灵；以固原提督雷正绾和川军提督黄鼎为中路，从固原、镇原北上；以署宁夏将军金顺、豫军提督张曜为北路，专办河西府城一带。三军战役目标锁定金积堡。在清军新攻势的压力下，陕西回军“十八大营”纷纷退往宁夏地区，与马化龙领导的宁夏回军并肩迎接新的战斗。八年（1869年）夏，刘松山率老湘军进逼灵州地区，所到之处，对回族军民实施大屠杀，并派军队和强迫汉民抢收回民的庄稼。对于湘军这些野蛮的行为，就连督办甘肃军务的穆图善和绥远城副都统定安等高级满员都感到做得过头，担心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因而急忙分别上疏，指控刘松山的湘军在金灵地方“不分良莠，肆行杀戮，以致降回疑惧，陷城掠粮”，“激其走险，恐难收拾。”宁夏抚局终被打破，马化龙被迫再次领导广大回民进行自卫反击。马化龙从金积堡保卫战的战略上考虑，再次占领灵州城，并派陕西回军马彦虎、李正荣等部南下攻打固原州城，以牵制清军的行动，并邀陕西回军白彦虎、马生彦等部驻守金积堡一带，准备与清军展开金积堡决战。不到一个月时间，清军刘松山、雷正绾、周兰亭、简敬临、张福齐等各路大军均已进逼金灵地区；金顺、张曜也控制了河西地区，第二次形成对金积堡夹击的态势。但是，广大穆斯林为了保卫回军大本营，保卫自己的家园，在金积堡保卫战中，人无分男女，年无分老幼，教无分老新，全民动员，堡寨为战，村户为战，人自为战。经过不到二个月英勇顽强的战斗，就于次年正月十四日，把清军宁夏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刘松山击毙于阵前，打退了清军的攻势，取得了金积堡保卫战的首战大捷。左宗棠又保荐由刘松山侄儿刘锦棠接统湘军，负责全权指挥宁夏战场。刘锦棠为报家仇，对金灵回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和疯狂的屠杀。但是，在回军的坚决抵抗下，清军进攻接连受挫，军事上没有更大进展，至使清廷气急败坏地给左宗棠以“降三级留任的处分”，指责他“统厚兵、授重权，每年耗银八百万两，时至今日，连区区金积堡一偶之地亦久攻不下。照此下去，竭尽东南数省之脂膏，年复一年耗此钜帑，岂能日久支持。”还要他“扪心自问，实负朝廷重托。”左宗棠不顾一切，严令清军限期拿下金积堡。九年十月初，清军艰难的攻下金积堡周围大小堡寨一百多处，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四面合围。数万清军所围攻的金积堡城，周长仅九里余，城墙壁长四丈，厚约三丈许，四周环濠，堡中有堡，名叫：“保生堡”，是马化龙的指挥部。此时，陕西回军或南下河州，或投降清军，堡城内的回军人数有限，老弱伤病和妇乳居多，而且被围困日久，粮草断绝，“人皆以树皮、草根杂以牛皮、死尸为食”，但仍然拆毁房屋，以“木石纷投，间以火球（用乱麻杂草为球浸以油），以至顷倒热汤、麦粥和锅碗盆缸、箱柜桌凳等，甚至以死尸投击”，视死如归的惨烈之状人间希见。为了挽救堡内同胞的生命，马化龙于十月十一日，自缚只身到刘锦棠大营请降，“恳求曲宥族众”，愿“以一人之身抵罪”。左宗棠立即密陈朝廷，认为“马化龙稔恶三世，从宽必滋后患”，应“立杀无赦”。朝廷也认为：“该逆狼子野心，屡降屡叛，此次如有乞降情事，恐系缓兵溃围之计”，不能“堕贼诡谋，致贻后患”。
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1871年3月3日），刘锦棠将马化龙父子亲属二十二人凌迟处死于吴忠堡北门外四旗梁子地方，哲派后人为了纪念马化龙，称他为“十三太爷”。同时被杀害的还有马化龙亲族1800余人。
董福祥
董福祥（1839～1908），清末著名将领。汉族。字星五。固原州（今宁夏固原县）人。张俊（1841～1900），清末将领。字杰三。李双良（1840～1922），清末将领。字桂臣。董、张、李3人是固原小同乡，结拜兄弟，同任哥老会头目，一起举旗反清，同时归降清军，部众被改编为清军“董字三营”，分任营官。在清军中再次并肩战斗，同受升赏，一同成为清末的著名将领。
董福祥出身于西北黄土高原穷乡僻壤的固原毛居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会首，福祥从小没有很好读书，而常出没于帮会、赌场，并谈兵习武，广交江湖侠义之士。同治初，西北回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斗争以后，董福祥利用父亲的社会关系，乘机自立山堂，发展“哥弟”，“收集逃亡”，组织汉民民团，“以保卫桑梓为已任”，对抗官军，支援回民军的斗争。同治三年（1864年）5月以后，陇东地区各股民团推举董福祥为团总，李双良、杜乃子为副，拥众数万人马，以安化（今甘肃庆阳）一带作为根据地。他提出“反清抗暴，保卫家乡，有饭同吃，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与回民军达成协议，互相配合，共同与清军作战，成为陕甘交界地区一支势力强大的汉族反清武装集团。五年（1866年）10月，当张宗禹率领西捻军打进陕西以后，董军又与捻军联合作战，把大本营迁至靖边县镇靖堡，反清烈火燃遍陕北，队伍扩大到20万之众。曾攻占甘泉、安塞县城，威胁延安府城，对捻军东渡黄河，打入晋省，逼威清廷京畿的军事行动，起到了支援的作用。当西捻军的斗争失败以后，董福祥部便成了清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形势对其越来越严峻。而董福祥没有失去信心，仍坚持联合回民军，主动出击，继续活跃在陕甘大地上，其时部队“众常十余万”，自称“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七年（1868）11月，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部进驻西安，筹划分南、北、中三路进剿陕甘回民军。提督刘松山是左路军的主力，统老湘军劲旅为北路，由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渡河进驻绥德，开始“先平土匪”（指董军等部汉民团），待肃清陕北以后，再挥军宁夏金灵，后剿“回匪”的军事行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打败董军主力李双良、张俊等部，刘松山亲督马步主力直逼镇靖堡。董福祥父亲董世猷和哥哥董福禄无力抵抗，只好识时务开城迎接刘军，“率众归诚”，并传信严饬儿子归顺朝廷。十二月二十四日，董福祥终于率张俊、李双良各部约十万乌合之众向清军投降。经左宗棠批准，刘松山择董部精壮者，按湘军编制改编为三个营，授董、张、李三人均为五品军功，董福祥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号称“董字三营”，全营兵、夫约二千人。另外，又挑选三千人充当湘军运夫，其余大部均就近安置在陕甘交界地区耕垦自谋生路。
董福祥部降清，不仅为湘军扫清了进攻宁灵的通道，而且使马化龙领导的回民抗清军失去了一支强有力的盟军，更为严重的是，骁勇善战，熟习地情的“董字三营”，反过来却成了对付回民军的强劲敌手。8月，刘松山以“董字三营”为向导和先锋部队，开始征讨宁夏的战役。先在灵州外围与陕西回军的战斗中，董部打仗十分卖力，并在进攻吴忠堡的战斗中，他与张俊都带伤坚持不下火线。这时，董军并未引起左宗棠的重视。而刘松山通过实际考察，已看到了董福祥的忠勇可靠，所以在后来攻打吴忠堡一带的战斗中，往往一改让董部担任“策应”、“跟应”为担当正面主攻的任务。直到12月11日，在波浪湖大战中，由于董部冒死绕至长墙卡后偷袭回军，为夺取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董在肉搏战中，虽然右肘被枪子洞穿，仍然指挥若定。左宗棠得报后才真正改变了对董的不信任态度，在给刘松山的信中说：“董福祥既能奋起杀贼，殊甚嘉赏”，还同意将董部正式编入官军册籍，增编马队七十名，“董字三营”从此变为清军的正规军，在攻打金积堡的战斗中充当了急先锋。九年（1870年）2月14日，刘松山不听董的劝告，亲自前往招抚训话时，被暗枪击中要害，在弥留之际，他招董入帐说：“悔不听尔之言，致贼中要害。吾死矣，三湘子弟随吾深入不毛，犹子锦棠于军事，尚有经验，可辅则辅之，不然，尔自为之。”董也流泪说：“不敢有二心。”刘松山死后，侄儿刘锦棠接统湘军，他尊老帅之言，更是遇事必向董福祥问计，甚至在私相见时，“必以父执之礼尊之”。董福祥也誓为知已而死，成为陕甘回军的一大克星和死敌。12月，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回民反清斗争最终失败了，董福祥由五品军功“超授都司”、赏戴花翎、加副将衔。张、李都有升赏，“董字三营”成为清军的主力部队。
同治十年（1871）12月至光绪元年（1875）1月，董福祥继续追随老湘军，在刘锦棠的指挥下，先后参加对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宁、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撒拉、回族穆斯林群众反清运动大力征剿，又积功先“以游击留于陕西尽先补用并赏给二品顶戴、二品封典花翎”。同时，“张俊并赏花翎，赏给果勇巴图鲁名号。李双良以游击留陕西尽先补用，并赏参将衔。双良赏戴花翎。”不久，董又被“擢升为参将”、“荐保提督”，其“董字三营”已扩军为马步九营，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
光绪二年（1875），为了斩断英、俄帝国主义势力和阿古柏侵略者伸向新疆的魔爪，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大军西征。刘锦棠统领老湘军马步二十四营为西征大军主力，“董字三营”充当老湘军的先锋部队。此时董福祥和张俊、李双良都已被提升为副将，他们各率所部，行进在西征大军的最前列。新疆北路光复后，董福祥“赏记名总兵，并授阿尔杭阿巴图鲁名号。副统领张俊，亦赏记名总兵和正二品封典。”因左宗棠奏请，又加董福祥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
三年（1877）春，清军开展征服南疆的军事行动，左宗棠命刘锦棠一部攻打南疆锁钥达板城，张曜、徐占彪两部合攻吐鲁番，然后三路会合夺取托克逊。当时，董福祥部副手、总兵张俊已着手另行组建“定远三营”。董、张二部仍归刘锦棠统一指挥，继续担当先锋队的任务。四年（1878年）一月，正式宣告结束阿古柏在新疆长达十三年的反动统治，粉碎了英、俄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董福祥在整个西征战斗中，“战无坚阵，攻无完城，和阗之复，专军攻取，厥功尤伟”，“由是董军名震西域”。为此，清廷加封他云骑尉世职。张俊亦赏穿黄马褂，李双良等部将都得到升赏。董福祥率部由和阗移驻喀什噶尔，总统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军。为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做出了贡献。董福祥、张俊、李双良被赏头品顶戴，李双良赏加总兵官衔。董福祥从此在新疆渡过长达十六年的守卫国门的戍边生涯。十年（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于南疆重防阿克苏设立军镇，任命董福祥为首任镇守总兵官。十六年（1890），升任喀什噶尔提督（原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实为新疆提督），统率全疆兵马，成为西陲国门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董福祥终于登上了清廷武将大员的高阶，并为造就一支西北武装——甘军，打下了基础。张俊也以提督衔被任命为甘肃西宁镇总兵官。李双良辞职，回到宁夏灵武王洪堡（今灵武崇兴）建府居住。
二十年（1894），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办六旬庆典，光绪皇帝颁谕旨，钦点各省文武大员41人进京，作为全国军地的代表参加贺寿大典活动，董福祥赫然荣列其中。在京时，董被赏加尚书衔，命他回甘肃省招幕旧部马步十八大营，移驻通州（今北京通县），担任京津防务。就在这期间，甘肃爆发了“河湟事变”，西北回民大有再燃反清烈火之势。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大局尚未全部了结，大量东调陕甘兵仍留驻内地，甘肃防务十分空虚，陕甘总督杨昌浚电奏朝廷：“请饬董福祥率全部星夜回甘”。清廷任命董以喀什噶尔提督身份督办甘肃军务。董福祥于二十一年（1895）9月离京开赴甘肃，采用“以回制回”和“以抚为主，剿抚兼施”的策略，旬月之间河州地区反清运动就被迅速讨平。为了稳定陕甘局势，清廷改任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由张俊接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第二年3月，董福祥又用两月时间，再次平定了青海，震撼西北的河湟事变，全部告平。因此，清廷加封他太子少保衔，并赏赐骑都尉世职。董福祥终于爬进了清朝统集团最高核心圈子的边缘，逐渐成为“两宫”信赖而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和柱石。
二十四年（1898），清廷再次调董福祥甘军移防近畿，成为镇压戊戌维新运动的帮凶之一。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复出“训政”，由太后心腹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领导组建武卫新军，用以支掌清王朝将倾的大厦。武卫新军共编五军：甘军列为武卫后军，董福祥任统领，驻防蓟州，兼顾通州，拱卫京师。张俊任武卫全军翼长。可见此时甘军的地位不仅已是朝廷直属的精锐之师，“心腹劲旅”，被“太后倚若长城”而且董福祥、张俊等高级将领已成为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关键人物了。董福祥个人享受的荣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享有在“紫禁城内骑马”和“穿貂嗉褂”的特权和殊荣。他已钻进了后党核心圈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