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思书斋
现代生活已迈入高科技，而讲究科技，往往容易使人迷失在制式的度量中，比如：求学时总是在乎成绩高低、专业出路的好坏；求职时也会在乎收入的多寡、升迁的快慢。当一切标准都被量化时，心中的尺度就如一把弹簧秤，时时评量着所获得的报酬，一旦弹性疲乏，人生准则即顿失依止。
在追求效率之下，人与人或人与事的接触、变化，都在瞬息之间。还有更多人因面对丰富多元、快速变迁的社会，而行为处事却有太多模糊的标准，以至于无所适从。如何在快速短暂的时间中，应对进退都能表现得体，展露个人风范？这需要长期的人文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显现出与人和谐、对事圆融的态度。
现代人在物质满足之余，常向内心寻求、探讨。一些心灵改革的呼声，坊间盛行的心灵系列书籍，大众传媒上的座谈，处处都在说明现代人多么渴望寻求心灵的解脱，找到一条心灵的出口。
佛陀的教化是最佳的心灵导引，以《佛说四十二章经》而言，它是取自佛陀说法中的精要法语。平时，佛陀说法会观机逗教，又多所取譬，所以经文较长；而《四十二章经》文字虽短，意义却很深远，可谓言简意赅，又易于诵读、理解；全经四十二个章节，已涵盖了佛法中的主要精髓，对于初学者而言，确实是进入浩瀚佛法世界的一个最佳入门。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本经可说是另一部《论语》。它除了能帮助读者建立个人思想观念，以及行为举止的规范外，更能提醒、教导修学者种种精神层面的观想。比如第十九章中，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从天地而世界而灵觉，以浅显渐进的说法，表达出无常的真理，足以让我们从文字中心领神会到那无垠的真理境界。
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由释尊创立，直到西汉时方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公元67年左右），特命大臣到西域（印度）寻求佛法，数年后以白马驮负佛像、经书返回洛阳，并礼请迦叶摩腾（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前来翻译。《四十二章经》就是最早翻译的佛经之一，也是中国官方正式翻译佛经之始。
汉明帝因礼敬佛教，遣使西域求法，在迎佛经回洛阳时，特兴建一座白马寺，供迦叶摩腾与竺法兰等高僧在此专心译经，以后，“寺”便成为佛教殿堂的专有名词。由此可知，当时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佛法的渴求，以及敬重佛法的虔诚。
在粗略了解《四十二章经》传入与翻译的历史背景后，我们知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鼎盛时期之一。当时的文学环境，也会影响译者译经的写作。综观全经，朴实而不失优美的经文，将佛陀的教法，精辟地一一道来，让学佛者更容易亲近佛法，进而启人智慧，引人行善精进。
本经一开始便明白讲述苦、集、灭、道四大真理，这是修行者修学的基础，也是人生历程的本质真谛。其中大部分经文所讲的去恶行善观念，与中国儒家思想非常相近，但佛法更彻悟之处在于深入精神层面，有系统地为内在思惟以及外在行为，清楚指明方向，以引导大众自行化他。
首章清楚说明修行的次第，二三章主要针对出家众面言，四章以后便普及适于一般人的修行方针。而朴实浅白的文字，佛陀生动的譬喻，不同层面的反复谆谆教诲，都在教导我们如何观照自心，进而如何付诸行为去恶修善，发挥自己生命的良能，并且明白指出一条直趋光明、清净的道路，让大众循正路而行，以达清净安乐的境界。
证严上人于1966年创立慈济功德会即致力宣扬——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中。上人常言：“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并从慈善志业开始，济贫教富努力不懈。为了让弟子们能解行并进，在20世纪70年代，上人对静思精舍常住众及慈济委员、会员讲述本经大意，当时的社会环境还很单纯，慈济功德会所接触的层面尚仅及于慈善。在文中，上人以浅显的语言、轻柔的口吻、慈悲的心怀，谆谆讲解着每一个篇章，宣扬着“自净其意、欢喜布施、造福自他”的思想。
而今慈济之路已历经三十四年，遍及全球的慈济人跟随着上人的脚步，踏踏实实地力行菩萨道，上至名流权贵，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能在这里欢喜付出、增长福慧。在慈济世界中，一张张美丽的笑脸，一颗颗无私的爱心，随着志业的发展传遍了五湖四海，而人人心中谨记的是上人的话：“多用心！做就对了！”一如经中所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正是给佛法实践者的一个贴切批注。
慈济人在无私付出之时，也能遵守上人所定的慈济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吸烟（不吸毒嚼槟榔）、不赌博、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不忘本（孝顺父母）、不参与政治活动。这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变迁而立下的规范，也许有人觉得在如此诡谲多变的社会，要完全守住这十戒很难，但是“有愿就有力”，心中既已立定志向，何难之有？更何况这些规则正是保护自身的清凉法，慈济人理应时时自我勉励警策。
阅读佛经需要一颗虔敬之心，但虔诚并不仅仅是将它供上佛桌熏香礼拜而已，更要虔诚体会、实践力行。佛陀于《四十二章经》中阐述、教导大众如何从行、住、坐、卧中趋向正道。而证严上人细腻的解说，贴切的诠释，更拉近了本经与现代大众的距离，盼能与阅经读者相互勉励，并分享法喜、同沾法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