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松年，杰出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内蒙古地区早期党的领导者之一。1905年冬出生在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北郊麻花板村一户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中度过的。
直到1918年春，十三岁的多松年才在亲友资助下进入归绥石庙蒙文小学读书，后来又转到土默特高等小学就学。在这里，他在一位思想进步的国语教师的启发下，了解到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蹂躏的惨痛现状，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迪，开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涉及塞外归绥古城时，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当地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5月，归绥各校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一举捣毁了顽固推销日货的盛记洋行。多松年是学生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分子。在车站上，他臂戴袖标，手执小旗，一丝不苟地查封日货；在街头上，他认真地宣讲“抵制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道理，号召同胞们“同仇敌忾，誓雪国耻”。
1923年秋天，多松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蒙藏学校，和乌兰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一起，踏上了为拯救民族而学习科学文化、寻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入蒙藏学校不久，他便受到了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等的关怀和教导，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党的刊物《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开始用阶级观点来观察社会，逐步懂得了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各民族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能获得解放；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民众解放的领导者。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心做一名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
1924年初，多松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期间，多松年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1924年底，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北京蒙藏学校的革命青年是这场运动的生力军之一。多松年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把党的刊物和各种传单、标语，安全及时地转送到各个联络点。在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倡导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尽管北洋政府派军警日夜巡查，但“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仍不时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多松年就是机智勇敢地战斗在这条宣传战线上的一名尖兵。
为了在蒙古族中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蒙古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多松年和乌兰夫等一道，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多松年曾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一带进行社会调查，对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广大群众造成的灾难，对王公地主对农牧民的残酷剥削，对蒙汉奸商的敲诈勒索等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的材料。广大牧区的牧场被强迫开垦，牲畜遭抢劫，村庄几成废墟，无家可归的农牧民衣衫褴褛等凄惨景象不断在《蒙古农民》刊物上被揭露出来。
1925年10月，多松年和乌兰夫等五位蒙古族青年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多松年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聆听了斯大林的讲演。十月革命后，苏联发生的一切变化使他耳目一新，特别是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少数民族享受了民族平等权利，使他激动万分，感慨不已。在苏联期间，他刻苦攻读、汲取知识。
1926年秋天，多松年回国担任了察绥特别区党的负责人。他奔波于察哈尔的农村、牧区，开展农牧民运动；深入工厂、学校推动城镇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他和在绥远工作的李裕智等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使察绥地区的革命斗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1927年，多松年在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得知李大钊被捕牺牲的噩耗。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北京，默默地悼念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此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北京岗哨森严，暗探密布，反动军阀张作霖不择手段地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满城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同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张家口的地下党组织也被奉系军阀破坏，有些同志也被捕入狱。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多松年毫不畏惧，毅然决定立即赶回张家口，采取应变之策，营救被捕同志。
6月底，多松年回到了张家口，但是形势已十分险恶，反动当局贴出布告，悬赏缉捕“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年不得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暂回绥远隐蔽。
8月初，他不顾亲人和战友的劝阻，再度只身入虎穴，返回张家口。
多松年一到张家口，就被敌人发现。当他回到党的机关销毁文件时，跟踪而至的警察破门而入，多松年当即被捕。多松年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监狱里、法庭上，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
奉系军阀张作霖委任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为了一网打尽我党在察哈尔的地下组织，以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为条件，许多松年以高官厚禄，妄图诱使多松年叛变投降，但换来的却是多松年的冷嘲、怒斥。敌人对他又施以酷刑，皮鞭抽、棍棒打、铁条烙，多松年双唇紧闭，只字不吐。面对这位耿耿正气、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高维岳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决定杀害多松年。
在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多松年被绑押到张家口大镜门上示众。大镜门下，聚集着数百名被军阀驱赶来的蒙汉群众。城门四周，武装军警和便衣戒备森严。多松年在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最后时刻，已被折磨得孱弱不堪，无力讲话了。但是他无所畏惧，从容坚毅，用充满希望的目光向为自己饮泣的群众作无声的告别。奉系军阀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用五根一尺多长的大铁钉，把多松年活活地钉死在大镜门城墙上。
年仅二十二岁的多松年壮烈地牺牲了。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英名在塞北高原上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