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达，1900年出生在四川省巫山县城关镇。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宣传部长和工人部长，同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
李季达天资聪颖，在几个兄弟当中书读得最好，深得祖父宠爱。老人希望自己的孙儿们都能继承祖业，在家经商并管理地产。
三个孙子都随了他的心愿，唯独这得宠的小孙子，长到十五岁，虽读了十年书，仍吵闹着要到外地去求学。祖父拗不过，只得依了他。
李季达跑到重庆，在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里学习了三年。1918年夏，十八岁的李季达回到家乡。家里人人都当他不走了，母亲忙着为他娶亲，哥哥们忙着给他安排出路。他却劝哥哥们说：“做生意不要大搞剥削，不要买田，还可以把乡下的田卖掉。”在家里住了五十多天，他又要走了。母亲苦苦地留着儿子：“你大了，又读了这许多书，在家完了婚，有吃有穿，何必东奔西跑，让娘牵肠挂肚啊！”母亲的一片爱子之心，李季达何尝不知？但留在母亲身边尽孝，志向难酬。他耐心地劝慰着母亲：“人各有志，孩儿长大了，就该走自己的路。我出了门，家中不是还有几个哥哥嘛！孩儿一时不能尽孝，但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是不能忘记您的。”
李季达告别家人，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上海。他进了华法教育会开办的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
1920年9月，李季达赴法勤工俭学。两年后，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3月，党组织选派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7月回国。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天津，因为遭受到英帝国主义和军阀李景林的深重压迫，革命运动尚处于蛰伏状态。就在这时，党组织派李季达来到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为了打开天津民众运动的新局面，李季达倾注了满腔心血。在他的领导下，纺织、油漆、地毯、铁路等各业工会迅速联合起来，经过两个月的共同努力，天津总工会诞生了。
从此，天津工人运动进入了统一行动的新阶段。
8月8日，宝成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次日，宝成、北洋、裕元、裕大四大厂工会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天津地委要组织同盟罢工的精神，共同议决了八项条件，由各厂同时向本厂资方提出。宝成纱厂工人与赶来镇压罢工的军警发生冲突。枪声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了消息，海河两岸的各个纱厂闻声而动，纷纷派出代表，赶去救援。天津地委又迅速调动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联和舆论界的力量支援，显示了联合行动的巨大威力。宝成纱厂的罢工以胜利宣告结束，它打响了“五四”运动后天津工人运动的第一炮。
紧接着，第二炮又打响了：8月11日，裕大纱厂工人罢工遭到资方镇压，各厂工人闻讯而动，纷纷赶去支援，并在盛怒下，工人群众砸毁了机房和设备，这就是天津工运史上震撼津门的“砸裕大”事件。
天津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这一系列重大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李景林的极度恐慌，他们互相勾结，对工人运动举起了大棒：数百名罢工工人被捕入狱；革命团体的负责人遭到关押；一些工会被强行封闭。李季达立即领导天津地委，动员各方力量组织营救；天津总工会、纺织工会联合发起《为李景林残杀天津罢工工友通电》，学生演讲，报界宣传，天津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轰动全国。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得知，在北京很快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救援会予以支持。
动荡不安的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经过一场角逐，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了李景林，进驻天津。李季达立即分析了国民军的情况，他认为：国民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国民革命，暂时还不会出现明显压迫民众的事情。在国民军进驻天津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民群众将会得到一定限度的自由。为此，他积极开展对国民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到一个半公开活动的时机，他和地委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先后举行了七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天津工人运动从低潮转入了高潮，一度遭到镇压的革命团体又恢复发展起来，工会会员很快达到三万二千二百余人，通过这些会员又联系着天津的十万工人。
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国民军将会采取什么态度？形势将如何发展？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李季达和地委认为：国民军势力薄弱，地位难以稳固，当民众势力发展之后，他们很可能感到畏惧。因而决定：要充分利用社会团体的名义展开各种活动；没有特殊需要，不再搞大规模的公开活动，要随时注意时局的变化，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政局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926年3月，国民军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夹击，在天津无法立足，被迫撤离，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对革命实行疯狂的报复。
各个工厂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绝大部分被资方开除出厂，天津的党团工作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李季达和天津地委决定：在革命力量相对集中的北洋纱厂首先发动罢工斗争，然后带动其他各厂，重振天津工人运动的声势。李季达亲自指挥了这罢工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重建了工会组织。其他各厂工人纷纷开始行动，革命力量重新朝着一个中心汇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在法租界二十四号路普爱里七十二号，再度成立了天津工人的总工会组织——天津工人俱乐部。
1927年新年过后，天津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刚刚成立的天津工人俱乐部遭到军阀的破坏，三十多名党团组织领导人被捕。
从4月开始，全国的局势也急剧恶化。4月初，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北方区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几天后，便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天津立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使党在天津的工作免遭损失，李季达迅速采取行动，把党的重要文件和全市党员的名单，存放到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的第一号保险箱里，地委机关也连续两次迁移。
面对异常严酷的环境，李季达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改变领导方式，在地委之下设立三个部委，划分各自的管辖范围，实行分散领导。一天，在法租界新中央戏院内，舞台上的演出正在进行，一个特殊的党员大会也在悄悄举行，地委的决定，从一个包厢传递到另一个包厢，从一个党员传达到另一个党员。很快，天津地委就在这座为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城市中重新建立起有效的领导。
1927年6月，党中央在天津成立了中共临时顺直省委，李季达担任了省委宣传部和工人部部长，同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但是，由于党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李季达和妻子不幸于8月3日同时被捕。
在狱中，敌人为了从李季达口中得到党的机密，对他严刑拷打，他凭着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战胜了种种酷刑的折磨。最后，敌人决定杀害李季达。
1927年11月18日，李季达就义于白骨塔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