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报纸生涯，生命中的加油站
大学毕业后，白岩松满以为可以分到中央电台的新闻部，不料却被分配到了《中国广播报》。他一时有些懵了，在印象中，这张报纸主要是以刊登节目表为主，自己学了四年新闻，难道刚一上路，就要和播出时间等数字打交道吗？同伴们为他鸣不平时也都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干着，再说。”
大学四年，报纸就是白岩松的精神食粮，他将《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一些好的思考性文章和经济类文章细心地留了下来，贴成了几大本，成了珍贵的资料。他因此觉得和报纸还是有缘分的。这次走进了陌生领域，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先修炼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走进报社的第一天，在看完了近一段时间的《中国广播报》，对报纸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就上街买了一本名为《报纸编辑》的专业书，回来后临阵磨枪，了解了相关ABC之后，开始了报纸生涯。
进了报社才知道，一切并非他想象的那样糟糕。八个版面中，只有两个是节目表，余下的版面是大有作为的。这里的年轻人比其他部门的同龄人拥有更多机会。报社内人手并不富裕，于是实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成了一个版面的责任编辑，终于有了一块“自留地”，这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于是白岩松静下心来，好好干活了。
白岩松负责的这个版面，是社会性和故事性相结合的版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在电台里有了自己的一个作者群，他们提供的稿件符合他的口味，同时，白岩松对这些文章的修改、标题的制作、版式的设计，也大都能使作者们满意，于是双方开始了默契的合作，渐渐地，这一版面的风格也就鲜明起来。
努力有了回报，周围的人看出了这一版的变化，于是从领导到周围朋友，都给予了赞扬和鼓励，这给了白岩松成就感，—些不快与不如意也就淡化下去，并获得了进一步干好的动力。
白岩松在报社里，自己承担画版、校对、付印等一系列事情，体验了全方位报人的职业生活。他大胆创意，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干起活来自然心气更高。他这时不满足于总是为人做嫁衣裳，进了报社，本来笔就没停过，因为有了自己的阵地，加上领导宽容，于是从评论到散文，从专访到年终回顾，一篇接着一篇，成了他文字创作的高峰期。
这期间，他以新风格撰写的年终回顾文章《回眸九一》，被《新闻出版报》头版全文转载；连续八篇在中国流行音乐界较早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中国流行音乐现状》，被外地出版社看中，最后扩充成书。而一些散文和评论在同伴之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白岩松回想这段日子，认为正是这些有影响的文章后来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如果进了想去的新闻部值夜班，怕是很难拥有这些好机会了。
四年的报纸生涯，欢乐而忙碌，白岩松回忆起来满是温馨的记忆和留恋。他总结自己在报社的三大收获是，首先四年报纸生涯给了他四年的编辑生活，对于新闻人来说，编辑位子又是最重要也是必须经过的。这个位置使他懂得了从就事论事的思维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
第二个收获就是开始会写些文章，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比过去更能看出什么是好文章。这是使他一生受益的一大收获。
第三个收获，就是友谊。报社内同事和领导对他工作的扶持和对年轻人的宽容大度，使他得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是他努力工作不可缺少的有利条件。
还有一个小小的收获，就是遇上北京经济广播电台招客座主持人，白岩松被聘用担当了一年多广播节目主持人。或许，追寻他的主持人生涯，该从这时算起吧。
从1993年担任《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到现在担任《东方时空》总主持人，白岩松主持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等大型报道活动，他冷峻精辟的解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四年的报纸生涯，白岩松打心底发出了这声感叹：“报纸生涯，我生命中的加油站！”
杨澜：怎样给自己充电
杨澜在谈到知识的更新即所谓充电时，作了如下论述：
“我读书就读大家推荐给我的好书，有很多朋友说，唉，这本书你看没看，很有意思。我就拿来翻一翻，我觉得充电不一定非要正儿八经地坐在书桌前，下定决心说我现在要开始读书了！不是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我到美国走到校园里读书，那是一种比较规范的、比较强制性的、有计划的读书。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平时张开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其实我认为信息有时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有时看新闻就是一种充电，不一定要钻到书里。”
王雪纯：色彩斑斓的内心世界
很多人都喜欢王雪纯主持节目时那样一种笑容，笑容里仿佛带有一种甜蜜，甚至很妩媚的感觉。谁曾想到，从容而可爱的她却拥有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内心世界，她在明朗顺境中，对生活的点滴保持着广阔丰富而又活跃深入的思维。这种思维是一份对生活自觉的敏锐感悟，而不是历经痛苦磨难后的大彻大悟。这使她主持节目时，从甜蜜而妩媚的笑容中，不时也流露出另一种成熟而又热情有度的魅力来。
工作几年来，王雪纯去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她颇有语言天赋，学会了一些藏语、蒙语、法语、荷兰语还有南非的当地语言，包括南非祖鲁部落的语言，另外还有土耳其语、希腊语、挪威语、希伯来语……她认为语言是她所掌握的生命中最富有活力、最最亲密的一样工具，帮她完成了许多独特的体验。在去外景地拍节目时，她会努力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哪怕掌握的程度是极低浅的，因为她心中有种交流的强烈欲望，哪怕只是学一声“谢谢”，一旦学会了，就要求自己说得很地道，而不是生硬难听，她想要当地人从心里涌上来一种好感：“咦，她在说着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在一些小语种地区，人们会觉得特别惊喜。王雪纯特别看重这种语言交流，她认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情感交流。虽然这种交流很可能不被插入镜头，也不会被任何人知道，但是这成了她在工作中获得的最大乐趣，这种乐趣使得她对所接触的民族、所结识的人，以及她在一个地方的短暂生活都打上了特别浓厚的印记。在她的一生中，这种印记被深深地保留下来，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珍贵的、美妙的回忆。带着这样的回忆与感受，当她写解说词时，或是在节目现场表达时，就不会是浮皮蹭痒似的说些千篇一律的套语，因为她对这些词语的来源有着深刻的背景理解，这些词语就来自于她完完全全的心灵生活。王雪纯认为这样的体验再加上贴切的现场语言表达，可以让观众有些不同于过去和一般的认识。
王雪纯是一个将感性与理性交融得很深的人，在长于体验和感受的同时，她也分析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是一个磨砺智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清自己、不断明晰理念和意识的过程。她说：“看一本书、听一句话、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在你的脸上——可能你并没意识到，但还是这些东西激发了你的心绪。每一个精神的波动都和现实生活的一分一秒发生着联系，这也带来了感性与理性的交融。”
王雪纯是一个很早就体会到成就感和虚荣心的人，借着能成就虚荣的工作来克服虚荣，这是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做到的事。王雪纯说过，主持人成为人们的宠儿，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他（她）是传媒的终端，节目组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帮助他，主持人是一棵大家精心栽培的小苗。王雪纯还特别体会到主持人这个职业的巨大的挑战性，她说作为像《正大综艺》这样的综艺节目主持人，面对嘉宾，面对观众，既要机敏，又要轻松，真是需要八面玲珑，照应全面，要记准每一个环节要做什么、说什么，请谁回答问题，展示哪个礼物，要提问、判断、回答、解决各种突然出现的问题，还要不时地戏谑和调侃一下，这一切都需要调节好主持人自己的性格和节目特点的冲突，这种职业的巨大挑战有时是无情的，它让人暴露的不仅是容貌形象上的缺点，甚至也不仅仅是修养上的才疏学浅，它暴露的是人性深处的软弱和惶恐不安。王雪纯还意识到，越是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在整个的心都铺张开的时候，人越容易顾此失彼迷失自己，因此，越是身处热闹之中，越是要稳住心神，保持内心的平静，这就要学做人、修心、修正为人。
王雪纯在播音系的同学，在大学四年中无数次看见她畅快地开怀大笑，也无数次看见她沉静得像滴水珠似地躲在某个角落看书或写东西，活泼和内敛的个性反差在她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王雪纯有一颗敏感的心，一颗活泼跳动的心，这也是一颗在尘世中闹中取静，苦苦修炼的心。
从容的随机应变
节目主持人在现场采访或面对现场观众主持节目时，尤其是在现场直播时，常常会遇到难以预料的情况和环境的变化，这就需要节目主持人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也就是要有灵敏的头脑、迅速的反应，恰到好处地处理应对场上的突然变化，或顺利进入变化的环境，或引导变化的情况恢复原状，避免出现不良后果和尴尬场面，使采访或节目得以顺利正常进行。1963年11月22日中午，克朗凯特从合众国际社电讯看到一条重要消息：“今天，在达拉斯市区肯尼迪总统的车队遭到枪击。”震惊之余，他马上跑到新闻编辑室，对节目制作人说：“快，我们准备立即广播。”他们马上中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口播了这条突如其来的重大新闻。而在这之后，克朗凯特就这一事件进行了三天连续不断的报道，获得了“铁嘴”的称号。
播音员卢静，有一次主持文艺晚会，一个舞蹈节目编导的妻子是这个节目的演员，卢静在晚会前就盯住这对夫妻，打算到时候介绍给观众。可是没想到，当节目演完时，她把编导介绍给观众后，却在那些都是柳眉杏眼、浓妆艳抹的演员中认不出哪个是编导的妻子了，显然，她又不能直接问：“编导，哪个是你的爱人？”处境十分被动。卢静脑子一转，来了个“另辟蹊径”，她以守为攻，笑吟吟地说：“观众朋友，刚才这个精彩的节目里，也有我们这位编导的爱人参加表演，现在我们欢迎她出来和我们见面！”果然很灵，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位隐身于演员行列中的妻子马上被请了出来，卢静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应变能力是节目主持人控制节目或采访按预定计划进行，控制观众情绪的不可缺少的能力。节目主持人面临的常常是千变万化的情况和环境，如果节目主持人没有灵敏的头脑、镇定自若的情绪、迅速的反应，就很难发挥出在节目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就会出现人有来言而我无去语，情况变而无以应变的局面，那观众就很难不给这样的主持人一句“下课”的评价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定的应变能力，要想当好节目主持人肯定是勉为其难的。
下面，我们再从几个生动的例证中领略明星主持人随机应变的高超能力吧。
拉里·金：我掉下去了……别紧张
有一次，拉里·金受邀担任迈阿密庆祝国庆大会的司仪。会场设在户外，放眼是一片国旗的海洋，耳边音乐声响震天，还请到了克劳德·佩波国会议员致辞。主办人员鉴于场面盛大，因此搭设了两个并列的舞台，中间仅留了很窄的距离。当介绍司仪出场时，拉里·金立刻跑上舞台，一只脚不巧插进在那个小小的缝隙里，于是他立即消失在众人面前。
观众当时正纳闷呢，司仪怎么突然不见了？拉里·金所幸话筒还紧握在手，他决定将它做最好的运用。于是全场观众通过扩音器听到金在说：“我掉下去了……别紧张……我没事……”
观众立刻发出一阵哄笑，结果这个意外的不幸成了暖场的笑话。不过，拉里·金可不想再用这招。
还有一次，拉里·金邀请他的朋友吉姆·毕晓普上节目。吉姆以其简洁、切合时代的专栏文章成名，他曾经酗酒，但他上金的节目时已经有25年滴酒不沾了。
但谁知，那天晚上毕晓普烂醉如泥地来到节目现场，拉里·金还是头一回看到他酒瘾复发。金猜想也许他上节目前过于紧张，想要借酒壮胆。金看到吉姆的样子，心里异常紧张，让他这样子上节目肯定会出乱子，恐怕问题不只是捅娄子而已，说不定联邦通讯委员会会吊销他们的节目许可证，电台很可能请拉里·金回他的老家布鲁克林去。
这时候让好朋友上节目绝对是在害他，拉里·金于是决定采用断然措施，来保护他们两人。于是，金向控制室里的节目编辑打了个手势，对着桌上的麦克风说：“打开信号灯。”
“广播中”的信号灯亮起。
吉姆也看到了信号灯，此时拉里·金对他说：“吉姆，多谢！这个小时谈得多么愉快！你和以往一样棒。”
吉姆带着有些困惑的表情回应，然后离去。接下来的一小时拉里·金将节目改为了听众热线电话。
吴小莉：10元人民币的故事
吴小莉的皮夹里至今仍保留着一张崭新的10元人民币。说起这张10元人民币的来历，还有一个令人为之叫绝的故事呢。
适逢东南亚发生金融风暴，江泽民主席去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当红节目主持人，吴小莉当然会去进行贴身采访。
这天最后一场会谈结束时，所有媒体都退到了门外守候，吴小莉几经思考，觉得江主席今天的兴致很好，或许有机会，问问他关于这次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因为先前已经知道，江主席是不轻易开口的，吴小莉就和同事们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采访到江主席。经过商量，决定用最实际的办法，去问最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未来人民币的走向，它关乎市井小民的荷包肥瘦，也关系到各国的经贸发展。吴小莉决定问问人民币是否贬值的问题，但是她从香港飞吉隆坡，身上只有港币、美金和马币，热心的内地同行说，他从北京来，饭店里留有人民币，最后遍寻之下，发觉他身上的百元人民币纸币都太旧了，只有一张10元人民币是崭新的，吴小莉小心收好这张纸币，心中有了底。待江泽民主席完成这天最后一场双边会谈，见过泰国总理川立派后，步出会场，守候在门外的小莉，志在必得，她大声提问，今天一连串的会谈如何？江主席只是很惊异地看着还在门外等候的吴小莉和一群记者，抱歉道：“很不好意思，你们还在等呀！”就准备离去，此时，吴小莉赶紧扬起手中早已准备好的10元人民币，高声问道：“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10元？”江主席听到后，立刻回头，转身走向她，坚定地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到明年为止，都是吗？”小莉追问道。江主席有话要说，又满面笑容地走回来，对着大家说：“我说人民币不贬值，是很科学的，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这要讲scientific（科学性）。”说罢，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笑声中步入电梯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