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族群关系实证个案的研究中，提交给大会的主要成果有：邓晓华的《福建族群关系比较研究》、覃德清的《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马建钊的《试论海南苗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练铭志的《试论广东汉族的形成及其与瑶、壮、畲族的融合关系》、徐桂兰的《贺州盘谷村的族群互动》、靳薇的《新疆维汉民族的关系及相关政策探讨》、张峰的《新疆移民社区的族群关系》、张继焦的《少数族群是数量上的少数、更是一个经济上的少数——对族群“歧视”关系的解释》、李红杰的《试论民族关系的非对称》、张振江的《普通话在广东：语言、人与社会》、孙九霞的《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以对深圳达诚文具厂的调查为例》等。
福建族群及族群关系的复杂，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邓晓华的论文对福建闽、客、畲三大族群的分区及地理分布，闽、客族群及畲族的语言文化，闽客族群形成的时代及地域文化传统，客家话跟畲族及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的关系，闽、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较，畲族与客、闽族群的语言文化互动过程等问题作了论述。他认为：福建境内所发现的史前遗存分区与方言分区基本一致。闽、客、畲之间的族群互动关系和族群文化认同，以及地域共同文化传统是决定闽、客、畲族群文化性质的关键。而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入闽，经过“地方化”后，形成了福建境内的三大族群。闽南族群是在中原汉人自汉、六朝、隋唐三次大规模人闽后，与沿海的当地土着民族——南岛民族发生文化互动关系，北方汉人经过“南岛化”即“在地化”后，形成的独特族群。客家则是宋元时北方汉人与当地土着畲族互动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群，客家话中仍保存着大量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词汇，客家文化中保存着许多重要的非汉族畲文化因素。而畲族的汉化是通过“客家化”过程来实现的。畲文化是苗瑶、壮侗、客家在不同历史层面上多元互动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论框架来解释。闽、客虽都来自中原汉人，但人闽的时间、地域不同，特别是“主流文化”、“在地化”的过程不同，族群互动的对象不同，形成为分立的族群，其不同的文化个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适应。
在福建族群关系受到关注之时，广东的族群关系已成热点。练铭志的论文对广东汉族的形成及其与瑶、壮、畲族的融合关系作了探讨。他首先分别论述了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的出现及其发展，然后提出明清两代，广东出现第三次民族大融合，世居山区的瑶、壮、畲三族的大多数陆续融合于广府、潮汕和客家民系之中，使三大民系也就是广东汉族的主体得以最终形成。与此同时，由于融合关系是双向的，广东汉族也为瑶、壮、畲等族所融合。由此可见，广东汉族不是简单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的复合体，而是以百越融合于汉族而成的广府民系和潮汕民系的先民为基础或者生长点，然后继续融合百越后裔和其他世居广东农村的少数民族的族体，甚至还混合了若干由外国而来的非蒙古利亚种族的血统，以及不断吸纳或融合各地人粤的汉族而逐渐形成的复杂的融合体。广东汉族与世居广东的瑶、壮、畲等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无法分开。
在运用族群理论研究民族关系中，覃德清关于壮汉族群互动模式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他认为：中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壮族之问，千百年来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经过了由对立冲突到和谐共生的复杂演化历程，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同和共赢的族群汇融的独特模式，即南迁西徙的中原人、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等汉族族群在壮族居住地寻见了新的生活空间，而壮族在同上述诸族群的交融过程中，吸收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层次，推动了壮族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共赢模式在当今许多地方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纷争此伏彼起的时代，深入阐发壮汉两大民族之间互补互利、共生共赢的族群互动模式的深层蕴涵，对减缓民族冲突、促进各族群和睦相处，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现实意义。
徐桂兰通过对贺州市鹅塘镇壮汉杂居的盘谷村的田野调查，从语言的互动、服饰的互动、习俗的互动、宗教信仰的互动、婚姻的互动、文化的互动等6个方面对壮汉两族交融共处的族群关系作了生动的描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在族群关系的讨论中，李红杰提出的民族关系的“非对称性”人类学的重要课题：族群与族群关系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关于民族关系的非对称性的含义，李红杰作了以下的表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关于“对称”的解释是：“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那么，这里的“对应”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本词典的解释是：“一个系统中某一项在性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跟另一系统中某一项相当。”如果把“对称”或“对应”的上述解释延伸到民族关系研究中，就意味着两个子系统即构成民族关系大系统的两个主体，可分别假定为A民族和B民族之间存在一个系统的“某一项（A民族）在性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跟另一系统（B民族）中某一项相当”的对称关系。然而，无数的客观现象表明，即使处于同一“关系场”的民族之间也很少有这种近乎绝对化的对称关系。尽管不同民族之间确实有一些相对应的“项”，如各个民族都有其相应的民族语言、地理区域、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人口构成等等，但这些相应的“项”之间，很少有“相当”，更没有“相同”的关系。从这个含义出发，李红杰论述了民族关系非对称性的表现、类型、功能、实质及其利用，并认为：提出民族关系中的“非对称性”问题，目的就在于了解和认清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的真实意义。民族特点和民族之间各种“差异”的存在，不仅是多民族社会必然的现实，也是这些多民族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优势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差异”就是优势，“非对称”就是动力。
在讨论中，孙九霞以深圳达诚文具厂为例对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达诚厂是一家港商开设的专门生产文具的港资企业，有职工约400多人，其中主要有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以及河南人、江西人、广西人、贵州人、江苏人、甘肃人、浙江人、安徽人、陕西人等外省人；有来自龙川、紫金、化州、河源、韶关、五华、揭西、云浮、兴宁、湛江等地的广东人；有深圳宝安人；有土家族、仡佬族、瑶族、壮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以及香港人和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孙九霞长期多次的参与调查，对该厂的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的有关变量，以及族群关系特征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对探讨异源文化的族群如何交汇、融合，研究多元族群的企业如何处理、协调族群关系都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五、从宗族看族群关系的研究
宗族是族群的一个类型，提交给大会的主要成果有：房学嘉的《从民间信仰看宗族互动——以丰顺县汤南镇罗氏宗族为例》，何国强的《从广东四个客家村社看宗族冲突的意义》，张应强的《概念与分析：宗族与中国乡村社会》等。
房学嘉通过对丰顺县汤南镇罗氏宗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对传统观点对宗族冲突的否定提出了反论。他认为，只要有宗族，他就要跟其他宗族或自己宗族内部产生对立，没有对立就没有冲突，这是宗族存在的条件，宗族没有对立就不可能存在。这个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宗族，也就是说是旧社会的宗族。汤南个案应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历史上的械斗，不过是宗族冲突的极端表现。所有这些历史线索，就是两种表现，和平方式与冲突方式。对冲突很多人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应恰如其分地否定才比较客观。因为冲突这东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何国强通过对五华县文葵镇的万氏宗族、丰顺县汤南镇的杂姓聚落、揭西县灰寨镇的李氏宗族、台山县赤溪丰岛的杨氏宗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对宗族冲突的意义从“冲突的基本内容贯穿着双重功能”、“围龙屋和村防工事等物质设施的作用”、“宗族的冲突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认为宗族冲突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提出了与房学嘉一样的观点。
张应强在评价弗里德曼（M．Freedman）、濑川昌久等海外学者对中国宗族社会研究的基础上，从方法论上提出，对族谱文本“惟有通过由表及里的解读，置身于族谱所反映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够透过族谱文本所描绘的表象世界进入其内在的意义结构，从而对族谱所记录的宗族组织活动及其背后的地域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不仅理性上客观地认识，而且感情上产生同情之理解”。并认为“血缘、地缘、宗族、祭祀等概念的使用都只是我们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手段，这些概念所代表的本体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可能都只是一种文化的想象和象征”。
六、全球化与族群和族群关系研究
全球化问题已成为世纪之交的热点，人类学自不当例外，提交给大会的成果有，麻国庆的《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认同——族群、地域与越境的文化共同体》、朱爱东的《全球化·民族文化·民族性》等。
当全球化的趋势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之时，如何看待其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影响？朱爱东分析有三种意见，即文化差异缩小，民族文化面临生存危机；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文化冲突增加；文化个性化与文化多元化。因此，人们应该认识到，像现代化一样，全球化也是把“双刃剑”，它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隐忧。对此朱爱东认为必须认识全球化的不平衡性，抵制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提倡“和而不同”的全球精神。简言之，要明白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是“地球村”的必需。
麻国庆在全面考察了对全球化的多元理解后，认为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他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材料，从文化互动中的族群认同及族群认同与地方文化的张扬两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探讨。最后，麻国庆说：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几个字代表了儒家的精髓，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逐渐地人和的观念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我们的这种中和文化，常常用内在的思想去理解人、理解社会，这种人文情结，很难使文化本身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一个合理的内涵，即文化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使得族群的认同、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越境的文化共同体——华人的文化认同，得以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下展开。面对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在21世纪并不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而是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在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者简介]徐桂兰，女，浙江武义人，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