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泰 姜明义
一、本土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
鼓励原住民研究自己的文化，源自于美国人类学之父鲍亚士（Franz Boas）之倡导，它一直是人类学的主要传统之一（Lowie，1937）133。过去由于人类学的知识未能普及，在台湾由原住民研究自己的文化，除少数个案外（如郑香妹、林志兴），一直未能蔚为风气。1995年东华大学族群所创所所长乔健，即要求作者针对本所位在东台湾原住民聚集之地，可以发挥人和地利之便，积极规划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相关计划。创所后之十年，先历经“原住民民族学苑”推广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的阶段，接着成立“族群所在职专班”，吸引众多原住民知识分子，加入正式教育系统，学习单独研究的能力。进而成立台湾第一所民族学院——“原住民民族学院”，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在各系所努力学习。由于原住民研究自己的文化此一人类学家之理想，与强调原住民文化主体性之时代趋势互相配合，所以学院迅速成长，并日益蓬勃发展。[1]
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之构想，在于强调原住民透过专业之指导亲自整理自己的文化，进而能增进对原住民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之使命感。正如阿美族的巴奈·母路曾当面告知本文第一作者吴天泰：“真正参加丰年祭的歌舞，才感受到祖先的智慧，从此踏上研究的不归路。”过去原住民在所谓正式教育体系下接受教育，很少有机会正视自己的文化，更缺乏动机去了解自身文化之优美与深奥。十年前一位布农族小学教师曾告诉作者：“家中常有各国人类学家来访，不知道有什么好问的！”过去原住民往往身在宝山，却不能了解其珍贵之处，十分可惜。今日透过了解与学习，往往能激发其主动积极找寻文化之根的强烈动机与使命感。
人类学家有兴趣去研究原住民，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直接到部落去和当地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从事参与观察。人类学家事先必须受过充分的学术训练，也需要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交通，以及食宿等问题。然而原住民研究自己的文化有其占优势之处，原因之一在于原住民因为血缘及同族裔的关系，能够接近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素材，累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般人研究原住民，需先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方能进行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加上语言与习惯的不同，往往需要很多的先前资料收集工作，田野时间也需要拉长。原住民研究自己的文化，就像是回家；回到自己的文化里面，比较容易进行，可以接触较多的研究素材；正如阿美族明忠曾告知本文第一作者吴天泰：“正在睡午觉也会被隔壁的阿妈叫醒，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做研究，叫我赶快去作记录。”而且研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对自己文化的亲切感——一种血液相连的感觉。
当然身为本土人类学家（研究自己文化的人类学者），亦有“文化识盲”之处，觉得自己的文化没什么，都习以为常。经常是太熟悉了以至于忽略了其存在的意义，反而要靠外面的人以不同的思考脉络来研究，开展多面向的、多元的角度思考。过去本文第一作者吴天泰曾陪同人类学家去看巫医仪式，却发现家中一位阿美族大学生一直在厨房聊天并告诉作者：“每年看巫医没有什么。”殊不知该户曾是人类学家唐美君调查之处，后来陆续成为人类学家胡台丽、东华族群所研究生李宜泽及阿美族学者巴奈·母路重要的田野基地。因此，如何“化熟悉为陌生”是本土人类学者需要学习的知能。这其中熟悉各种文化理论为田野调查工作之必备；唯有如此方能化繁琐为精简，看得出各种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脉络。
文化理论与田野技巧是需要循序渐进学习与培养而来的。短期的研习活动往往只能激发兴趣、结交同好与交换经验。进入学院中接受一系列课程的启发，以及在指导教授陪同的独立研究中，更能有效地培养专业的研究者；使得地方文史工作者能跳脱叙述与资料堆积的工作，进一步诠释文化的意义与进行理论性的批判。
本所历年来许多硕士生纷纷考取博士班，即为深得学问之乐趣并希望精进之故。本所于2005年8月成立之博士班即代表相关族群研究在正式教育体系中，完整一条鞭的系统建立。透过民族文化学系的学士班、族群关系与文化硕博士班及在职专班，原住民研究有了各阶段的设置，已充分满足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的需要。
二、台湾原住民民族志的研究
黄应贵（1999）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人类学界对于原住民的文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社会复原与文化传统的建构”阶段（1945-1975）：强调抢救即将消失的高山族社会文化。此阶段人类学者从事于民族志的调查研究，留下丰富的记载。（2）“现代化下的变迁与持续”阶段（1975-1987）：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进行基础田野与应用实务的工作。此阶段不只是单纯的民族志描述，而是研究在社会变迁情况下原住民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原住民有什么样的反应。例如，许木柱（1987）的博士论文就以阿美族的社会适应为主题，研究阿美族社会青少年的适应。（3）“解严后的社会与文化实践”（1987一）阶段：此阶段与原住民运动互相呼应，注重文化再现与文化再建构，希望原住民文化能够活在现代文化里面。例如，原住民的艺术、音乐等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环；还有文化的分类与族群的分类因应当时的时空环境，并非永久固定；文化不是停在原地静止不动，是可以被人们建构的。此时期强调以原住民为主体来了解问题，调查报告亦受当局与当事人的注意，用来作为行政改革的参考，及争取地位与权力的理论基础。民族志之功能除学术价值外，亦充分发挥其应用功能（李亦园，1993）341～360。
本所之建立正是与第三阶段之趋势吻合，除基础文化研究外，尚需符应地方之需要，将文化知识化为实践工作，应用人类学知识于族群教育、社区营造、生态环境、阶层社会与医疗服务等工作上。乔健更具体提出“文化咨询”为正式课程，期待能真正发挥咨询之行动功能。
关于民族志的研究（吴天泰，2004a）177～236，20世纪90年代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新民族志质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会影响其对异文化的经验。过去由于在民族志产生过程中，被研究者未参与，以致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强调对文化差别性的反省、多元诠释及书写文化的重要。黄应贵（1999）主张民族志在了解异文化的目的上，有好坏与深浅之别。这差别来自研究者能否再现丰富的民族内涵，将社会、文化与历史知识联结在一起，并牵涉到研究的实践工作。原住民自助文化的发展正可以改善与被研究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透过亲身研究掌握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诠释权。唯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知识精英，以致形成另一种霸权，而无法反映原住民文化真实与多元的面貌。因此应该鼓励更多原住民加入此一文化主体性建立的过程，并提供多元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三、人类学与原住民教育
（一）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上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文化自信心的建立。原住民自助文化工作者或一般年青的一代，若对自己的族群较有信心，更爱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文化会因为更多年轻人的加入而更蓬勃发展，进而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会发现自己文化的美在大社会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可以取得一席之地，不再只是装饰用的，或唱歌跳舞而已。
其次，年轻人除了要了解传统文化，也要对现代文化、现代的知识技能有相当的认识与了解，以便可以把传统和现代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而东华大学所承办的“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研习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现代文化的知识技能介绍给年青一代的原住民自助文化工作者，期望能够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好。例如，原住民传统歌谣的文化工作者，能够进入现代化的录音室，运用最好的设备与材料，将歌谣重新处理并予以变化，能够显示出传统歌谣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对于“发展民族文化”与“参与现代社会”这类议题，许多原住民有志之士指出：原住民文化与汉人文化之优良成分宜互相发明，形成良性的互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民族文化从保存、到延续、到传播的历程，它是连续的；传统与现代是自然交融的，传统是内在的本质，现代是外围的脉络，两者自然交会与涵融；传统与现代之间不该是二选一的关系，它们的关系应该像是叠在一个共同圆心上的两个“同心圆”（张建成，2001）558～575。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亦即在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里，这个中间是原住民文化复兴运动的工作者应该学习的部分。传统的文化固然重要，但是文化是会变化的，所以千万不能排斥别的文化。将传统转换到现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有发展的空间的。以撒古流为例，他学过别的文化的知能，利用很多现代的技术来制作陶器，又不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质。他将传统转换到现代，两者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创作出的艺术品具有原住民的特色，显得十分可贵。因此，在现代众多原住民艺术家当中，撒古流占有一席之地。
（二）东华大学教师的研究[2]与扮演的角色
东华大学族群所教授们近五年的研究成果丰硕，兹略述于下。乔健博士[3]发表多篇关于底层阶级与底边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形式、美亚的文化关联的论文，并着作《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与人类学》、《印第安人的诵歌》等专着。余德慧博士（余德慧教授以文化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与文化、田野工作、文化咨询等为研究领域。近三年的研究计划为“中国人的生死关系重建（Ⅱ）”、“宽解临终者的文化施为”、“从家庭失亲处境探讨集体化的形成过程”、“病床陪伴的心理机制：一个二元复合模式的提出”、“探讨临终病床灵性陪伴的基本过程”亦发表多篇关于本土心理治疗、本土宗教的研究、临终的研究、中国人的行事伦理、心学、巫师祭仪等内容的论文，专着则有《诠释现象心理学》、《生死学十四讲》等。吴天泰博士[4]发表关于人类学与原住民教育、教育人类学的发展与原住民教育、原住民技职教育的发展、阿美族母系社会自然与人文互动关系、台湾原住民妇女人权等方面的论文多篇，着作有《民族学院规划研究暨设立执行计划》、《原住民人权访查研究——妇女人权》、《教育人类学》（合着）、《人类学的应用与台湾原住民教育的发展》、《由民族学苑到民族学院：一个人类学的行动研究》、《由原住民研习中心谈台湾原住民的推广教育》、《民族志》等书或专文。纪骏杰博士[5]发表关于永续发展的环境社会学分析、环境人权的理念与实践、生态女性主义、原住民与国家公园共同管理经验、台湾的环境与社会、社群权自然权与代间正义、生物多样性保育与原住民文化延续等方面的论文亦多篇。
东华大学在倡导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东华大学的原住民教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具有一种角色模式的作用，也具有指标性的象征意义，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自信心。再者，东华大学的教师进行项目研究，拥有教师同仁在学术方面丰富资源的支持，又可将学术研究与地方资源充分结合，并要求学生实际参与田野工作。因此学生和部落产生很高的联系感，而不是接受完高等教育就和部落的距离越来越远。过去有些原住民知识分子接受过很好的学校教育，在大社会里适应得很好，但是对自己的部落却是很陌生；他们想到服务部落的方法是汉人的方法，因为他们不知道部落的需求，听不到部落发出来的声音，他们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就理想而言，东华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希望培养原住民能够掌握“文化解释权”，以“主位法”（emic approach）的观点，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第三者报道的角度，对自己的文化作解释。
（三）人类学与原住民教育的互动与发展
东华大学于1998-2001年设立之“原住民民族学苑”开展多次的短期“台湾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计划”、“部落教室”等研习活动。例如，2000年4月间举办的“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人员培训研习初级班”，就招训三十名原住民各族群文化工作者，施以社会科学方法概念及撰写研究计划书之训练；研习的主要目的在培养学员独立自助文化研究的能力，期望返乡后能完成更多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6]（东华大学，2000）。2001年10月间举办的“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人员培训研习进阶班”，也招训三十名原住民各族群文化工作者，针对实际需要，选择专题深入培训，施以更进一阶之社会科学方法训练及田野工作专业技术研习，培养其独立而成熟之自助文化研究能力。[7]（东华大学，2001）经评估，此类研习活动获得以下四项成效：（1）在原住民人才培养方面，此项努力弥补了正规学校对原住民文化研究之不足，提供另一个训练学习的管道，培养原住民族群自助文化研究的人才。（2）在文化传承方面，透过社会科学的训练，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得以亲自采集整理自己族群的资料，增进对族群文化的理解与传承的使命感。（3）在学术领域上，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借由血缘、姻亲及同族人之既有关系，接触到更深入且种类繁多之研究素材，累积与以往不同之“原住民民观点”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他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之用。（4）在实践研究上，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的陆续呈现，除了带动研究的风气之外，还提供相关单位一些政策咨询上的参考。
东华大学于1995年设立“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1999年成立族群所在职专班，吸引有志于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的人士，加入正式教育系统，学习单独研究的能力，其中包括众多的原住民在学青年与在职的知识分子。[8]进而在2001年成立原住民民族学院，于新设系所中设定保障1／2达最低录取标准的原住民学生入学。目前为止学院共有535位学生，原住民学生有217位，将近1／2。此外，原住民民族学院于2001年设立“民族发展研究所”，持续吸引众多有志之士加入原住民研究之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