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仪的第四局面是从正午开始的，十名男子在祭主家前庭手拿茅草束围着火堆前进，男子当中有两人不用把手中的茅草束丢掉，其余的八人随着祭主进入家中，唱着祭歌将圣贝从小洞里取出来，然后用酒浸圣贝，如果圣贝颜色转变为红色就认为太祖之灵已经喝醉了，于是众人兴高采烈地庆祝，再把刚杀死的猪的心脏切成片放在柱子上，叫唤祖灵之名，然后将圣贝放在壶中，再放入柱旁的小洞中收藏好。
祭仪的第五局面是在第六天举行的送太祖之灵仪式，祭主在家前庭用前端绑有火把的弓箭，向东方射一箭再向西方射一箭，族人看见后立即进入屋内，再由祭主和两名男子带着枪支、茅制法物到郊外去，社里的族人听到枪声后也将茅制法物丢到屋外，并相信此时太祖之灵已经返回，而整个祭仪完成。隔天举行团猎，一旦有所猎获就返回社里把兽头献给祭主，祭主家如果有前次大祭之后才诞生的男婴，就将兽头放在男婴头上，并把猎得的兽肉切成小片，用茅草茎串起挂在祭主家屋中，以献给圣贝和祖灵（卫惠林，等，1965b：278～280）。
比较起来，笔者于今年（2005年）2月26日在三民乡参加的贝神祭，只有两小时，时间既短，内容又简化许多，与往时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其有关族群认同的意义却非同凡响。此次的贝神祭中，上午举行仪式庆典，中午聚餐，下午则举行竞赛活动。当天早上下着倾盆大雨，快到上午10时雨才稍止。10时整典礼开始。参加的原住民贵宾有三民乡乡长柯明德、三民乡县议员林民杰、桃源乡县议员谢垂耀、三民乡民生村“曹族文化协会”理事长蓝林凤娇。典礼中的主要节目是贝神祭，由桃源乡的游仁贵老师（沙阿鲁阿族）带领民权村的沙阿鲁阿族男性来作，仪式中还要当场杀一头猪，用猪血做祭，一如传统。典礼开始时，首唱“沙阿鲁阿族歌”（附有中文歌词），再唱原住民语的“主的爱”（为基督徒的歌），接着由沙阿鲁阿族头黄郡及“三民乡沙阿鲁娃文化发展协进会”理事长葛聪明与来宾（包括笔者）致词。之后是贝神祭，以及各地原住民的歌舞表演（桃源乡桃源村沙阿鲁阿族、曹族文化协会、桃源乡高中村沙阿鲁阿族及三民乡民族村“布农八部合音”等）。此次庆典，高雄县原住民局补助了5万元，三民乡公所补助了3万元。此外，还有一些村民和友人的捐款。
由2002年起，连续四年的贝神祭，一年比一年热闹，并且将持续举行下去。这跟台湾近年来族群意识高涨以及多元文化生态有关。沙阿鲁阿族的族群意识与觉醒，在三民乡国中小教务主任（国小部）葛新雄及其家族的大力鼓吹和桃源乡游仁贵老师的积极教导母语、祭仪和歌舞等的情形下，得到了欲火重生的契机。2004年5月8日三民乡的沙阿鲁阿族开始了寻根之旅，来到桃源乡宝来的名为“搭拉格加拿”（Tahlakucana）的地方。据说该地是沙阿鲁阿族葛家的早期居地。并在该地立一碑纪念，碑名：“南邹族沙阿鲁娃遗址碑文”。其内容如下：
本遗址为高雄县三民乡沙阿鲁娃美珑社群之遗址，沙名为搭拉格加拿（Ta-hla-ku-ca-na），而祖先扼勒安呢（U-lu-ngan-nu）曾居住此地，并传续后代。
据说，先祖曾在拉射呢（hla-su-ngu）与小矮人同住过，离开时小矮人致赠宝物，十二个贝神给沙阿鲁娃先祖，作为保护之神。
因日据之理番政策，祖先于公元1932年被强迫迁徙，离开搭拉格加拿，由桃源乡辗转到三民乡至今继续传承祖先之文化。现立碑以感念祖先恩泽庇佑竖立遗址碑文，做永久纪念。
高雄县三民乡沙阿鲁娃文化协进会敬立
公元2004年5月8日
今年（2005年）又于4月5日举行寻根之旅，当天清早，由葛新雄和游仁贵带领28人（包括乡长夫妇，乡长是葛新雄的表弟，但他是布农族），一起开车约两小时，先到宝来，再上山，约两个小时后抵达“搭拉格加拿”。为郑重其事，他们还在树间挂起红布条，上书“三民乡邹族沙阿鲁娃寻根之旅活动”。也在去年所立之碑前摆置食物和饮料的祭品，并用槟榔等物做仪式。也做了基督教的祷告，并唱圣诗。显现传统宗教和基督教的混合现象。总之，这一切都显示沙阿鲁阿族的族群意识。但是另一方面，碑文上的“南邹族”字样，则显示他们认同与北邹的关系。乡公所对这种族群的寻根之旅（包括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非常鼓励，约从去年起，都有经费补助，此次依各族群之例，也补助了2万元。
六、沙阿鲁阿族（saalua）、堪卡那福族（kanakanavu）与邹族（tsou）的认同
台湾原住民的邹族约有7 100人（“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的最新资料为7 000多人），分为北邹和南邹，北邹是指阿里山邹族，而南邹又可分为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北邹人口约6 000人，南邹人口约1 000人（以上数字由葛新雄主任提供）。对于三族的认同素来有许多争论，日本学者小川尚义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甚至认为三个群体是毫无关联的独立族群。事实上，他们的语言几乎完全不通；也不居住在一起；传说与社会组织也有显着的不同；并且长期以来互动不多，且有互相猎头的仇敌关系（林曜同，1995）。所以把三群体称为三个独立族群似乎是合理的。
在邹族三群中，阿里山邹人的研究较为丰富，资料因而较多。他们分为达邦和特富野两个部落系统，两个系统的大社都位于阿里山乡的达邦村。透过大社统治小社的传统政治结构，两个部落系统各自成为独立自主的范畴。由于他们在社会组织、语言、传说以及物质文化上都极为相似，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彼此认同为邹族（林曜同，2002）。另一方面他们却也强调彼此的不同，即使是歌舞形式的细微差异（王嵩山，2001：230）。至于他们对于南邹的两个群体的看法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接受是同族人的说法；另一方面则不能接受。就我在南邹的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中的经验来看，他们没有与北邹是一个族群的感觉，并且在他们两个群体之间也没有一个族群的感觉存在。
沙阿鲁阿族主要跟着布农族自桃源乡迁来，人口比堪卡那福族少。堪卡那福族主要住在三民乡民生一村。据传说堪卡那福族原来人口众多，后来因为和平埔族群西拉雅族的四社群发生战争，以及天花瘟疫的流行，人口锐减。日治时代，布农族大举向本区迁移，逐渐地，布农族人反而比堪卡那福人多了起来。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由于人口少，开始大量与布农族通婚。如今，他们在强大的布农族的包围和同化下，他们的布农话都说得很好，且就是他们的“母语”。村子里主要的语言就是布农话。教堂里讲的话也是布农话，传教士用国语讲的道也是翻成布农话而不是沙阿鲁阿话和堪卡那福话。一般而言，民权村的沙阿鲁阿人和堪卡那福人彼此已不能用母语交谈。就连民权村的沙阿鲁阿人本身也已不能用母语交谈。在民生一村，40岁以下的堪卡那福人已不能用母语与人交谈，20岁以下的人只记得几个单字而已。据静宜大学副教授蔡恪恕（Josef Szakos）的研究（蔡恪恕，2003），沙阿鲁阿话和堪卡那福话是台湾最弱势的语言，前者只有30人（在桃源乡）会用，后者只有50人（在民生一村）会用。语言的消逝，使他们更快地同化于布农族中。另外，由于他们多半信奉基督教以及受外界大社会的影响，也加速其传统文化的流失。从台湾光复迄今，他们到外面去参加活动，常常代表的是布农族而非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使得他们的族群认同隐晦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