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则须鉴定其年代。按分辨年代之道，须由器式、文字、花纹、做工人手、兹分述之：
古代礼制时有兴革，故各代礼器亦不尽相同，虽名称未变，而式样有易。如周代以前之鼎，均为三足圆形者，故书册所言鼎立、鼎足、鼎峙、鼎辅等名词，皆指三足言也。及周而始有四足方鼎，故今日遇有四足之鼎，定非夏、商物也。是以必须熟于各代礼器之式样，方有鉴别年代之可能也。
中国文字在三代、秦、汉适为改易最多之时期，故由于礼器之文字，亦可以断定其年代。如刀刻字体为三代以前之文字，礼器上如有刀刻字体者，定知为三代以前之物也。夏禹毁灭先王，改用漆书、鸟迹、篆文。商则纯用古文。自周以后始有大篆，其文字为古文与大篆兼用。周宣王后，始完全改用大篆，而不参用古文。至战国时，始有小篆。周末为大小篆兼用时期，秦始皇始完全改用小篆，而不再用大篆矣。秦末始有隶书，但秦之隶书二分似隶，八分仍似篆。汉初始八分似隶，二分似篆。汉代中业，始完全变为隶书。武帝以后，所有文字绝无有篆意存焉。古时铸器，均用当时之通用文字，绝不似后代之故意仿古，致文字体派与时代不符。故由于文字之形体，即可确定器物之时代也。
人类之精巧，用具之利钝，亦代有不同。故古代礼器之制造，其花纹做工亦各代不同。三代以前之器，多无花纹；即有之，亦只有饕餮纹，绝无其他花纹者。且饕餮纹创自黄帝，因帝斩蚩尤，削其首悬于营门，呼为饕餮兽头，故铜器多铸之，以为贪虐者戒。自禹以后，始有蝉雷、蟠螭等纹，且花纹较前已深，做工已精。器铭皆系阴文，自禹之后无论何器，再无阳文。刀刻字体者，惟夏初铭字口皆不平整，字文宽而且浅，器上亦无通身花纹，器铭一二字居多。商初之器，字口平正，字道已窄，字纹已深，字体已精，字行已正，而与夏代之器实不相同。夏初之器，其字犹在泥上压印之状，字口之铜破裂凸出，字口皆糙，字丝毫皆宽而且浅，字亦极大。迨至夏末，字口已平，字道已窄，惟花纹仍多腰花，尚无通体花纹者。三代花纹，以商为最精，整齐规律，繁简适宜。周初以后皆系粗花压细花，一切花纹做工，皆与《考工记》所载完全相同。迨至宣王以后，花纹变浅，做工已糙。总之，三代之器，花纹极细，做工极精，花纹皆内宽外窄，剔透玲珑，犹先将铜胎铸成，然后镂刻花纹于其上者，毫无长短不齐、宽窄不一之状。降用秦、汉，花纹愈浅，做工愈粗，毫无三代之遗意焉。明乎此，则各代之礼器，一见即可分晓其年代。若再以文字、样式参证，则尤百不失一矣。
锈色为古礼器之特点，亦为鉴别上之最要者。古人鉴别铜器，完全以锈色为主，甚至真伪优劣之分，年代远近之考证，完全以锈色为凭。故古人论铜器，完全以锈色为主要之事，岂知此乃最不可靠之论断也。即以古人论铜之说，其锈色亦纷纭奠定，如曹明仲《格古论》云：“铜器入土千年者，色纯青如翠；入水千年者，则色绿如瓜皮，皆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者，虽有青绿，而不莹润。”而高濂《燕闲清赏笺》则谓“三代之物，似至今日，何止千年，岂尽莹润而青绿皆纯也。盖铜质清莹不杂者多发青，质之浑杂者多发绿。譬之白金，成色足者做器纯白，久乃发黑；不足色者久则发红、发绿”等语，此固确切合理之论。乃张茂《实清秘藏》竟谓入土纯青者，系土气湿蒸郁而成青；入水纯绿者，系水气卤浸润而成绿。并谓古人制器不异所费，乌有铜质浑杂者哉。高濂之论，若盲人观场，可资嗢詈；张氏之论，可谓错瞆之极，尚恬然骂世。古人常识之不足，论古者常有此失，岂张氏已也。夫古器，非皆帝王所铸，庶民亦多为之者。庶民之器，岂能与帝王之器等精也。且古人不明炼铜之法，多就原铜为之，原铜精者则器精，原铜劣者则器劣，即至明代尚行此法，宣德铸炉之动机，原由于暹罗国所进之风磨铜而起。盖暹罗之铜，含金在百分之七以上，故所成之器斐声中外。若在今日，将铜内掺以百分之七黄金，即可得之，何必街风磨铜也。是明代尚不知制铜之法，且纯铜之提炼，在今日科学发达之时始能为之，古时之铜所含杂质必不同，其精劣自不同，张氏竟谓精粗一致，昏目跺之极，而反詈人为盲人，是自己为痴人说梦而不知也。故古人论铜之锈色，多不可靠，不能依为鉴别之张本也。夫铜质既不相同，入土之先后不同，入土之深浅不同，入土之土质不同，入土之干湿不同，入土之水内所含矿质不同，入土之期间长短不同，出土后之期间长短不同，出土后之环境不同，而竟谓某时代所造之器，其锈色必作某种情形，能有是理也？
古代传来之礼器，从来以褐色为上品。盖褐色为传世之器，未曾入水土者；且非传世三千年以上，不能发生此色。惟近世常见有一种褐色者，器上有青绿点子，此乃后人以咸酸之味浸染之故也。若褐色上有云头片、芝麻点、朱砂斑以及绿翠雨雪点者，乃原物也。次则以水银、黑漆、古斑为贵，青绿又次之也。但若得纯青绿一色不杂，莹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又在褐色之上。故明代宣德喜仿褐色，宣铜亦以此色为贵。
三代礼器，鼎彝居多，且大容升斗，虽有“商质周文”之说，然质者未尝不文，文者未尝不质，其质者制度尚象，款识规模，铸法工巧，何文如之；其文者雕篆虽细，文理不繁，填嵌虽工，而矩度混厚，虽质亦佳，不可以文、质分优劣也。
古代礼器的镶嵌者，传至今日周身无一处完整，并剥落即为青绿锈结所遮掩。有露者，但必有为铜锈所隐藏者，巧妙古雅，出自天然。补添者必完全整齐，镶嵌之物与铜锈绝无混融凝结一片之状，细审之，真像自得也。
鉴辨真伪之法，即按首编第四章鉴别铜器之方法即可得之。总无论何种伪制之器，以加碱开水刷之，真伪立见，万试万灵，为鉴辨铜器之最可靠方法也。
（第四节）古代乐器
中国古代以礼乐治国，列乐为六艺之一，与书、数等并重，为国家最要之政务。故各代帝王对于制乐无不极为注意，因之对于乐器之制造亦无不特别经心。考人类进化之历史，各民族在野蛮时代，即能制器作乐。即以现在非洲及南洋各未开化之民族言，虽今日仍度其茹毛饮血之生活，但无不制有极繁杂之乐器，及各种之舞歌。由此推想，中华民族之能制器作乐，当在三皇之前，不过定名定制始自伏羲耳。据《通典》协：“伏羲作乐，名曰扶来，又名立本。”《通礼义纂》载：“伏羲作箫，以竹为之，共十六管。”事始谓女娲氏作箫。《世本》载：“伏羲作瑟，五十弦，皇帝改为二十五弦。”《壬子拾遗记》载：“伏羲氏灼土为埙。”《世本》载：“女娲氏作笙。”亦云：“女娲氏之臣名隋者，作笙。”姜寨三孔陶埙仰韶文化又载；“隋氏造竽。”《琴操》载：“伏羲造琴。”《管子》载：“黄帝作乐，以缓急作五声，以正五钏，曰青钟大音，赤钟重心，黄钟让光，景钟昧其明，黑钟陷其常。”《吕氏春秋》载：“黄帝命伶伦造律吕，以竹为之，长三寸九分，为十二筒，分雌雄二音。雄鸣为六律，雌鸣为六吕。”《通礼义纂》载：“黄帝使伶伦造磬。”《白六贴》载：“黄帝战尤，命吹角以御之。”《音乐结旨归》谓：“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小末大，盖即今之喇叭也。”《黄帝内传》载：“黄帝制牛鼓八十面，一震数十里。”《太平御览》载：“黄帝命伶伦伐竹为笛。”《黄帝内传》载：“帝铸钲铙。”《通历》载：“帝喾造敌，形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吕氏春秋》载：“帝喾使垂作鼗。”《通历》载：“帝喾作虎，以竹为之。”《通典》载：“舜作玉管。”《淮南子》载：“禹始铸铎，而对群臣曰：告寡人以事者，振铎。”《群书考索》载：“禹作。”《通典》载：“禹作，以竹为之，以架钟磬。”四周以后，乐名日增，尔器亦日多。由上述各着录之载叙，可知中国后世最重要之各种乐器，三代以前已均肇建也。其后代有进步，非只乐律日渐增繁，抑且乐器之咱类，亦日渐增多。读者如欲明了各代乐器之详情，请参阅唐段安节之《乐府杂录》、宋陈鸣之《乐书》、张方平之《乐全集》、元左克明之《古乐府》、明梅鼎祚之《古乐苑》、清应伪谦之《古乐书》、胡彦升之《乐律表微》等书，即可洞明其究竟。本书非历史性质，风名存实亡之器，即不见于古玩肆厂者，不合于本书之标题，概不叙录。仅就古代遗存之名贵乐器，列入古玩中者，择要述之如下：
古琴古琴虽为古代乐器之一种，然国人久已视为修身养性之要器。旧日社会，中文人士夫，无不通晓，无不备置。因其特别重要，另于下章专述之。
钟金文以钟鼎名，则钟在金石中之重要，概可知矣，富贵以钟鸣鼎食为喻，则钟在古人上等生活仪制上之重要，亦可知矣。总之，钟之为器，在中古以前极端重要，为有职位者所不可缺之典器。其式样制作为今人所共知，盖非仅实物尚存，且仍沿用之也。惟一般所想象者，以为古之所谓钟者，即今日寺庙之钟，其实并不尽然。今日寺庙之钟，乃佛教之犍椎，来自印度，呜之以如僧众者，与中国古时之钟不尽相同。古钟之制，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小。横径大，有柄无钮。柄谓之甬，环顶曰衡，甬旁有环曰旋。附于甬以衔环者曰干，干刻饰之为蹲熊、盘龙之属，故亦谓之虫，钟口两角曰铣，钟唇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钲。钟顶曰舞，介于钲鼓之间，刻饰之者为钟带。亦谓之篆。篆间累累隆起者，为枚，亦谓之钟乳。其受击处曰遂。此周代钟制之大略也。今之出土周器，尚有完全与此相同者，惟亦有不尽相同者，其最不同之处即有柄者，有钮者。周制虽云无钮，但现今存在之周代名钟，钮者多而柄者反少也。其钮与柄之不同，盖由于重力大小之异，一尺以上者，均为钮；五六寸以下者，均为柄，实系方便计，不得不然也。按钟有数钟，即大钟、缚钟、编钟、摇钟是也，其分类乃因形式及使用方法之不同，并非因大小之异也。大钟者，单独使用，形式较其他各钟为大，故皆有钮而无甬，上下侈，钟口齐平而正圆。缚钟则系架于簨内使用，每簨只架一钟，因系架在簨内，形式椭圆，便于用也。编钟与缚钟相同，惟系编列使用，系簨架十六钟，分上下两层，大小相同，只厚薄各异。故十六钟依律成为声音不同之十六种音韵也。是缚钟与编钟不同之点，完全在于使用之方法，而不在本体之大小也。乃韦昭《国语》主以缚为小钟，《周礼·缚师》郑注则谓缚似钟而大，许慎谓缚为大钟，其实缚钟对编钟而言，无关于大小，可大可小。古人见其大者，则谓大；见其小者，则谓小；根本与大小无关也。在中国论理学未昌明之时期，此类大前题不正确之辨论甚多，于以知只凭古人论着以考古，亦未尽可靠也。至摇钟之命名，依义推之，必系摇荡而非撞击者。或有特殊用途，但亦不见于各着述中。
铎铎，大铃也。《周礼》载：“以金铎通鼓。”《古令乐录》曰：“铎，舞者所持也。”《三礼图》云：“铎之匡，以铜为之，木舌为木铎，金舌为金铎。其形略似钟，惟摇之作声，而不搏击也。有柄，亦有钮者。”三代以前，铎为乐器中之不可缺者，亦为乐舞中之要器。秦汉而后，乐器增繁，作乐及乐舞已不用铎，而铎已改变用途，不为乐器，而为檐铎或占风铎矣。即悬之檐头，风摇作响，如环佩声。因系悬挂，故增改柄而为钮。所有汉铎均为钮，而非柄。凡带柄之铎，均为三代以上物。带钮者秦、汉以后之用物，而非乐器也。
磬古磬与今日僧徒所用之磬不同。古磬系以玉或石为之，其形如矩博，而短之一端为股狭，而长之一端为鼓股，与鼓相连部之上方扁于鼓，有孔，以悬击之也。秦、汉以后始有铜者。
铙铙有二种，一为铜铙，即两铜相击者，今日戏院仍用之，古玩铺绝无出售者。古玩铺中常见者为又一种，非铜铙也。宣和《博古图》有汉舞铙，熔铜镂为疏棂，而中含铜丸，舞乐所执者。有柄，柄之上端为半球形之空壳。空壳中有一圆孔，圆孔之四周如车轮之术。若斯二者，合而为一，成一空球形，中置一核，摇之成声。此物甚多，凡售卖旧铜器之古玩铺皆有之，一见即知之。
鼓鼓为乐器中极重要者，从来均以钟、鼓并称，其重要可知矣。惟鼓之种类甚多，有腰鼓、拊鼓等名目，但普通之所谓鼓者，并非指奇异之式者，乃指大鼓言也。按鼓之制造，今人以木为圈，以革为面，击之作声，古制如何？书史未详，度大致相同也。惟今日存世者，有汉之铜鼓。据《金玉琐碎》载，襄阳陈伯仁藏有铜鼓，形如坐墩，中空无底，而多花纹，无径今之裁尺一尺三寸，高一尺一寸，朱翠斑驳，其花纹旗饰，与《博古》诸书所载相合。又山阳城隍庙有铜鼓一具，闻父老言，系河司马祝豫浚河，于泰州冯甸地坊所得。并言铜鼓作自马援后，诸葛亮得之蛮服，世称诸葛鼓云。按后汉《马援傅》：“于交趾得骆越铜鼓，援取其鼓以铸铜马。”《虞喜志林》：“建武廿四年，南康献铜马，有铭。”此又在诸葛之前矣。《载记》云：“赫连勃勃铸铜为大鼓，以黄金饰之。”《陈书·欧阳頠传》云：“赫连勃勃铸铜为大鼓，以黄多饰之。”《陈书·欧阳頠传》云：“兰饮南征夷獠，献大铜鼓，累代所无。”《岭表录异》云：“蛮夷之乐，有铜鼓，形如腰鼓，一头有面，圆一尺许，面与身连。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又云：“熹宗时，高州野收儿闻田中蛤吠，捕之。蛤跃入穴。掘得一铜鼓，其上隐起多蛙黾之状。”《玉海》云：“景德元年，象州贡铜鼓高一尺八寸，圆径二尺五寸，旁有四耳衔环，镂人骑、花蛤。”
椎之有声。据传记所载，蛮夷各有铜鼓，无一语及诸葛亮者。是鼓以木革为之者，国产也；铜鼓皆南夷所制也。
三弦起于秦时，本三代鼗鼓之制，而改形易响，谓之弦鞉。唐时乐人多习之。世以为胡乐，非也。近世之三弦与古者不同，据《大清会典》载：“三弦断坚木为之，修柄，方槽，圆角，冒以虺皮。柄下曲贯槽中，上直与槽面平，通长三尺三寸。柄末穿直孔，贯以三轴，左二右一，纳弦以三轴绾之。槽面设柱，架弦微起，以指甲拨弄发声。”
埙埏土为之。大如鸡子，形如称锤，上锐，下平，中虚。顶上一孔为吹口，前面四孔，后面二孔。谓之黑点，即后面二孔之部位。
奚琴刳桐木为体，二弦以木杆系马尾，轧之发声。陈晹《乐书》谓为奚部所好，故名。欧阳修诗：“奚琴本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落。”
建鼓大鼓穿径为方孔，以柱贯其中，而树之者也。柱下有四足，刻狮子于（要造字）上，柱上饰华盖。《明会典》谓之应鼓。庄子负建鼓而求亡，是古时已早有之。
应长六尺五寸，其中有椎击以应乐者也。
排箫比竹为之十六管，无旁出孔。阴阳各八，自左而右列二倍律、六正律，自右而左列二倍吕、六正。以木为橨，中凹而虚，以受管也。管之下端参差不齐，两旁长而中央短，皆容于格内。
搏拊又名拊搏，又单称拊。旧说以韦为表，充之以糠，所以节乐。近制如鼓而小，鼓腰施环系绳，作乐时，悬于项，击以左右手。每建鼓一击。则搏拊两击，以应和之。见《律吕正义》。
敔形如伏虎，背有二十七
铻，用木栎之，发声以止乐也。
方响钢制。以长方片十六枚，共悬一架而斜倚之，分为两排。用小铜锤击之，其声清浊不等，随质之厚薄而异。
阮咸即今之月琴也。据《国史纂异》载，形本正圆，今世俗所用亦同。清番部合奏乐，改其制为八角形，斫檀为体，槽面以桐，四弦槽面施覆手与琵琶柄，设十七品，以象牙为之。相传阮成所创，故名之。
枧以木为之，形如方斗，上广下狭，深一尺五寸。三面木板正中各隆起如鼓以受击，一面正中开圆孔纳击之之具。作乐先击之以起乐也。其击之之具，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