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登仕后改为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严复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驾驶。1871年5月，以优等成绩毕业，被派到清军水师服役。1876年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课程，考课屡列优等。1879年回国，曾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徽安庆高等学校监督等职。1912年2月25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3月8日到校就任后，即分别召开教职员会议，商讨改革办法。1912年5月3日，他又被任命为改名北京大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成为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负责编写战事新闻摘要，送总统府备览。1921年病逝。
19世纪末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鼓吹自强革新思想，曾风靡一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中国近代教育实践的先驱
严复是19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终其一生对教育救国矢志不渝，是令人仰止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以时代启蒙者的敏锐眼光，倡言教育救国。他的教育救国思想自成体系，卓尔不群，显示出浓厚的理性色彩，发人深思。
1879年8月下旬，严复回国，先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188O年，严复被李鸿章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实际承担总办的责任。1889年，担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升任总办。严复在该校的基本活动是：其一，负责招生。其二，完善奖学办法。其三，增设课程。在严复的主持下，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不仅超过了以前由洋教习主持的福州船政学堂，也超过了欧洲同类学校。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毁坏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严复由天津到上海避难，从此脱离了北洋水师学堂。1880－1900年，严复实际总办北洋水师学堂20年，培养了一大批海军人才。其中，驾驶班学生六届共回120名；管轮班学生六届共85名；昆明湖水师学堂驾驶班学生24名。此外，“又课成肄业美国回华学生9名”。
庚子之乱时，北洋水师学堂还未毕业的学生也转入其他学校完成了学业，成为合格人才。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有的在水师学堂充任教官；有的到各军舰充任军官。据记载，北洋各舰的大副、二副多从该堂毕业生中选任；有的还步入政界。可以说，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无疑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梁柱，对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严复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自然功不可没，他曾说：“海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因此，严复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实际上也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儒将。
安徽高等学堂初名“求是学堂”，开办于1897年，1901年遵旨改称大学堂，1904年改称高等学堂。该校开办数年，因屡起风潮，成效甚微。1905年秋，安徽高等学堂代理监督姚永概探知严复正寓居上海，便函请他主持安徽高等学堂校务。未等严复回复，姚氏就携带安徽巡抚诚勋的书信到上海催促严复动身赴皖。严复开始推辞，但他本人有在东南择地办学的想法，又见皖地官绅态度恳切，便答应尽力而为。此时，其友林纾来信劝阻；又有人不断从皖宁两地寄来匿名书信，百般恫吓，阻止严复赴皖。严复再度辞命，姚永概闻讯又赶到上海相请，严复异常矛盾。经过反复权衡，严复最终接受了聘请。
1906年4月5日，严复自上海赴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之职。4月10日，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官绅倾向、恩（铭）中丞礼仪尤殷，诸生欢迎，若拜大将；而旧教员如姚永概、胡元吉诸君皆相推挹。”严复十分感动，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上任伊始，他对学堂的办学方向和教学管理进行改革。上半年主要措施：其一，确立学制，五年为限。其二，调整教学内容。其三，甄别学生，分堂肄业。下半年，严复进－步整顿校务：以教员兼任庶斋两长，避免起用非学堂出身、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与教员学生产生矛盾；聘选7、8名英文教师与基础课教员，增加两名中学助教；在满足英文、数学等基础课教学的前提下，保证每星期都有国文、经学、舆地、历史等课程，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展开教学；设立－名监膳官，同时让学生从两斋中各民主挑选董事一人，参与后勤管理。其间，严复为整顿校务付出了极大精力，他在家信中一再提及“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
1906年上半年由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后，预备班人数过多，良莠不齐。严复于1906年底师范班毕业后，对顶备班学生进行了淘汰考试。他很重视这次考试，亲自复查过部分试卷。如一位学生作文抨击野蛮行径，“其辞甚健”，而汉文教习认为该文“悖谬”，只给了40分。严复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改加数语使其成为一篇佳作；又自赏该生10元，以资鼓励，甚至遗憾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该生，其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学部规定60分为及格，严复将标准降低到40分，结果仍有38人不及格被淘汰。经过这次淘汰后，严复甚感满意。他说：“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后，至今渐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当然，严复电感到这次考试遭致了不少怨怒。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严复对个入恩怨己顾不得那么多了。
1907年上半年，经过筹划，安徽高等学堂增添了校舍。4月，招考新生，分为几个班级，经淘汰考试留下来的两个头班合并为甲班。此时，严复满怀信心，正准备按部就班地为甲班聘请西文教师，分治政法和实业两大专业，根本没有意识到一次学潮即将爆发。5月，甲班两位学生作揭贴三道仿徐敬业檄讨伐严复，于午膳前一时张挂斋壁。午饭时，为首的2O名学生按计划翻餐桌。随后，学生冲出食堂前往驱逐斋务长，接着，闹事学生又“厉言尽逐闽人”。
学潮发生时，严复卧病上海。得知这消息后，他急电学堂，嘱咐各教员和管理员常上课办事，听候处置。5月，全校学生罢课。严复又致电学堂，建议将首事学生开除．并向安徽巡抚请求辞职。6月2日，严复返抵安庆，先后拜访巡抚和提学，请求辞职未获批准。其时，学生已罢课6日，虽然开除5人，令其余学生三日内返校，但首事学生在校外阻挠其他学生回校；有的混在回校学生中，不时朝严复发难。6月4日，教务姚水概出面挽留闽籍教员，受到匿名揭贴的辱骂。5日，某学生对严复辞职表示惋惜，也受到恫吓。同日，仍有人给严复投递匿名“公愤书”，严复于当夕坚辞监督之职。次日，束装就道。安徽教育会长阻行挽留，但无力缓和当时的紧张气氛．只得放行。7日，严复与受到攻击的闽籍教学管理人员同时离皖。
这次学潮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一、严复管理学分严格，其严谨的考分制度与部分学生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尖锐矛盾。其二，部分皖省官绅卷入学潮。使学潮染上了狭隘的地域色彩。皖省部分官绅视学堂为肥肉，各思分利。如提学使刚从日本带回得意速成班学生数名，亟待安插。严复因受到皖抚特殊礼遇等原因，对皖省其它官员不大理会。部分皖省官绅利用严复的这种弱点，鼓动要毕业的学生以反对斋务长为借口掀起学潮。其三严复本人反对吸食鸦片甚力，自己却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徒贻笑柄于人。其四，斋务长办事刻板，成为众矢之的。此外，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学界风潮迭起，安徽高等学堂的这次学潮也受到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尽管如此，诚如知情人所言，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史上的一大耻辱。
1906年，复旦公学致函严复，恳请他担任校长。严复当时已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对能否兼顾两校没有把握，也不知道两江总督的态度。尽管如此，严复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复旦公学学生的求。1906年底，严复接任复旦公学校长，即发现该校财务出现漏洞。由于学生欠交学费，借用公款未能按时归还，以致教员两月未领到薪水。1907年春，严复对复旦公学的人事作了调整。1907年，严复抱病处理完安徽高等学堂学潮，分别辞去安徽高等学堂和复旦公学校长，随即应邀到南京主持赣、苏、皖三省的留学考试。
在严复实际教学管理中，他的学识熔铸中外，特别是西学造诣罕有其匹，深厚的中西素养使他能够站在较高的起点上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从而建构自己的教育理念，同时，往往难被当时的环境所容。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在1895年这一年中，严复连续发表四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即《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这四篇文章是严复探求中西方强弱的根源而潜心研究的思想结晶，也是他启蒙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文章中，他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大力呼吁变法图强，指出了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究其实质，也就是以西学（新学）为指导，彻底改造中学（旧学），从而消除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严复的启蒙思想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产生的，是适时变通，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其核心是大力讲求西学，表现了目的与出发点的高度统一。他认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而要救亡，必须打破以往那种抱残守缺，自封自画的陋习，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可为我所用的长处。
严复还特别强调学习西学不应停留在表面，即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上，而应着眼于社会变革及民族主体意识的萌动和觉醒。第一步就是开民智，民智不开，万事不可为，民主政治固然是痴人说梦，即便是君主立宪也颇费踌躇。所以严复的启蒙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系统地改造国民重塑民族新文化的方案，因为他痛感“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认为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在于文化的退化，在于士大夫受八股取士封建科举制的毒害。
他认识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是破块发蒙，传播新知，必须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全力吸收西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学即新知。严复认为当时教育应“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他是近代中国传播西学最激进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这固然与他的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独特经历和学识素养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西学救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只有西学才能救治中国人的愚下，才能消除中国人思想上的蒙蔽。
严复作为时代先进思潮的弄潮儿，有着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他毅然树起进化论旗帜，敲响救亡警钟，使国人怵焉知变，但是这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并没有淹没其理性思考。这种深刻的理智的带有强烈的意志倾向的忧患意识，促使严复以时代启蒙者的敏锐眼光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途。他认为由于中国民智太低下，故而教育尤其是国民素质教育应是改造中国的第一要务，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严复把废除八股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救亡之道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为此，严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大加鞭伐，喻之为非牛非马之论。他认为体用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将它强行割裂开来。严复这种看法是切中时弊的。中国的近代化之所以举步惟艰，收效甚微，就是因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思维紊乱，体用不分，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严复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为了西学真正地大行其道而扫除障碍。这表明严复在风云激荡的世事中保持着冷静理智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甚至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强调必须使国民先养成自由民主的能力，然后才有资格将民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一向强调“标本并治”，特别是要“治本”。要“治本”，也就是要开民智，要大兴启蒙教育。严复凭着自己对西学的深刻体认，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高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认定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这是严复启蒙思想中最富于革命性的闪光点，说明严复无论是与他的先行者还是与他的同辈人比起来，都是更彻底的改革派，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严复将传播西学看做是改善民质革新政治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并走上了这条“徐而不骤”的西学救国的道路。严复为传播西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需要莫大的气魄和胆识的。当时传统文化的凛然神圣性在一般士大夫的眼里依然是不容置疑的，依然是他们心中最深的眷念。但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在严酷的抉择面前，情感最终必须让位于理智。近代中国尤其是一个需要理性选择的年代，必须在沉重的历史负累的废墟上，树立起正确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严复为西学呼号，他在对西学的吸纳上极其理性，是一位开放变通的思想启蒙家。他排斥狭隘的民族主义，推崇文明自立，而不是盲目排外，自缚手脚。他说：“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这种思想是异常深刻的。严复在救亡重任面前，极力提倡西学，似有全盘西化之嫌。但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救亡重任面前，只有全力提倡西学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也是严复通过中西学的鲜明对比而得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