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阴历4月28日，包头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中的恩格贝，在绥西（今内蒙古西部）抗战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队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之一部，与日寇及伪蒙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乃至惨烈的肉搏战。由于日寇武器装备优良及敌众我寡，千余名宁夏抗日军人，全部壮烈殉国。几天后，三十五师后援部队赶来，与当地民众将烈士们的遗体匆匆掩埋。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段抗战历史，被岁月尘封起来，不被世人知晓。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沙漠的风暴将浮沙吹去，烈士们的骸骨暴露出来，恩格贝的台地上，白骨嶙峋一片，触目惊心。听当地百姓说：有的骷髅被人卖了，做了人骨标本；羊儿们经过时，时不时将风化酥脆的骸骨“啃上几口”。烈士之魂，当归何处？一段国殇，何时能彪柄于青史？
幸而，1995年夏，即恩格贝之战的五十五年之后，宁夏的几名记者偶涉此地，闻知有个“死人塔”（埋葬壮士的台地），遂亲临遗址。他们目睹了黄沙上的累累白骨，采访了当年的埋尸人及其后代，拍摄了素材，又写成通讯刊于宁夏某报，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才得以披露于世。
当我看到这篇通讯时，我被深深震撼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它，感觉身上的血流在加快。往后的日子里，有些模糊的人开始在脑海浮现；在梦中，我常常徘徊在当年硝烟未退的战场上，仿佛听得见枪炮声和喊杀声……
有学者说，哲学及命题的产生源自惊奇；文学及其作品的产生源自于震撼。我不谙熟文学创作的美学原理，但我知道，强烈的真、善、美、悲、壮、愤诸种情感，能激发人类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比如：
因为感于真实，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忍辱经年，写下了《史记》；李白有感于人生短促，写下了“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诗句。
因为感于善和良知，关汉卿写下了《窦娥冤》。
因为感于美好，前秦的诗人们写下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绝唱。
因为感于悲哀，曹雪芹吟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写下了《红楼梦》。鲁迅先生写下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不朽之作。
因为感于雄浑壮阔，苏轼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句名。施耐庵塑造了《水浒》中官逼民反的英雄们。
因为感于愤怒，屈原写下《天问》《离骚》等磅礴之作。郭沫若写下了“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的诗句。
我觉得我对恩格贝之战的震撼，竟也对应了上述情感的种种源头。宁夏的记者在通讯中写道：
乌兰乡八旬老人刘四一说：“……那边沙梁子下面有一眼泉，队伍正在烧水做饭……可这会儿，日本人的飞机已经飞到队伍头顶，用机关炮‘嗒嗒嗒嗒’往下扫。跟着又响了几炮，骑兵队又围过来，把后路断了。汽车拉着大炮，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西军（宁夏抗日军人）围起来打。最后打交手仗……西军的人全死了……”
西口湾村八旬老人徐双虎说：“那是1940年，4月28日死了人（阴历），五月初二、初三埋的。几十个人连来带去埋了八天，光这边就埋了四百八十个，那边还埋了五百多人。人都烂了，斜躺横卧的，气味大得很，我们用沙蒿堵住鼻子，把人驮到台地上……有的头天埋了，第二天身子一胀把沙土顶开，露出来了，再埋……”
……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烈士们当是死不瞑目的，国家的贫穷，政治的腐败，中国的军力远不如日本的军力……在只能以血肉筑长城的时代里，他们有着深深的愤懑和焦灼、太多的无助和无奈……难道，就没有人为之淋漓酣畅地写上一笔吗？烈士们魂魄犹在，“汗青”在哪里？
抗日名将、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说过：“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这是一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同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联合进行的神圣的民族战争。至今，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无数共产党员、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
其实，绥西抗战主要战役在1940年初已经拉开序幕。1940年2月1日，日寇从包头集结重兵向绥西进犯，在乌不浪口阵地，八十一军三十五师的将士有千余名殉国。后来，有一百多名烈士的遗体被埋葬在山口西侧，成为乌不浪口公墓。
是上苍有眼吧，烈士们到底未被遗忘，为了纪念在乌不浪口战役中血洒沙漠、长眠荒野的烈士们，1995年，内蒙古五原县北清真寺为宁夏抗日军人立碑一块。1997年，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将乌不浪口公墓定名为乌不浪口烈士陵园；同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将该陵园定为盟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当地人民在陵园开展了绿化美化工程……
因为立碑之事，又想到了立传，即给这些烈士立传。但是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比如，内蒙古有关人士吁请宁夏有关方面寻找知情者，补齐烈士名单，终不见回音。苍天在上，厚土在下，世态炎凉，“立传”谈何容易。
于是，我想写一部小说。当然，写小说也有功利的思考。当今市井小说和媚俗影视剧充斥。是否还有人愿意去看一部这样的传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话语，早已不再时兴。假如你源于史实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也许会有人不屑一顾，岂不是悲哀……然而，内心总是欲罢不能。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一直想附体，日本的军力已经居世界第二。日本借口“维和”，修改“和平宪法”，海上自卫队的准航母战舰开到了海湾地区。而我们呢？有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却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当年恩格贝的战例就是前车之鉴，痛定思痛有何不该？
按中国传统文化，六十年是一个小周天。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拍摄了不少反思二战打败仗的影片，自揭伤疤，自鸣警钟。可在我们的不少文学作品中，虚假的浪漫主义、廉价的英雄主义和伪造的历史主义泛滥；更有甚者，有些作品中，打日本鬼子容易得就像玩游戏……
并且，我脑海中刘子斌、白武耕、金虎彪、周嫣红等人的形象愈加清晰。这种情形，又迫使我去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和证据。唢呐王、巴特尔、马兰草、尤素福等人亦涌现出来，他们站在那里，组成了一列群像，使我魂牵梦绕。他们好像在注视着我，等待着我拿起笔来，把他们的喜、怒、哀、乐、爱、忧、恨写出来……
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在宁夏城（今银川）被捕。一年后，崔景岳、孟长有等人被马鸿逵下令活埋在城隍庙外；中共陕甘宁边区回民巡视团特支书记兼团长马文良，亦同时惨遭杀害。这段史实的背景是：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从国共合作的立场上倒退，“宁夏王”马鸿逵属国民党的顽固派，不惜破坏抗战大局，疯狂逮捕杀戮共产党人；中共陕甘宁边区不断壮大。遗憾的是，这段历史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表现过。城隍庙当在银川城何处？崔景岳们的骨骸何在？岁月匆匆，几多遗憾。所以，从历史逻辑上讲他们当然是主人公，我自然也要把他们的化身写到我的小说里。
朋友，请不要以为我在此“矫情”，大言什么“使命”情感，不，绝不是。当我拿起笔来，摒弃功利念头，愿为当年的抗日军人和共产党人洒一掬泪水时，我是以重病之身投入写作的。从构思到书稿杀青，已然度过三载寒暑。我觉得，充满激情的整个创作过程，可能无非只对应了两个字：“悲悯”。
我写了20世纪40年代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社会生活，写了铁血抗战的中国军人，写了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写了奋起反抗日寇的草原牧民和庄稼汉，写了搜刮民财的无耻官僚，写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写了城市贫民、乞丐和娼妓……我试图揭示宁夏历史的深层信息和各民族文化的历史信息，以广阔斑斓的生活画卷，试图揭示当年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卓绝，也试图揭示抗日战争过程的二元性，即政治家的抗战和劳苦大众的抗战之不同。
假如，这些揭示还不够丰满，还不够深刻，还不能够针砭一下某些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脏，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珍惜并开掘了中国西部黄河河套地区人民可歌可泣的宝贵人文资源。我是揣着一颗文学良心来写作的。
我无怨无悔。我欣慰能以小说的形式呼唤恩格贝的壮士们魂归故里。
我要向我的同行宁夏的记者江兵、梁鉴、李正宏道一声感谢，是他们将几近湮灭的恩格贝之战披露于世。还要感谢作家张武先生给小说以指正。
归来兮，壮士魂！
马濯华 于2005年清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