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周恩来一行离京去广州，准备在那里逗留几天，然后经香港前往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由于中国民航尚未开辟国际航线，因此，中国代表团决定包租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这件事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友好关照，亲自指派“克什米尔公主”号恭候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准备在4月10日率团动身从广州前往香港……
香港，毛人凤的阴谋正悄悄紧张地进行。
在九龙弥敦道一处保密局秘密据点，赵赋丞率领从台湾潜伏而来的“求爱行动小组”与香港的保密局特工碰头，他传达了毛人凤的命令后共同策划行动。会上，一香港的特工提出他认识一名香港航空公司的雇员，通过对此人的收买利用，完全不难接近“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赵赋丞听后也觉得这个方案比较可行，遂叫人第二天就把那名雇员请来。
次日晚上，一位身着笔挺西装的青年人被带到了保密局秘密据点，他就是在香港航空公司上班的那位雇员，名叫周梓铭。赵赋丞亲自与周梓铭进行了一番谈话。
“你在航空公司做什么事？”赵赋丞不经意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一边轻松地问道。
“做地勤，主要给飞机加油。”
赵赋丞一听，心中一阵窃喜，这不就意味着可以随时接近机场的任何一架飞机吗？他按捺住心中的喜悦，继续询问道：
“你知道我们叫你来的目的吗？”
“具体的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我这位朋友是干什么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周梓铭自作聪明地回答。
“哦！”赵赋丞若有所思地应道，然后，进一步地单刀直入：
“你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这回事吗？”
“知道，不就是中共方面包租的那驾专机嘛。4月9日到达启德机场，然后在10日送中共代表团赴印尼。”周梓铭顺口答道：“皇家警察已通知，要对这架专机实行隔离，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赵赋丞点点头，想了想突然问周梓铭说：“你愿意同我们合作？”
周梓铭立刻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紧张地把头埋了下去，长时间沉默不语。
赵赋丞见状，轻轻拍了拍周梓铭的肩膀，说道：“听说你要结婚，手头有点紧，这……”边说边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支票，上面写有六十万港币的金额，递到周梓铭手中。周梓铭看了看支票，用力把它捏在手里，最后终于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赵赋丞立刻把他们的行动计划电告台北，毛人凤再次电令重申：“只要能阻止中共代表团的行动，决不要吝惜任何代价。”同时毛人凤对行动组的活动进行了一番赞许，认为其工作进展迅速，很有成绩。
在得到毛人凤的首肯后，行动组决定在飞机上动手。他们专门做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模型，精心研究，决定将高效能塑料炸药安装在飞机上。
这样，保密局特务的策划活动已进入最后阶段。
1955年4月5日，广州市。
珠海大桥附近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艘显眼的渔船正朝岸边停靠。船刚一停稳，从里边冲出一位渔民装扮的中年人。他一上岸就神色严肃地直奔广东省公安厅而去。
在内务保卫处，“渔民”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到香港执行特殊任务的侦察员，要求直接同中央联系，他说他带回了重大而紧急的情报。需立即汇报。当天晚上12点整，一架从北京飞来的军用飞机停在广州白云机场，不一会儿，又载着那位“渔民”返回北京。
据他透露：美蒋情报机关已经获知我出席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代表团的行程，并且，已经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有关部门仍火速向最高领导作了紧急情况汇报。
次日凌晨，北京。
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了该项情报的详细汇报之后，立即作出指示：公安部、社会部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同时迅速派人再去核实这个情报的准确性，以便作出对策。
另一方面，暗杀这类事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凭他锐利的直觉，他感到，台湾方面肯定会对这次行动作出反应。果不出其所料，虽未查证，但也反映出事情不祥的兆头。
紧接着，周恩来又在6日上午召集了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卫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参加的“敌情会诊”分析会，以便进一步地商量对策。
会上，周恩来指出：“这次参加万隆会议，无论对我们还是台湾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台湾特务机关肯定会进行百般阻挠。而我们必须加倍小心，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他仔细地回想了他们此番行程的各项事宜，认为并没有什么漏洞，而唯一呵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只有香港机场。他果断地说：“我们从印度包租的飞机，会在香港机场停留两天，所以，应该敦促港英当局加强机场的保安工作，绝对保证飞机在这段时间里的安全。不过，我们与英国没有外交关系，问题有些复杂，这里却又是最有可能被台湾方面利用的地方。”
这时，中央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插话：“是否可以请求印度政府允许飞机改道，代表团由北京飞到印度的新德里，再从新德里直飞雅加达。这样，便可避免飞机在香港逗留而导致危险的发生。”
周恩来摇摇头：“这里面有个外交礼仪问题，如果我们途经新德里，人家怎么接待你？况且现在已是6日，时间很紧迫。”
坐在一旁的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又发出疑问：“代表团出访的行程，连我们都不太清楚，台湾方面又是怎样知道的呢？”
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尽快弄清楚，我们的出访行程，只有中央少数几位领导同志知道，我连邓颖超同志都没有告诉……”他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看来问题出在航空公司方面，如果有人被台湾方面收买，麻烦就大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跟印度和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商有关保安问题。”
当天下午，周恩来下班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由于明天就要出发去广州，他这才向邓颖超说：“这次去印尼出席万隆会议，包租的是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虽然有过一点小麻烦，但问题已经解决了。”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乘飞机从北京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准备在广州市停留两天后再乘飞机到香港，转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印尼雅加达。
在广州，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港英当局：希望加强对启德机场的专机安全保卫工作，谨防有人进行破坏活动。当即，香港方面反应非常积极，随后派人加强了机场的保卫措施。
香港当局的积极姿态，使周恩来感到十分轻松。这位新中国的总理，此刻，外表依然镇定从容，他非常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绝不能退却，不仅是全国人民，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行动。
起程的时刻就要到了。
香港，启德机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4月10日，这天机场内外的哨兵和安全检查人员明显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当天，所有的乘客都受到比平时更加严格的检查，尤其是那些从台湾方面的来客全被严密地监视起来。
在机场的东南角，停靠着一架星座式豪华客机，机身通体银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高贵而又静静地挺立在那儿，更加显得气度非凡。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终日守在它身边，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人员向其靠近，为这架飞机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这就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中国代表团所指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第二天它就得载着周恩来、陈毅等中国代表飞往印尼的雅加达，去万隆参加亚非首脑会议。
尽管港英当局对机场的防范是如此的严密，但仍出现了小小的疏忽，就是这个疏忽，终导致了一场机毁人亡的严重事件。
这天中午过后，按照机场的规定，要给那架为中国代表团准备的专机加满燃料，为第二天的飞行做好准备。
加油车慢慢地向飞机靠近，两名持枪的士兵看过车上的那名加油工出示的证件后，便挥手放行。油车停在了飞机旁，加油工从车上跳了下来，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守卫士兵的身边，径直爬上飞机右翼加油。这时，加油工背对着守卫的士兵，突然掉头，见士兵并没有注意他的行动，便迅速取出塑料定时炸药，把它安装在飞机右翼的轮仓内。待一切都完成之后，他很快地离开了飞机，当他走出机场时，再次回头望了望仍停靠在那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此人，正是被赵赋丞收买了的周梓铭。
周梓铭在出机场后，给赵赋丞打了个电话：“事已办妥。”赵赋丞闻讯后指示道：“你马上辞职，随便找个理由，但一定不要露出任何端倪，以免引起猜疑而前功尽弃。之后，你立刻来我这儿。”
赵赋丞放下电话后，脸上露出一番得意的神情，他镇定了一下，迅速把香港这边的情况向台湾方面汇报。
台北，草山别墅。
毛人凤在得到赵赋丞的密电后，大喜过望，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向赵赋丞指示道：“你们把一切都弄好之后，立即准备返回台湾，要注意，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之前绝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线索。另外，把周梓铭也带回台湾。这样，在飞机爆炸之后，他们也不会发现与我们有任何联系的线索。一切都要秘密、迅速地进行，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候，飞机的爆炸就会被看成为一次机械事故的坠毁，进而成为一桩无头案。”
毛人凤在下达完指示令后，轻松地躺在沙发上，一想到马上就会发生一起由自己导演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眼里闪射出两道异样的光彩。一会儿，他又抓起了电话筒，拨通了蒋介石官邸：
“报告校长，阻止中共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的行动工作已经布置完毕，刚刚接到赵赋丞的汇报，他们已成功地把炸弹装上了周恩来等人的专机上……”
蒋介石听完后，口气也明显地有些高昂：“很好，只要专机一炸，中共就无法继续参加万隆会议，这对我们十分有利。眼下，中共急于参与世界性事务，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击碎他们的意图。在这方面，你干得很不错，就要不断给中共造成威胁。另外，你们的工作要做得天衣无缝，不要为我们其他的工作造成被动，你明白吗？”
“报告校长，我明白。我已经通知香港的行动组尽快返回台湾，不留下任何痕迹。”毛人凤充满信心地回答。
蒋介石问道：“中共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毛人凤说：“明天中午12点左右。”
放下电话筒后，毛人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近几年来他一手策划的对中共领导人的行动都是功败垂成，令他悔恨不迭。今天他终于碰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不使他激动万分。只要明天中共的专机一炸，他可就成了党国的功臣。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禁自鸣得意起来。
广州市。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动身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只等第二天即4月11日前往香港转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去万隆参加会议。
万事俱备，突然，一道急电发到广州。
这是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周恩来，邀请他先赴缅甸的首都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埃及总理纳塞尔以及尼赫鲁本人等先期举行会谈，就万隆会议的主要事项进行磋商。就是这封急电，改变了周恩来的代表团赴香港的行程，于是他们便转赴印度，准备从那里直接取道去万隆参加会议。
此时，“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炸弹定时指针已经开始转动了，它并没有因代表团的改道而停止。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点15分，香港启德机场上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仍按预定的时间起飞了。
在这架专机上，载着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石志昂、李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国、董作梅、杜宏、李华、郝风格，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共十一人，以及担负本次航行任务的印度高级驾驶员贾格尔上尉及机组人员共七人。他们随着飞机一道冲上了蓝色天空。
飞机起飞后，一切都正常，飞机的引擎在均匀运转。这天，天气很好，机组人员心情也不错，飞机与地面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下午4点50分，飞机在靠近北婆罗洲的南中国海上空飞行时，机身右下部传来一声沉闷爆炸声，定时炸弹按预置时间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涌入机舱，火势迅速蔓延，火苗顷刻间吞噬了行李间，这时飞机与地面上的通信也中断了。
不久，舱外也冒出了一股火苗，很快蔓延到了飞机的右翼，整个飞机的内部，包括驾驶舱内亦是浓烟弥漫。在这危急关头，机长贾格尔试图想选择附近的机场作紧急降落，然而飞机此时已完全失去控制，只能向水面迫降。贾格尔艰难地操纵着飞机，一会儿，飞机又失去平衡，下降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飞机腹部已猛烈地触及水面。虽然水是柔软的，但与高速而来的物体相碰，也具有相当的破坏力。飞机在撞击水面的那一瞬间，机头与机身分裂成两段，机上所有人员只有三个人从两段的空隙中被巨大的力量抛了出去，其余十五人则随着机头和机身在瞬间被卷入海底，无一生还。
被抛出的三个人是：副驾驶员狄克亚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长尼亚，三人在水中游了一阵，很快就被英国的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救起，并送到附近的新加坡一家医院治疗，后来，这三位幸存者成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有力证人。
4月11日晚，台北。
这天，毛人凤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因为这天的事情对他来讲，十分重要。他早已派人出去，密切注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动向，各种监听、监视机构全部都行动起来了。他一整天都闷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等待着。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根本没有上这架飞机。
傍晚7点钟，消息终于送到了毛人凤手上，当他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按照预定的时间在下午4点50分左右在北婆罗洲上空成功地爆炸，几乎兴奋得蹦跳起来，他激动地对办公室其他人员说：“周恩来的死，使我们不仅阻止了中共去参加万隆会议，而且，这也是我们反共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
毛人凤连夜把这个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闻讯后，对保密局的工作大加赞赏，并通令嘉奖有功人员。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早在飞机起飞的前几天，中国政府就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阴谋杀害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代表团成员，破坏亚非会议。4月10日上午，中国政府又将这一情况通知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转告港英当局，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仍然发生了上述事件，港英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中国政府要求，查清凶手，严惩罪犯。
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次针对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的谋杀阴谋。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他本人对飞机失事的遇难者们表示悲痛和哀悼，并要求港英当局对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进行充分调查。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港英当局经过大量的侦破工作，终于使此案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