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云鹏第二次来大陆是1950年4月，他先到天津，仍落脚于南马路二道沟十十九号于振江家，布置完任务，只身潜入北京，无意间在朝阳门外看见沿街卖劈柴的张兰亭。张在日伪时期曾任文安县保安团的大队长，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搞过“三光”，欠有血债。日本投降后，张被列为汉奸。要不是段云鹏帮忙，向马汉三说情行贿，恐怕早就身首异地了，自此张追随军统局，武装袭击解放区，捕杀中共干部和进步群众，坏事干了许多。段云鹏第一次来北京时，找过张兰亭，由于张搬移住处，未能见着，这一次意外邂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段云鹏确认张兰亭无疑，便悄悄地盯了一程，见张走进家门，上前认清门牌号码，决定另选一个日子登门拜访。说来也巧，那天，张兰亭的弟弟张熙亭也在，索性一网兜进，全部发展成为“行动员”。接着，段又问起张的妹夫秘静轩近况。秘以前是自卫团的司务长，被段网罗为保密局情报员，并从中作伐，将张兰亭的妹妹介绍给秘，撮合成一段姻缘，段第一次来北京时，也曾找过秘，同样是因为搬迁，没能找到。张兰亭见段云鹏关心妹夫的情况，便自告奋勇地代秘打“保票”，接着再由秘静轩“发展”陶天林，四人组成了新的行动组。
北京之行小获成功，回到天津又有个叫程沛然的，等着与段见面。程在日伪时期，当过“新民会”股长、科长、宣传室主任，属于汉奸的范畴。抗战胜利后，也是靠着段云鹏帮忙，没有列入通缉名单。眼下，就住在北京新开路的一个独院内。他有两个老婆，小的叫夏华媛，以街道“积极分子”的面目示人，隐蔽得很好。这一次是赵友三告诉程，段已来大陆，程急着要见，便结伴来到天津南马路于振江家。段听完叙述，当下任命程沛然为“保密局北平行动组”组长，赵友三为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尤其是有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址、车号的情报，伺机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根据段布置的工作要求，程沛然先后“发展”了自己的小老婆夏华媛、妹夫闵泽普；赵友三“发展”了外甥苑景芳，朋友宋林森；张兰亭也“发展”了当年自卫团的中队长张振中、伪专署的特务队长王惠民等。1950年6月，段云鹏“完成”任务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时，玩弄夸张技巧。原来，段住在北京朝内南小街客栈时，附近有个火药厂发生爆炸。段想反正无法查证，索性将功劳贪为己有，“有鼻子有眼”地对毛人凤说，这是他手下的“行动员”干的。毛人凤大喜，发了三万港元，以资奖励。
当年10月，段云鹏第三次受命来大陆，正是基于此前的基础，准备在北京搞一系列大行动，以显示里应外合的“反攻”战略。和前两次一样，段先到天津，魏金山通过曹玉静给他送来了五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程沛然通过中南海的一个工人，绘制了一张关于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与住处的详细草图，段云鹏大加赞赏。程还说，为了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先后去民宅抢劫六次，劫得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此外还搜集了不少企业干部枪支配备的情报、天坛粮库的储粮和警卫设施的情报，正准备在中央领导人常去的长安戏院搞爆炸。段云鹏听得连连叫好，并说毛先生已发下话来，刺杀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得黄金十条，随后又告诉程沛然，由毛人凤批准，正式任命程为少校组长。
程沛然感激涕零地走了，段云鹏静下心来研究情报，准备统筹下一步的行动。正存这时，全国性的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股迅猛的来势吓坏了“赛狸猫”，临时决定取消预计的打算，匆匆离开大陆，唯二的交代，便是通过香港给程沛然等行动组寄来了一笔经费。
1951年初，秘静轩在北京被捕，根据他的交代，张兰亭、陶天林、张熙亭相继落网。稍后，魏金山和赵友三暴露，连带出于振江、曹玉静、王忆南、李万成等。而早在1950年4月，程沛然的“北平行动组”，刘珍的“通县行动组”全被我公安部门破获。至此，段云鹏渗透大陆的结晶——“华北行动组”网络，全线完蛋。这一切，躲在台湾的段云鹏一点也不知道。
这时，我公安部门考虑到段对首都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危害极大，不加铲除，后患无穷。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指示，要想尽办法抓住段云鹏。为此，布下三环套：第一环是通过段的挚友张某的老婆做工作，打动张为我公安部门提供段在香港的活动情报；第二环是逆用魏金山，继续与段保持联系，以此造成“华北行动组”依然在活动的假象；第三环是对段在北京的所在关系布控。但段十分狡诈，突然间动极思静，打消了弄险念头（也是毛人凤痛于接二连三的惨重损失，有意保存“王牌”），两三年内足迹未及大陆。
1951年，一方面是大陆反特、镇反、剿匪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对郑介民的支持，迫使毛人凤在主管“大陆工作”上逐渐偏离“中枢”。郑介民的作用日益突出，反映在工作路线上，体现郑氏特色的“跳板”战术也逐渐取代了毛人凤的“大陆总体游击战术”。
所谓“跳板”战术，说白了，归结为四句话，即以大陈、金门、马祖等岛屿作为台湾向大陆进攻的跳板，在东海、南海组建“反共救国军”，通过渡海登陆与空投相结合的方法渗入大陆，形成“游击走廊”。1951年冬，郑介民为此组建了六个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他们分别是：广东省东区总指挥部，张炎元任总指挥；广东省西区总指挥部，王作华任总指挥；广东省南区总指挥部，张瑞贵任总指挥；广东省北区总指挥部，容有略任总指挥；广东省中区指挥部，李福林任总指挥；广东省海南总指挥部，吉章简任总指挥。每个总指挥部统辖三路军，各路军的头儿，大多是军统局时期的“广东派”班底，此番卷土重来的阵势，一言以蔽之是“大珠（猪）小珠（猪）落玉（肉）盘”。郑介民的“大陆工作”颇有改观的地方，首先是派头比毛人凤要大，因为美国人有钱。比如“国防部”第二厅的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通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在台北市近郊张店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讯业务机构，专门用来侦测解放军的无线电台与无线电话，从中窃取情报。平常的空降跳伞训练，也少不了美军顾问的“关心”，至于吃的、用的，都有气象一新的感觉。但是，成效如何呢？在毛人凤看来，同样是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而且蚀本更大，称得上是登陆一批歼灭一批，有的干脆在海上就“玩完”。郑介民苦心经营了两年，“游击走廊”的计划濒于破产。
1952年美国大选揭晓，在野二十年的共和党入主白宫。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一上马就改变了民主党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他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2月5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盛赞这一政策“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紧接着“反攻大陆”的战略由暗转明，成为公开的叫嚣。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人凤居偏不闲，于大陆方面的工作，仍然采取了有所作为态度。比如西南、西北的三张游击，“王牌”，他仍然抓住不放，联络和空中支援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由于各种因素，手中的王牌数量越来越少。比如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曾调动包括军区警卫二团（原先是贺龙在晋绥时的部队，骁勇善战，十分厉害）在内的几支精锐部队，趁一个雪夜，全线出击，重创周迅予部，使之一蹶不振，被迫钻进了卓斯甲和黑水的深山老林里，顽抗到当年的秋天，这股匪徒大部分被消灭，只剩下周迅予、何本初等几个光杆司令，加上马良残部百余人，流窜于川西高原一带。1953年3月份，毛人凤配合“反攻大陆”的公开化，想搞一次影响大一点的“行动”，特派张祗山以少将中央特派员兼电信大队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去周迅予部，协助周扩大川西游击根据地。毛人凤跟以往一样，亲自陪张到桃园机场，目送飞机升空。这次空投的地点是川西高原松潘县郎母寺。周迅予按照事先的约定，半夜里在郎母河畔点燃十堆大火。空投十分成功，“周总指挥”不仅迎来了“中央特派员”，还得到大量的银元、武器和食品。唯独张祗山暗暗吃惊，原来号称几万大军的“西南游击一。一总指挥部”，竟是百把人的散兵游勇！于是，此前酝酿的“雄心壮志”大受挫折。没多久，由于当地土司的通风报信，解放军于郎母寺内将这股匪徒全部擒获。至此，毛人凤引为得意的“王牌”只剩下缅北1张了。
然而，“好景”难长，蒋经国突然又提出要抓这支部队，毛人凤不敢与其争锋，只能“自觉”地让出指挥大权。好在小蒋“领情”，从顾及毛人凤的利益出发，对这支残军实行政治和情报的分治，部队的特工和谍报系统仍旧归保密局“滇缅边区情报总站”领导，给毛人凤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毛人凤手里的“游击武装”事实上已丧失殆尽。
“反攻大陆”闹得轰轰烈烈，岛内形势却阴云重重。近来，老蒋心情乖戾，或喜或忧，忽晴忽雨，这是什么道理呢？说到底还是陈仓烂谷的霉味不除。早先，老蒋苦于孤立，一心指望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今盼来美援，却又陷入了前隙纠缠、后路受制的磨难之中。日前，偶有小恙，夜来头沉如铅，信手拈过一本“闲书”，伴灯而读，一则悬梁鬼索命还魂的故事，撩动心肠。说是某县城有一吊死的女鬼，结绳为环，诱人观看，亭台楼阁，美妙如画，观者若是贪恋，将头伸入环内，绳索骤然收紧，顿成新鬼，女鬼便可还阳了。这类故事，蒋介石小时候就听说过，玩味的意义就是自警莫要贪恋，真正以为自投罗网的，还是眼前的尴尬，说白了也就叫：没有美元（援）想美元（援），求来美元（援）多美元（怨）。
怨在哪里呢？老蒋扪心而问，觉得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车辙易轨。初入台岛，他已有城府，决定扶植小蒋，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顺利交接，这也是当时岛内开展“整肃”运动的一个目的。然而，“韩战”爆发以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湾，同时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岛内的亲美势力由此崛起，并且占据了军政要位。先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跃居陆军总司令，亲美色彩浓厚的吴国祯当上台湾省政府主席。孙、吴二人背景相近（美国人欣赏），私交甚好，舆论谓其曰：文武双星，最佳拍档。接着，亲美派人士俞大维和王世杰又分别当上了“国防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如此气象壮观，着实令人瞠目。
如果说这只是交易，那么蒋介石可以把割权相让当作是对美援的一种补偿。可事实上，政治交易并不是市场交换，仅仅遵循等价的原则，而且还蕴藏着更长远的战略图谋，这也是老蒋与美国人的分歧所在。在老蒋这里，美国人的价值在于帮助他光复大陆；在美国政府那里，台湾的价值在于它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方面，尽管反共的共同立场使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不同的战略目标，又决定着他们各行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强行制定“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与老蒋明里“配合韩战”，暗中加紧“反攻大陆”的举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典型例证。这样一来，分歧就会演化成新的矛盾斗争，亲蒋与亲美自然也成为台岛政坛上的一种分野。
看着亲美派的“茁壮成长”，蒋介石心里是不悦的，客观上，这些人是自己属意的蒋经国时代的一个障碍。但托庇于美国人的保护，又迫使蒋介石尽量采取妥协容忍的态度，一张一弛之下，亲美派日趋嚣张，亲蒋派积怨日甚，就拿“整肃”中的清算“罪臣”来说，老蒋希望通过洗雪错误，开创新的历史，同时也为蒋经国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但亲美派却趁机大肆削弱蒋的羽翼，孙立人拿黄埔系开刀，力度之强，手段之硬，看得不少亲蒋派人心战栗，纷纷跑到老蒋那里诉说唇亡齿寒的忐忑心境，表现出了对孙立人等权势倾天的强烈不满。对此，老蒋除了苦笑，还是苦笑。因为，目前他离不开美国人。
其实，凭过去的经验，蒋介石何尝不知老美的援助历来是附有条件的！至于代价多大，倒是估计不足。他一直有个希望，总以为通过顽强的表现，可以改变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印象，从而获得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他觉得希望近似于奢望，至少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中很难实现。这几天，他正在考虑改变方向，把做美国人工作的重心移到共和党身上，促使他下这个决心，除了岛内的亲美派势力得势不饶人外，再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已从毛人凤呈送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他把这个想法跟蒋经国一讲，小蒋举双手赞成，并说这件事由自己去办，不获成功，决不收兵。
所谓“第三势力”，说到底也是华府（指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摆布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伎俩。早在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经召开过对华政策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当时，会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派表示反对，司徒雷登建议折中，于是国务院出面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临时的对华政策。这个三人小组研究的结果，仍旧认为蒋介石没指望，从而提出了策划扶植“第三势力”的政策。这里的第三势力，其实就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旧官僚班底。这批人既不去北京，也不去台湾，因此相对中共和国民党而言，简称为“第三势力”。美国人认为，挽救美国的在华利益，最好的选择是扶植小党派或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们跑到香港，那里麇集着许多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一经怂恿，个个血热，首先由原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和老改组派头目顾盂余出面。组成“自由民主大同盟”，欲举李采仁为党魁。李宗仁似乎无意抛弃名存实亡的地位，表示暗中予以支持，暂不公开亮旗。美国人生怕奇货不居，“友好”地把老李接到美国，以“总统”待遇奉养起来，留待后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拢了旅美华侨组织“民宪党”的伍宪子、李大明和“民社党”的张君劢，共同结成“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重新合作，但出于取代老蒋的图谋，美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第三势力”的扶植，尤其是随着岛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斗争不断公开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扶植也加大了力度。这都促使老蒋反省“美援”，丢掉幻想，重订对策。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了特工部门。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做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