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认为，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但没有解决统一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学派用“边际效用”这个主观概念来解释价值更是错误。他自己编造的一套“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简称“标准体系”，设计出一种“合成商品”来充当价值尺度，以为这就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
斯拉法从分析维持生存的生产着手，分析具有剩余的生产，然后建立起价值理论。假定有铁、钢和面包三种商品，各自的价格分别为P1、P2、P3。以AIj代表投入系数，它表示生产一个单位的j种商品所需要的I种商品的投入量。生产钢只需要投入铁，生产铁和面包只需要耗费钢，因此，生产方程为：
A21P2（1＋N）＋A01W＝P1A12P1（1＋N）＋A02W＝P2A23P2（1＋N）＋A03W＝P3
式中N为利润率，Aoj（j＝1、2、3）为劳动投入系数，W为工资率。方程为3个，未知数为N、W、P1、P2和P3，共5个。
斯拉法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凡是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其他商品生产的产品叫做基本产品；那些不参加其他商品生产的产品叫做非基本产品。基本产品生产方法的改变将会引起所有价格的改变，从而工资和利润关系也改变。
非基本品生产方法的改变，只会改变本身价格以及与有关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但基本产品的工资和利润关系不会改变。因此，从方程组中去掉一个非基本产品方程，其余的方程仍然形成一个体系。上式中的第三个方程是非基本品生产方程，可以暂时去掉。令第1个方程中的商品价格作为计算价格的单位，则P1＝1。
工资率和钢价可以用它们同第一种商品，即铁的交换比率来表示。现在，上述方程简化为如下的方程组：
A21P2（1＋N）＋A01W＝1A12（1＋N）＋A02W＝P2消去P2，可解出N与W之间关系式：
〔1－A21A12（1＋N）2〕／〔A01＋A21A02（1＋N）〕＝W
从上式可以看出工资率和利润率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工资率为零时，利润率最高。W与N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工资——利润曲线。
以上表述三种商品生产的方程可以扩展为N种商品的生产：
（A1jP1＋A2jP2＋…＋ANjPN）（1＋N）＝Pj以
上N个方程中的每个方程都表示经济体系中一个部门或生产一种商品。每个方程式为部门产品价格等于成本加上垫支的资本价值所产生的利润，成本是包括劳动在内的投入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价值。
斯拉法以一个“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简称“标准体系”，作为“不变价值尺度”，以其作为价格标准。这个标准体系中的“标准商品”，按照一个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固定配合比例生产出来。标准商品的价值R，即总剩余产品或总纯产品对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总额之比，不因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只是由生产技术水平来决定。在标准商品体系中，各种商品投入比与产出量之比相等，各部门纯产品对生产资料之间的比R也相同。各部门和全社会的R值都由生产技术水平确定，技术水平变动，它们才会变动。工资和利润是对剩余产品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影响R值，或者说作为价值标准的商品价值本身不变。
引进标准体系后，方程数增加到N＋1个。现在独立的方程数有N＋1个，要求解的未知数为N＋2，即N种商品价格、W和N。因此，该方程组要有解，就需要令W和N这两个未知数中有一个为外生变量，只要确定了一个量，另一个量和经济体系的所有其他量就都由方程组来确定了。利润率与工资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N＝R（1-W）
R为剩余产品相对价值，它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利润率N越高，工资率W越低；反之，亦然。
斯拉法体系方程组说明：产量决定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而不决定于市场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价格却不决定于生产技术，而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会之间谈判所确定的工资、利润之间的消长。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斯拉法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李嘉图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嘉图的问题是：价格决定于国民剩余产品怎样分配给社会各阶级，主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不能先知道由利润构成的商品价格，也就无法确定这项剩余。在斯拉法体系中，剩余分配的决定和商品价格的确定同时进行，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拉法还以他的商品价格理论体系表明，商品的价值最终是由劳动决定的。
每种商品价格决定的方程都是劳动函数。商品都是由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时期的生产资料都是上一期劳动和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由此可追溯到最初的生产资料几乎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初始的生产资料的使用量为零。所以，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可以最终归结为全部由劳动决定。这就是斯拉法根据其标准商品体系得出的“还原”原理，如此还原就可以得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劳动价值论。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斯拉法的“还原”原理既坚持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解决了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
（二）收入分配理论
1．对新古典综合派分配理论的批判
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在分配理论上坚持边际生产力论，把收入分配的分析局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新古典综合派在假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全部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两种性质相同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可以完全替代的条件下，利用对总产量生产函数Q＝f（L，K）求偏导数的方法，确定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重新论证了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生产要素的报酬同它们的边际产品一致，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利润（利息）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收入分配同时表现为对每种生产要素产品价值的生产投入；技术进步为中性时，利润和工资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与资本和劳动之间比例关系的改变一致，反之亦然。因此，收入分配仍然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即使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考虑到要素替代弹性值的变动，边际生产力规律仍然有效。如：技术进步对资本影响比劳动更大，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增长要比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率增长得更快，这时，如果资本总额增长比人口增长迅速，那么，资本的替代弹性值也会很高，以致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比劳动边际产品和工资率下降得更快；反之，就相反。因此，两种要素的相反影响可以使收入分配不变，边际生产力理论在非中性技术进步条件下仍然成立。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前提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主要出发前提，即自由竞争是肤浅的、虚拟的，不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占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已让位于垄断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中实现经济均衡的机制也日益复杂化。因此，这种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显然与经济现实相左。
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原理也是错误的。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边际生产力理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问题。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般并无多大争议。然而，价值的决定必须将资本与劳动结合起来考察，资本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确定，边际生产力论的基础就会动摇。古典经济学曾对资本的概念作过通俗的解释，未详细考察其内涵。
从边际学派出现后，人们才开始对资本概念作深入的分析，才发现问题很多，关于资本的争论，涉及它是否具有生产力。不同资本如何加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又常与利息或利润缠绕在一起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新古典综合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关于资本的争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本的衡量；二是资本的再转辙问题。
后凯恩斯学派否定了资本概念、否定了资本可衡量问题，认为资本不具有什么生产力。他们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它们的测定都受分配关系的影响，资本的实际总额要依赖分配的范畴来测定。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资本和劳动的收入由生产函数和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教条是循环论证。因为，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要确定工资率、利润率，必须先知道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而边际产品价值离开产品的价格、各种资本设备的价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产品的价格、各种资本设备的价格离开了工资率、利润率又无从确定。这样，需要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工资率、利润率，却变成预先已知的量。因此，该理论陷入循环推理的泥潭。罗宾逊指出，我们找不到那种不依赖于相对价格和分配关系的测量资本的单位，商品的价格都含有利润和工资，所有不同种类的量通过价格体系归结为统一整体。它们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对价格和资本总额的影响，实际上并不触及它的实际特性和生产率。
既然如此，那种自认为能以各种要素的生产率说明分配规律的理论，就无权运用价值指标了。
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运用严格的数学形式更详尽地阐述了罗宾逊的这种思想。他指出，资本总额的计算处于分配关系的影响之下，离开工资与利润之间纯产品的分配，资本价值量就毫无意义，利润由资本的边际产品决定的观点也无所依附。各种生产资料都是异质的，没有一个标准的资本为衡量准则，没有统一标准的资本无法加总。
后凯恩斯学派以再转辙（又称双转辙）理论，驳斥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分配的理论，同时也否定了迂回生产方法的理论。按照边际生产力论的说法，利润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在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利润率会随资本积累的增多而减少。同时，资本增多意味着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迂回的生产方法。换言之，利润率的下降同单位劳动的资本装备率提高相一致。罗宾逊和斯拉法几乎同时单独发现的再转辙效应驳斥了这两种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中的资本是多样性的，根本不存在连续的、平稳的级差生产函数。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资本同一性的假设，实质上把生产中具体发挥作用的资本存量同它的资金形态混为一谈，消去了时间因素对资本多样化的影响。他们建议把生产函数作为生产费用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和最终生产量的项目来考察。他们提出的再转辙的大意为：同一商品可以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主要指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生产。当利润率很低时，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为佳。利润率提高则改为采用资本较密集的生产技术较为有利，这是向前的转辙。如果利润率及资本存货价值均特高时，则以恢复原来已放弃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为有利，这是向后的转辙。总之，不同的利润率可以使生产同量商品的不同技术变得较有利或较不利，从而使生产技术有所转变。既然利润率的高低支配着资本量的运用，那就不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润或利息。帕西内蒂也指出，由于利润率的变化，新工艺可以要求对每个单位投入较高的资本量或较低的资本量。因此，用演绎的方法来建立资本和利润对工资比例之间的一定比例是不可能的。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后凯恩斯学派批判资本同一性前提和再转辙的论点，对于推翻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有决定性意义。到1966年，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也宣称部分地接受再转辙理论。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在分析分配问题时，只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方法提出了批评。凯恩斯认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公与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两大弊病，但他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分配理论。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应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承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去建立宏观国民收入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微观水平上分析收入分配，不可能找到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卡尔多指出，尽管这种分配理论考虑到生产工艺、与劳动相关的资本积累以及每人平均实际收入的变化，但它除了成功地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往的许多年中这些份额的相对稳定性外，所有涉及到决定分配相对份额量的说明，都不能让人信服，因此，只有从宏观水平上去探讨收入分配理论，才能真正找到确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决定力量。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就业和收入，这些收入和分配反过来又影响总需求的水平和结构的论点，是发展一个宏观水平的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后凯恩斯主义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分配理论的。
2．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在建立其分配理论时，受波兰经济学家卡列茨基影响很大。
他否定了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的假设，分析了垄断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指出，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分配将越来越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这些观点对后凯恩斯学派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和建立宏观分配模型，都有较深刻的影响。
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学者分别提出过模型形式各异、结论大体相同的分配理论。
（1）罗宾逊的分配理论
罗宾逊将社会成员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大部分，分配问题归结为国民收入如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分配。
罗宾逊认为，资本的物质形态各式各样，其作用各异，不能集合为一个生产要素，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根据它来确定分配份额。她从流通领域而不是从生产领域去寻找利润根源，所以，资本是否是产生利润的生产要素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她所谓的“经济剩余”，是指产品的成本与产品价格之差。经济剩余减去工资即为利润。利息和地租也包括在利润之内。
分配理论就是考察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罗宾逊把国民生产分为两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投资品生产部门。先假定工人所得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根本不储蓄，即工人的储蓄SW＝0。储蓄完全来自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在此假定下，罗宾逊增长模型为：
N＝G／S
式中N为利润率。G为资本增长率，即投资与现有资本的比率。S为边际储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