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加缪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他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蒙多维镇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在战场上，母亲带着全家居住在阿尔及尔贫民区，加缪就在那里长大，因而他十分熟悉并同情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和不幸遭遇。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欧洲人，他又感到孤独和隔膜。加缪依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而得以受到正规教育，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加缪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因法共改变了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退党，但仍与法共合作，宣传民主思想。与此同时，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组建“文化之家”和“劳动剧团”，兼做编剧和演员。1937年，他曾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并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开始表现出存在主义思想的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1944年法国获得解放后任《战斗报》主编，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1月死于车祸。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尚有3年时（1942年），加缪就酝酿了这部长篇小说。1947年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比萨特的《苍蝇》《恶心》更具有经典意义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表现作者象征主义天才的杰作。
小说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某年4月16日清晨，家住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贝尔纳·里厄医生，在住所的楼梯口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过去这里从未有过老鼠，这令他吃惊。紧接着当天晚上他又发现一只老鼠在走廊里吐血而死。但里厄医生还顾不上多想，因为他太忙了。妻子身患重病，这天他到车站送妻子到外地疗养，下午又接待了一名来自巴黎的新闻记者朗贝尔。朗贝尔是为一家大报派来采访有关阿拉伯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然而，两天后，奥兰城里到处都是死老鼠。里厄医生楼里的人们也病了，发高烧、呼吸困难。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症状类似的病人，里厄医生认定这是鼠疫，经他呼吁，市长于是采取紧急措施。此时，鼠疫已经蔓延，全城宣布封锁隔离，只有生死大事经过批准才能对外联系。医生收到妻子病危的电报，但他已无法顾及，他尽一切努力以减少死亡人数。朗贝尔被鼠疫吓坏，他要里厄开一纸证明离开奥兰，以赶回巴黎与情人团聚，遭到里厄的拒绝。后来，朗贝尔被医生的言行所感动，他放弃出城的企图，和里厄医生一起抢救病人。在这紧急关头，只有两个人行为反常。一个是与里厄医生同住一楼的柯塔尔，在大家都忙于预防鼠疫时他却企图上吊自杀。另一个是帕那鲁神父，他代表教会宣布鼠疫是神对人的惩罚，死去的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些无辜的孩子也患病死去时，帕那鲁改变了看法，后来，他自己也被传染上鼠疫，接受神的惩罚，平静地死去。
第二年春天，鼠疫的势头渐渐减弱，人们开始面露喜色，唯独柯塔尔反而惶惶不安。原来，他在鼠疫流行前就犯过案，所以要自寻短见，鼠疫流行后，他反而自由自在，继续走私犯法，并希望鼠疫一直蔓延下去。当鼠疫结束的公告发布时，他害怕受到惩罚，躲在屋子里，向欢呼的人群开枪，被警察逮捕。此时，里厄医生收到了妻子病逝的电报，朗贝尔和从巴黎赶来的情人在车站上紧紧拥抱。里厄医生感慨万千，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来下，因为鼠疫杆菌并没有消灭，威胁始终存在，今后也许还会给一个不幸的城市带来灾难与死亡。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鼠疫流行的故事，但涉及的都是有关道义、政治、哲学等重大问题。其中的人物、情节、内容都具有象征意义：以鼠疫象征法西斯势力对各国的侵略，以鼠疫流行的奥兰城象征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法国，以市民们的抗鼠斗争象征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里厄医生的自我牺牲行为象征法国抵抗战士的斗争精神。凡此种种，表明小说显示的是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历程，是作者摆脱《局外人》中的悲观主义绝望心情后，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作为抗灾斗争的代表，里厄医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者，也是向恶势力斗争的为拯救人类命运作出贡献的英雄。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妻子的病危虽使他不安，但他更关心的是大批病人以及不断死亡的患者，他不相信什么神对人的惩罚，他说：“应该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他每天工作20小时，组织拯救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他人。当鼠疫之灾终于被战胜时，他感慨万千，但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告诫后人，防止鼠疫杆菌卷土重来，祸害人间。
当然，小说的背景还是作者心目中的“荒诞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积极地、自由地选择，而不是无所作为，还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他人，以使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将“荒谬的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这正是加缪作品中的积极进步因素。
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这就是小说《局外人》到《鼠疫》的转折。其间，第一人称的独白为第三人称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所取代，一种孤独的反抗态度变为共同奋斗的集体激情所战胜。加缪认为，人们既然承认世界、命运和神的“永远的不公正”，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赋予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以一种意义，面对这不公正行事的命运创造一点公正。于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冷漠无情的局外人、旁观者，而是一些有着清醒意识的抗争者、奋斗者。这样，有了一种价值的介入，加缪的思想也就随着对人类本性认识的变化而发展，并在1951年写成的《反抗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公式：“我反抗故我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