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人是人类历史的主体。依上可见，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史，而人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物质承担者。因而，没有人的生产活动，就没有人类历史。而人在人类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在《易传》看来，就是“圣人”和“民众”亦即“百姓”。圣人是民众中的优秀者，他们的一切活动及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以前民用”，“以利天下”，以济万民。因而，在《易传》中，圣人和民众不是指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他们的活动及其创造亦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而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圣人与民众是历史的永恒主体，共同创造了历史伟业。
正因为如此，《易传》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历史乐观主义态度，而且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本主义意识。从历史乐观主义看，《易传》言：“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人类历史永远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从民本主义的角度看，《易传》言：“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强调保民育民、以民为本。可以看出，在《易传》看来，保民重民、育民畜民、以民为本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题。《易传》以人类特有的生产活动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反映出了《易传》对人类历史本质的深刻领悟。
三、《易传》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揭示人类历史动力
《易传》把“新新、生生”看作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认为唯“新”才能代表历史的方向，唯“生”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易传》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益动而巽，日进无疆。”按照《易传》的里路，所谓“日”即谓“时”，所谓“新”即为“生”，“日新”即“时生”。时生也就是随时而新，随时而生，它是宇宙“阴阳”之道的根本体现。这是因为，“阴阳”是宇宙生生的内在本质。没有阴阳的相克相转和交合流感，就没有宇宙大化的生生与新新。正是宇宙阴阳不息，因而宇宙生生不止。而宇宙大化生生是一个时间的无限持续和无续延伸过程，时间的盈虚消长是宇宙阴阳的外在表现和大化生生的存在方式。故阴阳变化，与时偕行，“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时间的无限持续和无限延伸内涵着宇宙大化流行的无限创生和无穷更新，它不仅见之于宇宙自然的生息繁衍，而且显著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故《易传》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
可以看出，由宇宙阴阳之道所支配的生生与新新，不仅是自然天道的最高体现，而且是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力。只有以宇宙阴阳之道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法则，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向着高处攀升，永远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历史过程。正因为如此，《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者谓之仁，智者见者为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著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易传》从宇宙阴阳之道出发，以生生新新揭示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力，肯定了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进化过程。概括《易传》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学说，我们可以从中领会如下道理。
其一，尚新是对宇宙生生精神的根本观照。宇宙万物，从自然界的生息繁衍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无不呈现着生生新新的基本趋势。正是由于宇宙大化的生生之道，喻示出人类历史的生息不断。在整个客观世界中，生生和新新是宇宙万物化生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易传》具有浓厚的尚新意识，把崇新尚新看作人类历史进步的最高目标。
《易传》尽管受当时理论思维水平的限制，未能将“新新”“生生”上升为哲学范畴，并加以论证和解说，但《易传》对客观物象的生生新新的观察和体认却是正确的。因而，《易传》十分重视新和生，认为新和生体现了宇宙的根本精神。《易传》把《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序看成一个生生不断、新新不止的连续过程。《易传》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也，盈天地之间者为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即是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未济》，也是因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从而反映出了事物是一个环环相生、步步日新的发展链条。在《易传》看来，生生新新不是原有事物的接续与重复，而是新质事物的不断产生和代谢。看似接续性和重复性，而实质上是事物有规律的生长消亡和新陈代谢。因为如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言：“日日更新，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可见，遵循宇宙生生新新的根本法则，也就是遵循宇宙阴阳变易的生生之道。
其二，“创新”是对宇宙法则的根本确认。生生新新是宇宙变易的根本法则，而创新则是宇宙法则在人类历史中的显现。在《易传》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创新，创新既是对宇宙天道生生精神的顺应，又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因此，在《易传》中，凡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的人都被无一例外地称之为圣人，凡是有利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创造都被无一例外地给予热情歌颂和充分肯定。而这种创新和创造，在《易传》看来，不仅有理论的创新，亦有器具的创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理论的创新。“上古穴居而杂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以及“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舟楫之利……以利天下”，“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等等，此为器具的创新。可以说，《易传》关于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三代的描述，我们不仅可以把它看作人类社会发展史去解读，亦可以将其视为人类的创新史来理解。它告诉人们的不只是人类“尚象制器”的理论思维及其生产活动本身，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永无休止的创新和创造。正是由于这种永无休止的创新和创造推动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易传》的创新观念蕴含着积极的人类生存态度和进取的人类生存智慧。
其三，“革新”是契合宇宙生生新新之道的最高展显。正因为新是宇宙法则的根本体现，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因此，《易传》把“新新”推广到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上，认为“革古鼎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明显、最有影响的创新。事实上，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古鼎新对人类生产活动及其其他一切活动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于此，《易传》明确提出了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以革古鼎新为基本特征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易传》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从而把社会革命看作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
在《易传》看来，革古鼎新的社会革命犹如阴阳之变化、四时之运行，它是天道生生的必然反映。阴阳变化、四时交替使宇宙万物和谐生长，而革古鼎新的社会革命必然带来社会的繁荣与进步；阴阳变化、四时运行反映了自然界有规律的盈虚消长，而革古鼎新的社会革命必然是继承与发展的新陈代谢。
有鉴于此，《易传》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理想，认为人类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在不断革命的运动发展中实现人类的大同世界。《易传》言：“同人，柔得位而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之言“能明大同之义”，“能进大同之道”。所谓大同者人人平等、天下均平也。《周易乾》卦用九爻辞言：“见群龙无首吉。”意即看见群龙无首吉利。只有无首，大家一样，人人平等，天下均平，才能无争，无争才能实现天下大同。故《易传》反复发挥其意。“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即天德是平等的。“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言：“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所谓“用九”即《乾》卦用九爻辰，其意即“见群龙无首吉”。此即群龙无首，天下治也。群龙无首，是天道的根本法则。可见，群龙无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想境界。可以看出，《易传》具有明显的反对王权统治的思想意识。大同理想的提出，勿庸置疑，它是《易传》尚新意识、创新精神和革新理念的终极表现，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创新的伟大奇迹。
《易传》以尚新、创新、革新的思想观念喻示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力，体现出了《易传》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理性沉思。
总之，探讨《易传》的历史哲学思想，体味《易传》人类历史的起源学说、发展学说和动力学说，不仅是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智慧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而且也是我们能够更好地领会现代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意蕴。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如所周知，“道”是《老子》道家学说的基本范畴。通观《老子》一书，凡言“道”者七十余次之多，足见《老子》对“道”的重视。然而，《周易·易传》亦广言其“道”，诸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谓之道”。把“道”视为宇宙大化流行的根本法则。这说明“道”不仅是《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范畴，亦是《周易·易传》的重要范畴。而《易传》之“道”与《老子》之“道”究竟有何联系，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事实上，《易传》之“道”，毫无疑问，与《老子》道家之“道”有关，但“道”亦非《老子》道家之独创，盖为先秦诸多典籍之道论学说之继承。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探讨《易传》道论学说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内涵，必当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体悟《易传》道论学说的意义和价值。
一般认为，“道”作为哲学范畴始于《老子》，这是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言：“道冲而用之惑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再言：“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为因如此，《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看来，在《老子》那里，“道”就是宇宙万物之源。《老子》之所以将“道”作为宇宙万物之源的最高哲学范畴来使用，就在于，在《老子》看来，“道”具有最高的抽象性和最大的概括性。《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复归于无物”。因而，“道”是一种“惚兮恍兮”之存在。何谓恍惚？《老子》言：“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说它有，它又看不见，听不着，模不到。说它无，它却真实的存在着，万物以生、万物以成莫不由它。因而，《老子》又将其以“物”喻之，故言“道之为物，惟惚惟恍”。为因如此，学术界长期以来一致认为，“道”作为哲学范畴而使用始于《老子》。然而，据先秦相关典籍及诸多资料表明，“道”作为哲学范畴并非始于《老子》。先秦文献《左传》与《国语》却最早赋予了“道”以哲学范畴的意义。
“道”的原本意义是道路，即人行走之大道。故《尔雅·释宫》有“行，道也”之说。《说文》亦言：“道，所行道也。”可见，道路即为“道”之本意。儒家经书《诗经》与《尚书》，除广泛使用“道”即道路之意外，并以“道”喻理。《诗经·齐·南山》言：“鲁道有荡”。《诗经·鹿鸣之什·四牡》言：“周道倭迟”。《诗经·谷风之什·大东》言：“周道如砥”。等等，这些“道”亦非单指道路，而是借道以喻理。《尚书》中则有“王道”，诸如“遵王之道”，“王道荡荡”等等。此之“王道”相比于《诗经》之“鲁道”、“周道”，可以说已更远的离开了“道”为道路之意。在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王道”就是指国王所行走的道路。而且，《尚书·顾命》亦言：“皇天用训厥道。”意谓，皇天苍苍，亦应循道而行。当然，《诗经》与《尚书》之“道”还不具有宇宙本体及宇宙法则的意义。也就是说，“道”在《诗经》与《尚书》中还不是以哲学范畴而被使用。而《左传》、《国语》则把“道”上升到了宇宙本体和宇宙法则的高度，赋于“道”以哲学范畴的意义。首先，在《左传》、《国语》看来，“道”是客观物象的具体法则。如言：“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又如：“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再言：“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不可以废道于天下。”“晋君之无道莫不闻，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如此等等。可见，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教化，人民之安居均有其“道”。依“道”而行，谓之“有道”。违“道”而逆，语之“无道”。据此，《左传》、《国语》提出了诸多如象“存亡之道”、“使民之道”、“乱之道”、“顺之道”等社会人事所应遵循的基本法则。其次，在《左传》、《国语》看来，“道”是自然宇宙的根本法则。如言：“川泽纳污，……国王含垢，天之道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天之道也。”“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天道盈而不益，盛而不骄。”“天道无亲，惟德是授。”如此等等。将自然宇宙及社会人事的根本法则命之曰“道”，从而使“道”概念具有了宇宙法则论的哲学意义。概括《左传》《国语》的“道”范畴，盖有二义。一曰“天之道”，一曰“人之道”。天之道即谓自然法则，人之道即言社会法则。而在天道与人道之相互关系中，天道制约人道，人道效法天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传》《国语》的天道、人道论，更多的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依天道而喻人道。《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言：“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从而使天道成为人类自身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的终极根据。有鉴于此，《左传》《国语》对“道”范畴作了类似于定义式的介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此之“神”，即谓自然天道也。故“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将天道与人道统一了起来。可以看出，《左传》《国语》不仅以天道比喻自然规律，以人道比喻社会规律，而且将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以天道喻人道，以天理明人事。可见，《左传》《国语》已将“道”概念上升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它已不再是单言“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