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此时的中国还处于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当列强踏破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还沉静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对西方的科技不屑一顾，把西方国家运来的鸦片毒品当成生活的奢侈品享用。这种社会状况使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更对落后的中国人产生了蔑视，以致在国外，许多人认为中国士兵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用来打仗的枪是鸦片枪，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定好的，冲着天空开枪。而这种战争是由银元来决定胜负的，士兵们用鸦片发军饷。斯诺来到红区，已经接触了较多的红军将领，但是这还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战士们当中获取信息，他更想了解基层的那些普通的士兵们的思想意识、生活状态和他们对红色革命的理解。对于反帝反封建和阶级斗争，他们倒底信几分？也想印证基层红军是否如外界传说中的那样混乱、不堪一击。
但斯诺在与基层红军在一起的日子里，看到了中国的红军、国民党军队都已不是昔日外国人饭后闲谈中的笑柄了，这些红军他们有自己的军事纪律、作战策略、政治信念、致胜意志。他们在对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使得他们能够抵抗敌人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斯诺了解到这些追随着共产党的红军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有农民、帮工、手工业者、学徒、长工，也有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子弟等。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大学教授，他有自己完整的家庭、贤惠的妻子和四个可爱的女儿，有自己如意的事业，是长沙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但是到了他50岁的那一年，他突然决定放弃原本幸福的家庭和稳定的事业，毅然地投入到了共产党中来。来到这个由自己的学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毛泽东是徐特立的学生）。
在吴起镇的工厂里，有一个电气工程师，他叫朱作其，是一个很有才能但却十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是个电力专家，曾在上海电力公司、慎昌洋行工作过，后来又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写过的工程教科书曾在中国普遍采用，在当时他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却放弃了高收入和自己的家庭，来到了陕北的荒山中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他要遵循他爷爷的遗言：“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中国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他认为共产党从事的就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利益的事业。
但在这支军队中，农民占大部分，他们具有超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长期的风吹雨打、食物粗粝、住所简陋，这是无法打败的。在宁夏，斯诺看到红军有的住在窑洞里，有的住在地主原来的马厩里、有的住在用泥土和木料草草盖成的营房里，……？他们睡在硬土炕上，甚至没有草垫，他们把砖头或石头堆起来当成桌子用，饮食特别简单，几乎没有听说过咖啡、茶、蛋糕、各种糖果和新鲜蔬菜，他们对物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只要勉强填饱肚子即可。但既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红军战士的营房却相当整洁。红军的这种毅力和精神早在长征中就已表现出来了，现在一如既往的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斯诺认为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能吃得消红军战士这样紧张而艰苦的生活。
这些普通战士的平均年龄是19岁，他们大多数是做为少先队员入伍的，他们中间有60%到70%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这都是因为自他们入伍红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红军中的军官的平均年龄是24岁，年轻化是红军的特点之一。从高级指挥员到一般的战士，他们吃穿都一样，不一样的只是营长以上的可以骑马或骡子。斯诺在与基层红军的接触中对红军是怎样给自己的军队供给装备和物资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原以为红军的装备和日用物资都来源于他们的劫掠，但他错了，在实践中斯诺发现：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着手建设他们自己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就是红军能够在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下得以生存的原因之一。
在访问中，斯诺意识到要想知道红军为什么能在这几年中坚持下来，还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有所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要有所了解。
一天，斯诺带着黄华在朱瑞的陪同下，去红二师驻地豫旺堡南原王家堡子，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介绍了部队休整和训练情况。在和平时期，红军战士们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每星期休息一天，每天5点起床，起床后进行早操、早餐，之后是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两个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时间，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晚上9点睡觉。由班到团，在运动、军事训练、政治常识、识字和公共卫生方面常开展集体竟赛，都要颁发奖旗，这些活动都在列宁室进行。斯诺本来就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生活有特别的兴趣，尤其对每一个连队和战地小工厂都必须有的“列宁室”即文娱室或叫列宁俱乐部更觉新奇。每一个连每一个团都设有列宁室，在预旺堡的一军团访问时，红十二师的二十二岁的政委肖华同志曾为他安排了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对红军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体会，对“列宁室”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说：“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是部队营房中最好的”，每所列宁室照例都悬挂着战士自画的马克思和列宁像。他感受到了红军战士对马克思、列宁的崇敬。陈列室被划分成军事、识字、医学等几个不同的分区，在军事角有专门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微型城镇、山岳、河流、要塞等模型，还有一些战役情节的重演，这是他们上军事课的一部分。在列宁室的识字角，墙上挂着战士们的识字记录，识字班有三个，以识字的多少来划分为识字不到100的班，识字100-300的班，和识字超过300的班。
红军创建列宁室的原则是列宁室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同战士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必须把娱乐同军队对于战士的教育结合起来，必须由战士自己进行，而且内容要简单易懂。每个陈列室都有墙报，这是人们进行深入了解战士的问题和他们的发展情况的窗口，斯诺把许多墙报都详细记录下来，翻译成英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预旺堡二师三团二连列宁陈列室的9月1日的一张墙报，它的内容是有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革命的勉励和口号；红军有关战争获胜的消息；要学唱的新歌；用来表扬和批抨的红栏和黑栏等，在斯诺看来这是最有意思的了，表扬的都是称赞某人和某集体的勇气、无私和其他美德。批评的是一些在生活中学习马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严重的人等。
让斯诺惊奇的是列宁陈列室里竟然还是乒乓球桌、留声机，这都是从白匪那里没收来的。所有这些活动，使红军战士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这就是后方正规红军战士有组织的生活，虽不是十分刺激，但却跟国民党平日里所宣传的完全不同。红军战士所拥有的革命觉悟是国民党军队永远也学不来的。要想知道这革命觉悟是怎么一回事，就要看他们的政治课，在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战士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信条。
一天下午，斯诺去找红一方面军二十五岁的年轻政治部主任刘晓同志，想了解红军是如何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刘晓的办公室设在预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在斯诺的眼里，刘晓是他在红军里见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的青年之一。他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谦虚，彬彬有礼。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的纯粹的感情，而对外国人有些厌恶，开始斯诺不明白，后来刘晓告诉斯诺他自己的经历后，才得以理解。刘晓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曾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有一天，他领导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就到了上海，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被法租界警察逮捕。1929年获释后，又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工作，被英国警察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监狱，受电刑拷打，要他招供，后来移交给中国当局，又关监牢，直到1931年才重获自由，当时刘晓才20岁。后来由党的地下组织送到苏区。在自己的祖国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受尽酷刑，难怪他对外国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刘晓带斯诺到一军团二师二团战士们上政治课的列宁陈列室去，在这里，斯诺了解了共产党是如何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在战士们的政治课上，他们自己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教科书就是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当斯诺打断他们的讨论，向他们提问“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回答到：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是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里，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
“红军是自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
当斯诺再次问到：“你们是怎么知道农民是爱红军的？”
战士们立即举出了众多百姓拥军的例子：
“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农民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受伤的红军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
“我们长征经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
“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帮助我们。在作战时，他们常常把小股敌人的军械缴了，切断敌军的电话电报线，主动充当侦察员，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
战士们有太多的实例，回答的内容都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不可辩驳的事实，但结论只有一个：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热爱红军，所以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斯诺感受到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斯诺原来到达中国时，在西北地区第一次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随处可见那些因饥饿而瘦骨嶙峋的人，他们的目光茫然无神，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爆露无疑，20岁的青年人行动起来却像个干瘪的老头，儿童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肚皮鼓出，身体关节突出。在灾荒中，有成百上万的人就这样死了，如今，仍有千百万的人像这样死去，他们大多数人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而在乡村和城市里的另一部分人，他们仍很有钱，他们囤积大米、收取苛税，牟取暴利，还受到武装警察的保护。这些穷苦的人为什么不反抗？斯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他认为没有什么事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了，他曾为这个民族感到悲哀和绝望。但红区之行让他改变了这种想法，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他们只所以不反抗是因为他们太宽厚了，太能容忍了，是没有人来组织。现在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组织他们反抗剥削压榨，寻求新的生活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变成了一支勇猛的军队，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人民的欢迎，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中国早已存在着实行变革的社会条件，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强烈反抗的东西，所以，当红色革命到来时，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起来欢迎它、义无反顾地追随它，把它当成希望与自由的象征。这是斯诺在红军基层部队中的真实感受，在斯诺与基层红军的不断接触过程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战争中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这些老资格的“赤匪”中，有许多位，是斯诺在中国十年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团结。这种差别反而变成他们苦燥生活的调味品，让斯诺吃惊的是他没有一次看见战士们吵架、打架。这些士兵们，他们几乎全都有悲惨的人生遭遇，但你无法从他们的面容上看出一丝的沉重，他们是一批真正快乐的中国无产者，这种快乐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少见的，这种快乐意味着他们对生活的自信与追求。他们基本上抛弃了所谓的中国传统礼节这种封建糟粕，他们的心理和性格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不同。他们直截了当、坦率简单、不转弯抹角、有科学头脑。斯诺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也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爬过最高最险的山，越过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了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依然胜利行军，到达了陕、甘，保存了有生力量。这其中除了正确的领导外，还有就是红军那种对信仰的无限忠诚、超人的吃苦耐劳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决心。他们的纪律是自觉遵守的，红军部队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人人互敬互爱，互尊互让，彼此平等，关系融洽，充满了温暖、团结的气氛。先公后私已经成为部队的风尚，将领们对战士有着长辈般的关怀，许多有关将领爱兵如子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斯诺在红军的生活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共产党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重申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渝。斯诺说他在苏区却从未感受过红军有任何的排外主义，他们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者。斯诺说“我与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感到非常自在，好像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