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冷冰冰地解释说，敌人进攻的第一天，德国空军事实上插不上手。那1，000架飞机分散在各个战场，至今还没有一架调来西线。德国的地勤人员已为飞行中队作好了准备，但是那些飞行中队——包括飞行教员和学员——实际上要在敌人入侵后几天才能从德国赶来。1，000架战斗机的允诺实际上是“画饼充饥”。
再看当时西线的空军实力：据说，驻有20~30万空军地面部队。然而飞机数量太少，不得不放弃靠近沿海地区的机场，迁往法国内地机场。在这种情况下，戈林还自不量力，主动送上门去，恢复对英国的空袭。1944年1月，德国西线“对英袭击司令部”拥有524架飞机（90%左右是老式双发动机轰炸机），其中能参战的有462架。从1月21日到5月29日，共对英国进行29次空袭，单是对伦敦就空袭14次，平均每次出动200架。损失很大，战果微小。美国人讥笑这种空袭是“婴儿闪击战”。
空袭到最后，那500多架飞机只剩下181架，其中只有一百零几架还能参战。这样的空军数量与盟军上万架各式高性能飞机相比，根本不是盟军空军的对手。等于说，在进攻开始，德国必须拱手让出制空权。这消息对隆美尔似冷水浇头，浑身打颤。
海军，隆美尔心中有数，是更指望不上了。
隆美尔坚信“大西洋壁垒”的作用，虽然所要求的防御纵深几乎与伦德施泰特相等，但是他特别重视地雷场和登陆障碍物的作用。在隆美尔的作战计划中，对盟军的防御有四道：一开始是水下雷区，然后是抗登陆障碍物，再后是筑垒炮和机动炮构成的大西洋铁壁，最后是准备参加抗登陆作战的步兵师和装甲师，它们部署在离海滩6~8公里的机动位置。
隆美尔认为抗击盟军登陆兵的主要战线，应位于登陆点的海水高潮线。这条主要战线由延伸到内陆5~6公里的各坚固反撑点支援；高潮线与各支撑点之间的地面不是被水淹没（如“犹他”），就是布满上百万个地雷的阻止区，连一兵一卒也无法通过。
凭多年与盟军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盟军首先会以大规模的空袭开路，然后在海上军舰和空中战斗轰炸机的火力掩护下，用数以万计的突击艇和坦克登陆舰在广阔战线上登上海滩；与此同时，再在离海岸不远的内陆投下大批空降部队，从后面打开“大西洋壁垒”，内外夹攻，迅速建立桥头堡，迎接大部队上岸。
盟军登陆前，德军实际采用的主要是隆美尔的计划，同时也做了一些关键性的改动，即各装甲师组成的战术预备队向后配置在离海岸约8公里的地方。其原因是装甲兵司令施令彭堡反对原来计划中使用他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他指出，杰拉（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作战经验都证明坦克不是舰炮的对手。他建议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不仅不能把他的各装甲师交给隆美尔指挥，而且应将它们配置在内地。
这一点是致命的。
后来的盟军登陆实际的作战情况表明，同盟国军队作战的真正关键时刻是在登陆日的清晨。如果隆美尔那时能够在“奥马哈”或某军登陆地段投入2~3个装甲师，盟军登陆部队的形势肯定会变得相当严重。
因此，他反对伦德施泰特的纵深防御战略，而主张“主要的战线就在海滩上”。要把敌人消灭在近岸浅水中和海滩上，也就是说要在敌人获得巩固的桥头堡、后续部队到达之前就将其消灭。
他曾和派来协助他工作的海岸防御专家、海军中将卢格说过：“如果入侵的军队在登陆三天内不将其赶到海里，战役，也就是整个战争将遭到失败。”
在这三天中，隆美尔还特别强调最初24小时是关键。他对他的副官讲过：“入侵的最初24小时是决定性的24小时，这一天无论是对盟国的军队还是对于我们，都将是最长的一天。”
为应付这一天，他坚决要求，在敌人的登陆舰只靠拢海滩之前，等待他们的是布置在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排成阵势的水下雷区、尖桩和障碍物。然后，是大两洋壁垒，是遍布地雷的死亡带。最后在离海滩6~8公里处配置步兵和大炮，再加上隐蔽的坦克，在这条战线上，凡是会放枪的人都得上阵，甚至连炊事班也不例外。为达此目的他坚决要求装甲和机械化部队要归他指挥。
那时隆美尔已经意识到时间的紧迫。他仔细视察了海岸，临时增加了为应付特殊情况所需要的武器，布设了更多的地雷和水下障碍物。
地雷是他最喜欢的防御武器。他要求每月送来1，000万个，这是远远不能达到的指标。隆美尔要求到盟军登陆日之前布设1亿个。在大西洋铁壁共布设了约400万个地雷，这就是说，在可能登陆的地区，地雷密度为约每3平方公里16万个。如果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真正达到的话，同盟国军队在登陆前将不得不延长舰炮火力准备的时间。
抗登陆障碍物是由德国陆军设置的。反坦克障碍物，如“捷克式拒马”或“带角拒马”（由三根铁棍交叉成直角构成）和所谓的“比利时牛棚门”（大约2米高的门形障碍物）都收集起来设置在海滩上。
沙滩上还打上钢桩和木桩，并配以地雷。
在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从高潮线以下1米到低潮线以下2米之前的地段，计划设置4道抗登陆障碍物。到5月13日为止，这样的障碍物沿海峡共设置了50多万个。到6月6日，“奥马哈”附近的军事设施几乎全部完工。
隆美尔为了阻止盟军可能的空降登陆，放水淹没了海岸后边的大片低洼地，即第厄普以西，包括伊济尼附近的卡朗坦地区在内的全部较低的河谷，以及“犹他”海滩后面的地区。
除此之外，到1944年6月，德军在西线组成了一支真正强大的防御部队。自1943年11月以来，用于抗登陆的战斗师从46个增加到58个，在58个师中，33个师是海防师或预备师；其余的25个师除1个师外，都是由质量高、训练有素的部队组成，而且多数部队在苏联打过仗。
伦德施泰特同隆美尔的海滩阵地防御战略相反，主张纵深防御。他从来也不相信阵地防御，因为他指挥的坦克装甲集群曾轻松地绕过法军精心修筑的马奇诺防线，阵地防御导致法国投降。他认为雷区和抗登陆障碍物等都是“无聊的小玩意”，起不了什么作用。对“大西洋壁垒”也不感兴趣，他认为“那东西”只能起精神作用，吓吓敌人，振奋振奋自己。他知道，盟国的情报人员无孔不入，虽严加防范，但敌人对“大西洋壁垒”的了解恐怕比德国人还多。
伦德施泰特的防御战略是依靠大量步兵和装甲预备队，在敌人突破海岸防御工事的外层之后和敌人后续部队到达登陆场之前进行反击，按他的安排步兵和装甲兵要基本配备在远离海岸线的后方。他坚决反对把装甲兵前移，他认为隆美尔根本不懂战略。
其实伦德施泰特对装甲兵的配置安排的主意，出自他手下的坦克专家，西线装甲集群司令盖尔·施韦彭堡。他认为把装甲师像大炮一样固定在死亡地带后面，这等于把装甲师摆放在商店的橱窗里作装潢。
两人各执己见，带有那种——正如美国审讯官后来形容施韦彭堡那样——近于“荒诞可笑”的个人自豪感，谁也不让步。于是，这件事反映到德军最高统帅部。
早在1943年希特勒就任命装甲部队的元老古德里安为装甲部队的总监，负责整个装甲部队的组建和训练，权力极大。这次，古德里安亲往西线作了视察，他对隆美尔的防御战略，特别是把装甲部队调到前线去，感到十分吃惊。古德里安坚持认为“装甲纵队的力量在于火力和流动这两者的结合”，他要求所有的坦克必须远离敌人战舰炮火的射程之外。
古德里安事后向希特勒报告道：“我们必须设下一条准确的停留线，装甲师不得超过这条线开往前线”。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上，古德里安以权威自居，称隆美尔的做法错误。为此事，古德里安不遗余力，先后三次晋见希特勒，企图说服他否定隆美尔的部署。
装甲集群司令施韦彭堡也会见希特勒，说西西里和萨勒诺的教训表明，坦克不是舰炮的对手。所以装甲预备师不能交给隆美尔，而且应配置在内地，最好把装甲部队的主力集中在巴黎以北或以南。
他们的意见引起隆美尔的极大愤怒。当那位风度翩翩穿着红裤子的装甲司令3月29日第一次与隆美尔相见时，隆美尔一听他的意见就来了火，嚷道：“听着，我是个有经验的坦克指挥官，你我好像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一致，我拒绝和你共事，我建议作出适当的结论。”
4月10日，装甲司令与隆美尔之间又爆发一场激烈争论，仍未有结果。不得已，隆美尔向约德尔游说他的防御战略，以求得支持，他写道：
只要在最初几小时内，我们能成功地把机械化师投入战斗，那么我相信敌人对我们海岸的进攻在第一天就会一败涂地……与3月20日达成的协议相反，机械化师仍然没有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这些部队远离海岸，四处分散。
报告中隆美尔还直言相告：
我和施韦彭堡为此发生过争吵，如果不及时地把他置于我的管辖之下，我的办法就行不通。
在报告的最后，还含蓄提出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否则：
在允许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要求把装甲师归我指挥并调往前线之前，如果我还得等待，势必造成当敌人的进攻真正开始时部队才能迟迟到达的态势，那恐怕就于事无补了。
隆美尔同时还努力试图说服古德里安和施韦彭堡，在面对面的争论中，针对他们要把装甲师后置的理由，说道：“你们如果把装甲师留在后面，那他们就无法开往前线。一旦进攻开始，敌人的空军会阻止任何部队朝前运动。”即使夜间也不例外，“因敌人的照明弹会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争论长达一个多月，希特勒最后作出一个昏庸的决定，他拒绝接受古德里安袒护施韦彭堡的劝告，也不全力支持隆美尔所要求的对装甲部队的指挥权，中间搞了一个妥协方案：3个装甲师，仅仅只有3个装甲师调拨给隆美尔指挥。这3个装甲师是精锐的第2装甲师、重新组建的第21装甲师和第116装甲师。
其余的4个装甲师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留在远离海岸的内陆，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其他人都不能调动。
这样一来，隆美尔对装甲部队的指挥权已所剩无几了。他的位置和盟军的艾森豪威尔差不多：两人年龄相仿，都有现代战争经验，都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统一指挥权的重要。为争空军的指挥权，艾森豪威尔甚至拿出最后一招威胁说：“让首相另外找一个人来指挥这场该死的战争。我洗手不干了。”不得已英国人交出战略空军的指挥权。
隆美尔看到德国空军对战争已无能为力，他敏锐意识到装甲兵对反登陆作战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因素，积极要装甲兵的指挥权，但他的决心没有盟军统帅大，终于未果，这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八、传奇人物隆美尔
一架绿里透黄、翅膀上涂着纳粹“”字旗的亨克尔飞机，在深秋的小雨中，悄悄降落在腊斯登堡狭小机场的潮湿跑道上。一会儿，一个比例不协调的军人出现在机舱门口：他，鼻子特长、大耳朵、宽嘴巴，但个子却不高。这个人快步走下飞机，向柏油路旁的一辆“霍尔什”牌汽车走去。
当汽车开向潮湿、阴暗的公路时，隆美尔摘下了头上的军帽，用手拢了拢已日渐稀少的头发，又把军帽端正戴好。心想着此次元首招见，肯定会有什么重大任务交给他。
1943年3月，他把几万固守待救的士兵留在北非沙漠，自己孤身返回罗马“养病”，已经半年多了。这期间传出种种风声，说让其担任驻意大利德军司令官，但“光打雷不下雨”光有许诺，没有任命。除了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几次会议，指挥在意大利的“B”集团军几次小的战斗外，就没事了。“沙漠之狐”没了踪影。
这种“消失”可不符合隆美尔渴望、急于行动的心情。这天早上（1943年11月5日），他接到“元首”要见他的电话，便立即从加尔答湖畔的集团军司令部乘自己飞机赶来了。
几公里的路程很快走完，下了汽车经过重重岗哨，来到了希特勒的“狼穴”，径直走了进去。
隆美尔没有显赫的家世，其父亲是布伦兹的一个不出名中学的校长，他本人中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以后也没多大提高，他讲话带一口浓重的斯瓦比亚地方音。这些在德国讲究传统、出身的社会里，成为敌手取笑他的把柄，也造成他对特权阶级和贵族深深的轻蔑。
1910年3月，老隆美尔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套军官候补生的军服，把隆美尔送到军校，经过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才被提升为相当于营长的职务。
他的命运转折点，是在出任希特勒警卫营长之后。1936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决定乘车兜一兜风，并指示隆美尔，他的车后只许跟六辆车。到指定时间，隆美尔发现，在希特勒的官邸之旁已挤满部长、将军、省长和他们的汽车，这些要员们都想趁此机会在出游中占一个席位。隆美尔让前面六辆车通过之后，便站在路当中，手一挥，命令其它的车子停住。纳粹要员们大声诅咒：“真是无法无天！我们要把这事报告元首！”隆美尔可不听这个，把两辆坦克开到路中，挡住这些汽车的去路。当天晚上，希特勒派人把隆美尔叫去，赞赏他执行命令坚决果敢。从此希特勒真正注意到这个已“四十”出头的年轻人。
1939年8月25日，隆美尔“穿着一身新的将军制服，作为一名新的将军离开了帝国总理府，指挥着他的警卫营几百名士兵，准备向波兰进军了。
希特勒制造的战争，给隆美尔提供了显示自己能力的舞台，1940年2月，隆美尔成了第七装甲师的指挥官。5月10日，第七装甲师还驻防在莱茵河岸，一个月后，他的师团已经享受到英吉利海峡的海滩和阳光，还有旅馆酒窖里散发着甜香气味的法国白兰地。他的师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欧陆，俘获九万七千名法军官兵，而自己的损失仅为四十二辆坦克。
如此神奇般的战绩很快传遍德国，随后，德国的人群潮水般涌进各地电影院，从《西线的胜利》中认识了这位战争“奇星”。
1941年，隆美尔升任德军驻利比亚总司令，为他的雄心壮志又打开了一条通路。在隆美尔领导下，德军非洲军团掀起一股席卷北非的“沙漠风暴”。这股风暴差点把丘吉尔刮下首相的宝座。
到1943年，隆美尔已经成为活着的传奇式人物。他以一名战场上的卓越指挥官而闻名，以其罕见的才能蜚声世界。他具有对战斗的特殊敏感，他对战争有无限兴趣，就象解一道令人着迷的数学题一样，把自己投入其中。他勇敢、无所畏惧，在战斗中坚韧不拔，胜利时适可而止，对战败的敌人不赶尽杀绝。他似乎战无不胜，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胜利。他进攻时像一阵旋风，像一道闪电；甚至撤退时也犹如风卷残云，犹如激浪拍岸，往往弄得他的敌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