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每天到小山上巡逻、望期间，我始终保持着实施计划的锐气，同时精神也始终非常饱满，仿佛随时都干得出一口气杀掉二三十个赤身裸体野人的穷凶极恶勾当似的。至于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却根本没有动脑筋去想，只不过由于看到这些野蛮人伤天害理的风俗习惯，从心里深恶痛绝，不由得怒火中烧罢了。看样子，上帝在对世界的英明统治中，已经摒弃了这些野蛮人，任凭他们按照自己令人憎恶的、腐败堕落的行为去行事，任凭他们多少世纪以来干着这种骇人听闻的勾当，养成这种可怕的风俗。如果不是出于一种被上天遗弃的自然本能，不是出于某种地狱式的堕落，他们决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但是现在，我对很久以来每天早晨都要去进行的毫无结果的出巡，已经开始感到厌倦了。于是，我对这种行动本身的看法也开始起了变化，并且开始比较冷静地考虑我所要干的事情。这么多世纪以来上帝一直都容许这些人互相残杀，没有给他们任何惩罚，我又有什么权力或责任像替天行道似的擅自把他们当罪犯一样地判决和处死？这伙人究竟对我犯下了什么罪行？我有什么权利参与他们的自相残杀？我经常自问：“我怎么知道上帝对这件公案是怎么评判的呢？毫无疑问，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他们并不因此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良知的责备。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大多数文明人犯罪的时候那样，明知这是违背天理的罪行而故意去犯罪。他们并不认为杀掉一个战俘是一种犯罪行为，正如我们并不认为杀掉一头牛是一种犯罪行为。他们也不认为吃人肉是犯罪行为，正如我们并不认为吃羊肉是犯罪行为。”
这样想了一会儿后，我就觉得自己实在把事情看错了。我觉得这些人并不是过去我心目中所谴责的那种杀人犯，正如有些基督徒在战争中也经常把战俘处死，甚至把成队已经放下了武器、表示投降的敌人毫无人道地杀个精光一样。
接着，我又想：虽然他们用这种残暴、不人道的手段彼此残杀，但那与我无关，这些人并没有加害于我。如果是他们想害我的性命，我为了保卫自己而向他们进攻，那倒说得过去。可是我现在既没有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也没有对我有任何阴谋，我若进攻他们，那就不公平了。我若这样做，就等于承认那些西班牙人在美洲所犯下的种种野蛮罪行是正当的。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土人，这些人虽然是偶像崇拜者和野蛮人，在他们的风俗中有些残忍而野蛮的仪式，如用活人祭奠他们的偶像等等，可是，对西班牙人来说，他们都是无罪的。这种杀人灭种的行为，无论在西班牙人自己中间，还是在欧洲各基督教国家中间谈论起来，都引起了极端的憎恶和痛恨，认为这是一种兽性的屠杀，一种人神共愤、残酷、不人道的暴行，以至使“西班牙人”这个词，在一切具有人道思想或基督教同情心的人中，成为一个可怕的字眼，就好像西班牙专门出这种没有一点仁爱观念、对不幸的人们没有一点怜悯心的人一样。而仁爱、怜悯正是大家风范的标志。
这样想，我就停止了一切行动。我逐渐放弃了这个计划，认为去袭击那些野人是错误的，并且决定，除非他们先来袭击我（这是我应该阻止的），我不应该去干涉他们。不过，如果我真被他们发现，被他们攻击，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我也意识到，这种办法不但不能救我，反而会把我完全毁掉。因为，除非我有绝对把握把当时上岸或继之而来的野人都杀掉，否则的话，有一个人逃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同族，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过来报仇，我这不是平白无故自取灭亡吗？
总而言之，我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在原则上还是策略上我都不应该管这件事。我的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不让他们看到我，并且要不留下一点痕迹，不让他们发现岛上有人。
这种慎重的决定同时唤起了我的宗教观念。我认为，当我制订出那残酷的计划，要灭绝这些无罪的——至少对我是无罪的——人的时候，我完全背离了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彼此之间所犯的种种罪行，都与我无关。他们这些罪行是全民性的，我应该把这些事交给上帝，听凭上帝的裁判，因为上帝统治万民，他知道怎么用全民性的处罚来惩治全民性的犯罪，怎么对公开的犯罪者进行公开的判决。
在我看来，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上帝没有让我干出这件事来，我实在觉得很满意。我觉得，如果我干了这件事，我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过，不亚于故意杀人。于是我跪了下来，向上帝表示最谦卑的感谢，感谢他把我从杀人流血的罪恶中挽救出来，并恳求他保佑我，让我不落到野人手里，也别让我动手加害他们，除非我从他那儿得到一种更清楚的指示，让我为了自卫而这样做。
自那以后，我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又过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因为根本不想碰到这些坏蛋，不想袭击他们，就再也没上过那座小山去探寻他们的踪影，看是否有人上岸。生怕自己经不住诱惑，看到有机可乘把对付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攻击他们。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停放在岛那边的小船移到岛东边来，划到我在一处岩石底下发现的一个小水湾里。那地方，由于有急流，我知道那些野人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或者说不肯）坐小船来的。
我把小船上所有的附件都搬了下来，这些东西都是短程航行不需要的，其中包括我亲手做的一套桅杆和船帆，一个锚样的东西（这东西实在不能说是锚或四爪锚，不过总算是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来的）。我把所有的东西全搬了下来，免得引人注意，让人看出有船只和有人住的痕迹。
此外，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比以前更加深居简出了。除了诸如挤羊奶，料理树丛里的羊群之类的日常工作之外，我很少离开住处。那羊群由于在岛的这边，可以说没什么危险。因为那些偶尔到这岛上来的野人，从来没有想到能够在这里找到什么，所以也就从来不离开海岸向里走。我确信，自从我开始提防他们而处处小心以后，他们还照样到岛上来过好几次。真的，一想到过去，我就不寒而栗。因为我过去除了带支枪（并且枪里只装着很小的子弹）以外，经常手无寸铁地在岛上走来走去，东瞧瞧西望望，找一些用得着的东西。如果那时碰上他们，被他们发现，我又该怎么办呢？或者，假如我当时看到的不是一个脚印，而是一二十个野人，一见到我就追，而且跑得很快，我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我一定会措手不及的！
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异常难过，半天都恢复不过来。我简直不能设想那样我会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无法抵抗，甚至会惊慌失措，失去从容应付的能力，更不用说采取我现在经过充分准备和考虑所决定的措施了。的确，每次回想起这些事情，我就闷闷不乐，有时好半天都排解不开。最后，我总是回过头来感谢上帝，感谢他把我从这么多无法预见的危险中挽救出来，让我避开了不少灾祸，而这些灾祸都是我自己无法逃避的，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它的严重性或可能性。
以前，我经常有一种感想，认为上帝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危难总是慈悲为怀，总让我们绝处逢生。现在，这种感想又重新回到我的脑海。我觉得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奇迹般地逃避了大难。每当我们犹豫不决，不知该走哪条路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暗示在内心指导着我们走这条路，虽然我们本来想走的是那条路，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的感觉、愿望或是任务明明让我们走那条路，可是心里忽然灵机一动。这种灵机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是哪来的力量，硬逼着我们走这条路。结果，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走了我们要走的路或是我们心中认为应当走的路，我们早已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样想过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每当心里出现一种神秘的暗示或压力，叫我做什么事或走什么路的时候，我就坚决照这种神秘的指示做，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这样走，只知道心里有这么一种压力或暗示。在我的一生中，可以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特别是在我来到这个倒霉的岛上以后。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场合，如果我当时有现在的观念，我就一定可以预防。不过，话又说回来，世上的道理，只要有一天大彻大悟，就不算太晚。我奉劝那些三思而后行的人们，如果他们的生活也像我一样，充满了种种异乎寻常的变故，千万不要忽视这种上天的启示。不管这种启示来自什么看不见的神明的力量（在此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也无法说明它），它们至少可以证明精神与精神之间是有交往的，有形的事物和无形的事物之间是有神秘沟通的。这个事实是永远无法推翻的。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我后半生的孤寂生活中举出一些很重要的例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