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芬文昌育种站（一师七团）
人的一生，总有些事过了很久仍然不能忘怀，比如我的知青经历，比如1973年那个夏日的傍晚。
那是一个极普通的傍晚，美文河上空最后一抹夕阳刚刚淡去，团部的有线广播突然传来一阵告急的呼叫：为抢救一名生命垂危的知青，团部紧急征集一批献血者前往文昌医院献血。
消息瞬间在团部机关和周围几个连队传开。很快，团部直属各部门、警通班的知青来了，基建连、橡胶厂的职工来了，一连、二连的知青也跑步来了……大家都揪着心，纷纷涌向即将出发的汽车。不一会，三部装满男女青年的卡车，风驰电掣向十几公里外的文昌县城驶去。
团部告急
命悬一线的这名知青叫邵韶生，是团宣传队的导演，1968年从广州来的老高三。邵不仅博学，样子也儒雅，戴一副眼镜，大家尊称“四眼”。这天下午四点多，为赶排节目多天没休息的“四眼”，突然从团部大礼堂（茅草搭建的）舞台上一头裁下，眼镜的玻璃碎了一地。当大家把他抬入附近的草房时，他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不一会儿，深褐色的呕吐物吐了大半桶．把在场的知青们吓呆了……
团部唯一的小吉普车载着病危的“四眼”，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在崎岖不平的红土公路上飞速向文昌县城驶去。到了县医院，“四眼”凶险的病情也把医生们吓住了，病人一直是上吐下泻出血不止，血色素降到只剩4克多，并且发着高烧，身体严重失水，生命危在旦夕。
七团谭团长闻讯飞车赶到，了解情况后，他坚决地对医院院长说：“这是我们的知青战士，一定要千方百计救活他，需要的血液我们保证供足。”说完，马上布置团广播站向全团广播，组织输血队伍。
这时，我们政治处的几个知青守在病房里，眼看着脸色惨白奄奄一息的“四眼”，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紧张得手忙脚乱，电影队的冯卫民跑前跑后，不断地用盘为他接吐出的血，擦洗，换衣服，忙得满头大汗；我和杨安坪、林月葵几个女知青，也一直守在“四眼”身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按医生的要求用酒精为他擦身降温，大家紧张的心怦怦直跳，生怕什么时候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心底为他祈祷：上苍啊，保佑“四眼”平安度过这一劫吧……
与此同时，随哥哥一起到兵团的“四眼”妹妹，闻讯后一个人走路从十几公里外的连队向医院赶来。
血浓于水
晚上七点多三辆载着献血知青的汽车先后开进医院。顿时，医院里忙碌起来。知青们跳下汽车，争先恐后地排队抽血验血。看到知青兄弟有难，不管认不认识，大家都一个心眼地希望自己能够帮上忙。“四眼”的血型比较特殊，一番紧张的检验后仅有新会知青刘玉峰等几个知青符合献血条件，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每个人都献出200cc到300cc的鲜血。本地老工人子女、胶厂女职工冯荣英，因为年纪小，心里虽然害怕，但也没有半句托辞，战战兢兢地坚决献了血。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物质极端缺乏，营养非常稀少，几百cc的鲜血一抽，个个都是头昏眼花，但为了挽救知青兄弟的生命，他们无私献血毫无二话！
团长急了
兄弟姐妹们鲜红的血液缓缓地输进了“四眼”的血管，“四眼”有救了！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知青们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是，病人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必须有效地止住出血并及时做胃切除手术。医院院长亲自召集医生们进行会诊，制定方案，准备手术。然而，医院只有一名主刀的外科医生，由于人手不够，还准备把他当妇科医生的妻子调来帮忙……
看到这个情况，谭团长急了，为了小邵手术的安全保险起见，他心急火燎地打电话向师部医院求援，但师部医院的主刀医生正在做手术，一时没办法来。他又赶紧打电话向兵团医院求援——“别废话！你们一定要派人来！”团长急得对着电话大喊大叫。终于得到兵团医院肯定的答复，到了这时，大家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下来。
次日，兵团医院号称“第一刀”的外科医生从海口赶来，接着，师部医院的主刀医生做完手术后，来不及休息便带着一个护士也匆匆赶到（手术前一刻，这位护士突然晕倒，原来，她是因为连续作战累坏了，大家只好先抢救她）。
“四眼”得救
抢救“四眼”的一幕幕，深深地感动了文昌医院的医生和职工们。听说邵韶生做手术还需要输血，食堂的胖厨师主动站了出来：“我是O型血，我也献血100cc。”另一位医院供血人在预定输血量的基础上，又免费多献了100cc。
在兵团、师部、文昌医院医生们的通力台作下，胃切除手术终于顺利地完成，我们的“四眼”终于得救了，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刚从广州赶来的“四眼”妈妈百感交集……
捡回一条命的“四眼”，必须留在医院继续治疗养病，期间，许多人依然牵挂着他。
团里为了让“四眼”养好病，后勤处长让司机载了一批食物和营养品送到医院；为了让“四眼”喝到新鲜的鱼汤，曾与他同连队的老工人、割胶辅导员，亲自到河里抓鱼，然后提着水桶走了十几公里把活鱼送到医院；政治处和生产处的年轻人，每天到菜地里挑最嫩的菜芽煮水给“四眼”喝……
为了一个知青的生命，人们——兵团领导，医院医生，知青，老工人，甚至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都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关爱。在当年那个年代，人性依然在我们心中，无私依然和我们同在，生命依然令我们敬畏，这是最值得我欣慰的。事隔三十多年，这一切，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