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对于战争来说，无疑是最能改变战局的利器。无论是在刀光剑影的古代战场、还是在高科技充斥的现代战场、乃至没有硝烟的战场，情报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情报运用得好，足以操控战争的进程和胜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得情报者得天下。
§§§第五节 FBI粉碎纳粹“帕斯特里欧斯行动”
联邦调查局（FBI）的主要工作是对内工作，也协助中情局等情报部门进行反情报人员工作。联邦调查局在二战期间，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肩负起反情报人员、反破坏和反颠覆的任务。在传奇局长胡佛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办了几件大案，最有名的是在短时间内抓获8名到美国执行破坏任务的纳粹情报人员。
二战期间，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德国元首希特勒就开始向美国宣战，他命令德国军事情报机构展开对美国的间谍战与破坏战，让美国公民也生活在惊慌和恐惧当中。为此，德国情报人员机构精心策划了 “帕斯特里欧斯行动”，该行动的计划是招募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期的德国公民，让他们乘坐潜艇秘密返回美国东海岸，然后用炸药对一些美国大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炸弹袭击的目标主要包括美国的火车站，当然，纽约的犹太人商店、铝工厂，尼亚加拉瀑布旁的水电厂，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沿线的运输船等都在目标范围之内。
据FBI披露，纳粹情报人员们被招募后集中在柏林附近的一所军事学校中接受 “破坏课”的训练，他们除了要学会如何使用炸药、如何炸毁铁轨、如何驾驶火车外，还要学习各种情报人员技巧，包括怎样隐藏身份融入美国社会、怎样使用隐形墨水进行书写等。后来，这些情报人员还去德国的铝工厂、火车站、水渠和其他地方进行参观，在参观中他们被告知，同类工厂中哪些地方是最易袭击的弱点。
经过一系列的训练之后，最后共有8名纳粹情报人员组成两个小组参加了密谋袭击美国的“帕斯特里欧斯行动”。1942年6月14日，在浓雾的掩盖下，第一小组的4名纳粹情报人员乘坐德国U型潜艇，经过19天的秘密航程悄悄驶近美国东海岸，第一小组的头目乔治·达斯奇和3名同伙在纽约长岛的阿马甘塞特海滩悄悄登陆。他们随船携带了大量高能炸药、雷管和装有硫酸的水笔等，此外还携带9万美元的现金。几天以后，第二小组的4名纳粹情报人员也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附近的彭特维德拉海滩秘密登陆。
不过第二组纳粹情报人员的运气显然不如第一组，他们刚来到海滩上，就被一名在附近巡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成员约翰·库兰发现。约翰·库兰立即上前盘问，4名纳粹情报人员声称，自己是一伙渔民，船不巧搁浅了。但约翰·库兰并不相信他们的话，要求他们一起随他到海岸警卫队办公室接受检查。这下，4名纳粹情报人员慌了神，凶相毕露，一会威胁约翰·库兰，一会有试图用金钱收买约翰·库兰，总之软硬兼施。多年的经验告诉约翰·库兰，这4个人绝非等闲之辈，为了使4名纳粹情报人员不怀疑自己，约翰·库兰表示要给点封口费，对方立刻给了约翰·库兰260美元。约翰·库兰回到海岸警卫队办公室后，立即汇报。虽然美国警察没有抓住这4名纳粹情报人员，但这让美国警察提高了警惕。联邦调查局迅速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帕斯特里欧斯行动”成员在纽约市侦察多日，发现无从下手，渐渐失去了参加行动时的激情，纷纷把带着的钱在纽约的夜总会花天酒地，形骸放浪。组长乔治·达斯奇对在美国境内制造炸弹袭击事件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他改变念头，决定向联邦调查局自首。 但是联邦调查局纽约分部的特工根本不相信乔治·达斯奇的供述，并把他当做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无奈之下，乔治·达斯奇决定前往华盛顿，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去自首，“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乔治·达斯奇这样想。
到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乔治·达斯奇的待遇跟在纽约一样，仍然被认为是疯子，直到他将随身携带的大量美元展现在特工面前，联邦调查局官员才开始认真对待乔治·达斯奇所说的话。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得知消息吓出了一身冷汗，下令封锁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主要交通要道，并对过往车辆进行严密排查。6月27日，另外“帕斯特里欧斯行动”的7名参与者全部被抓获。
8名纳粹情报人员被捕后，罗斯福总统决定绕开繁琐的民事法庭程序，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对这几名纳粹情报人员进行审判。这起审判在美国司法部的一个房间内秘密进行，事实上，还是联邦调查局在审讯。
但是，很多人对这起“军事法庭审判案”的合法性很提出置疑，被指定为8名纳粹情报人员辩护的一位美国陆军上校说：“我们认为，美国总统下令建立这样的军事法庭是不合宪法的。”争议闹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也认为，这是战时，所以，总统的决定没有错。
联邦调查局开始审讯，8名德国情报人员一一招供。6人被处死，2人被特赦。但这已经是6年后的事情了。
8名纳粹情报人员案的顺利告破，虽然是因为情报人员内部起了冲突，但联邦调查局在审讯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业却是最终使那些情报人员招供的主要原因。
§§§第六节 海防情报泄露，清帝国丧失海防
在战争中，情报泄露将直接影响战局，甚至对某一国的军事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FBI通过日本情报人员搜集清政府海防情报、并因此取得胜利的真实事例介绍了军事情报的重要性。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并花巨资购买战舰，壮大海防力量，当时清政府的海军船只总吨位位居世界第六。但是，这样一只庞然大物在黄海海战中却被当时的海军小国日本打得七零八落。人们常常把战败归罪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日本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除了制度、装备和士气外，日本情报人员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东渡日本，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日本因此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7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自此急速扩张，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连续不断地往中国派遣情报人员。“玄洋社”大概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情报人员活动的日本情报人员组织，其于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立了一座东洋学馆。
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各个地区。日本军事情报人员在华北的总机关设在北京，总头目是青木宣纯。青木宣纯在日军参谋本部任职，于1884年到中国进行谍报活动，并化名广濑次郎。在上海，日本驻沪领事大越成德与根津一派遣情报人员藤岛武彦化装成和尚，到浙江普陀山与隐匿在法雨寺的高见武夫会合，回合后刺探福建舰队的军情，并绘制地图。直到藤岛武彦在镇海被抓获，日本在中国的情报人员网络才被发现。
在这一系列日本情报人员中，天津的神尾光臣最为诡计多端。被誉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的神尾光臣毕业于日本陆军教导团，于1882年被派到中国进行情报活动。甲午战争前夕，即1894年夏季，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日军大尉根津一，并命令他潜往中国，目的是侦察北洋舰队的实力与动向，进行临战准备。同样担负情报人员任务的日军中尉荒尾精到上海后，立即将手下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从汉口召回，并指示他潜入烟台、威海，想尽一切办法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当时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日本情报人员机构专门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暗语系统，同时为了情报准确、及时，还收买了一大批清朝官员。
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已经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在这四支舰队中，日本军政界最关注的是北洋舰队。从北洋舰队的设施上看，当时的清朝大臣李鸿章向德国订造的铁甲“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四舰，向英国订购的“致远”“靖远”两舰都隶属于北洋舰队。截止1888年，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大小舰艇25艘，官兵4000人。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在威海修建船坞、港口、炮台等，并驻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另外，从清政府每年投入的海军费用中也可以看出北洋舰队重要的地位，北洋舰队在海上能直接保护到京城的安全。也正因为如此，对北洋舰队的调查就成为了日本情报人员工作的重点。
宗方小太郎从上海来到烟台，经过化装后前往北洋舰队的主要基地——威海。宗方小太郎在汉奸的帮助下在威海四处搜寻情报，甚至乘坐小船到刘公岛暗暗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但由于北洋舰队防备严密，一时收效不大。同时，在天津活动的日本情报人员石川伍一也在积极调查，表面看来他只是日本松昌洋行的普通职员，其实上他是一个老练的军事情报人员。石川伍一曾于1886年与宗方小太郎一起抵达汉口，归入荒尾精门下。而后两人加入四川支部，完成了一部有关四川的报告并附有详图。1893年石川伍一奉命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情报人员活动。
正在日本情报人员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川伍一通过一个清兵认识了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芬。在与刘芬的交谈中石川伍一发现刘芬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于是石川伍一精心策划，一方面满足刘芬的贪欲，另一方面带刘芬去日本妓院。自此之后，刘芬对石川伍一的话唯命是从，并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相应地他每次也能得到想要的色与财。就这样，石川伍一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军获悉后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1894年7月25日，在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三艘舰艇围攻的悲惨事件，在船上的千余人清兵全部牺牲。这一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才有所察觉，经过调查将石川伍一等在中国的情报人员一并抓获，后处以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