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危机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缓慢的趋势，但经济危机同时又在倒逼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政府的牵引和政策强力倾斜，将一改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外延式粗放扩张经济模式，一场内延集约化经济结构性模式的变革时代正在到来，虽然变革在短期内会不会一蹴而就。
在世界金融大危机中终于前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兴产业，正在或将形成中国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农村运动、城市化加速度、中产阶级消费群的迅速崛起，以及由庞大国内人口促成的市场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消费升级，它们和中国制造升级、消费升级、区域经济一起，产生合力共同托起中国新一波的增长荣景。
我们的调查表明，买房、购车、自费旅游将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三大消费热点。目前的中国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实力群体，这正好说明中国中产阶层消费的巨大潜力。今后几十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扩张将形成新的良性循环表现为如下过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等一批相关产业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总量水平——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乡村城市化——农民收入提高并在较低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为加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时期。
上述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将最先在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上表现出来，从而引发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投资狂潮。
中国奇迹
700年前，有人问马可波罗他有关中国的描述是真的吗，他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
这句700年前马可波罗的妙语用在当下的中国，仍然再适宜不过。只有亲历过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这片神州大地的魅力。难道不是吗？巨变在中国无处不在。无论你到中国什么地方去走一走，都会遇到严重交通堵塞的现象：拥挤的自行车、小汽车、卡车和匆忙的行人在一个个建筑工地周围夺路而行；高大的吊车密密麻麻地耸立在地平在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几乎在每一角落，人们都在忙于划定公路、架设桥梁。改革开放以来，一幢幢办公大楼平地而起，一座座工厂在城市周边破土竣工。30多年前，中国人作出了“敞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抉择，他们锲而不舍，对外开放的历史潮流一如大江东去，奔腾不息。
在现代世界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著名的经济奇迹：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奇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奇迹”），以及“日本奇迹”；第二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第三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创造了同时代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速度，成为国际经济的佼佼者。这种辉煌足以使奇迹的创造者潇洒于争鞭竞秀的世界民族之林。
发展与评估这些奇迹的主要尺度主要是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5%，而日本竟神奇地达到10.9%。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8%，新加坡1968年到1979年年增长率为10.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其经济增长最辉煌的年代。1978-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3%，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统计，1980-2009年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3.2%，不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为3.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4%，高收入国家为3.1%；而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大大超过同期各不同收入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注 《中国经济年鉴》，2009年，第231页。）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至2009年改革开放的第30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中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3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少有的年均9.3%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发图强，开拓进取，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3%，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不相上下。
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迅速跃升至2009年的33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9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
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日本。2009年又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分别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
在2009年2月14-16日香港“21世纪亚太形势”的国际研讨会上，新加坡学者指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各国完成人均国民收入翻番速度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其中，英国用了58年时间，日本用了34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时间，韩国用了11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0年时间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伟大奇迹，更何况这一经济增长奇迹是在近13亿人口大国的翻番！ （注 朱奕冰，“国外关于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综述”，光明观察，2009年4月23日。）
我们不禁要问，在改革成风的当代世界经济中，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了，而中国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过往30年里，引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投资人，甚至政治家，都在迷思着这一带着世界意义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中国之所以享有过去30年的繁荣，在于其深化自身改革的勇气。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巨大的阵痛。第一次阵痛是在1978年，典型标志是埋葬“两个凡是”和“翻两番”的出台，悄悄拉开了告别“个人崇拜”的序幕。第二次阵痛是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得我们“不争论”地告别了“计划崇拜”。第三次阵痛是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等举措从而挥别“所有制崇拜”。（注 “风风雨雨28个春秋 中国改革面临范式转换，研究论坛，2009年4月5日。）
巍杰，中国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以“青年”独到的眼光看待年轻富有活力的中国经济：
经过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公有制经济也从过去的单纯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形式转向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并存，从而使得经济形式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与此相联系，资本市场已开始形成，资本经营、资产重组、股份制等已经普遍发生作用，从而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及新的融资方式。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已经从过去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转向了以要素为特征的分配方式。各种生产要素以自己的贡献大小在分配中发挥作用，新的分配机制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注，衡孝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研究述评”，《学术联机》，2004年10月14日。）
孙健，中国前科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要是归结于一些基本条件：第一中国市场广阔，这是全球的共识；第二，中国的资源丰富：首先，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也比较便宜，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这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其次，中国的物质资源非常丰富。人力与物力俱备，这是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前提。（注，“《财富》论坛关注中国经济前景：中国亚洲未来如何崛起”，《北京晚报》，2006年5月10日。）
李荣融，中国前外贸经部副部长，他于2006年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将技术创新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目前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正在逐步成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已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和企业发展需要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具备了超前三到五年产品和技术开发能力，初步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正在发展形成，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同上注。）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认为，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有三大优势：一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在国际上出售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二是本土市场优势。中国是国际市场一部分，外商要在中国进行投资。但这块市场毕竟是中国本土市场，对人文地理的把握、风土人情的把握，吃穿偏好以及对当地政府、环境的了解比较清楚，这就比国外竞争者具有一定优势；三是后发优势，即以较低的成本学习别人的经验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竞争水平，包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从而节约了许多”赶超”的时间和成本。（注 樊纲，“中国经济”，狱麓书院，2009年12月19日）。
陈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研究员，他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还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先拨一筹，这一筹就是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资本流动就意味着全球的就业岗位也正在发生着与此前不同的变化。就业岗位也开始流动了起来，也呈现出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之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实质，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就业岗位正在向中国流动和重新配置。中国制造业配套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与完善，是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则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产业领域和活动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源要素重组的机会。（注“中国经济发展两大亮点”，国研网，2002年9月24日。）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看法，许多国际名流都赋予了见仁见智的评论和看法：
2008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一致认同的观点，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坚持扩大内需，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98年以来，中国接连面临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需求不足，企业产品过剩，物价持续下降，消费增长乏力，外贸出口困难等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央坚决果断地确定了扩大内需的方针，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发挥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杠杆作用，积极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前景》报告，也将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看成是主要得益于旺盛的个人消费和强劲的公共投资。此外，中国的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小于其它亚洲新兴市场经济，这使中国受发达国家技术产业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报告还说，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额很高，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特别是过去一年外资协议投资金额大幅上升，中国经济近期内受到外来冲击的可能性很小。（注转引自“中国经济动态”，新华通讯社，2005年12月21日。）
ING霸菱首席经济学家康迪天认为，中国成功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而且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避免出现在东欧和前苏联所发生过的那种政治和经济大动荡。中国拥有发展其经济所必需的三个要素，由于中国保持着高储蓄增长率，并可提供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这就具备了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三个要素中的两个要素。中国政府在承诺继续执行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后，还坚定地按照进程实现改革，从而达到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这就使中国处于坚实的地位，可以相对地说是无痛苦实现朝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意味着它在削弱政府的职能的同时又可继续维持高速经济发展速度，从而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安定现象。（注“ING霸菱首席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将成功实现过渡”，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