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在朝鲜半岛上由明军之武圣而成为民间祈祀之对象，大约是关庙建成以后不久的事。因为朝鲜政府虽然派了官员在关庙守值，但并不禁止民众进入。后来前往游览或祭拜的人日益众多，喧嚷杂乱，使关庙失却肃穆气象，而且庙宇也遭受污损，因此肃宗大王曾经下令禁止民众进入关庙游览。［25］过了12年，肃宗又因大臣奏请，下令禁止民众进入关庙把关公当作一般驱邪赐福的神祗祭祀。［26］但是这些禁令似乎并无实际效果，或是效果并不持久。因为再过58年以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那时的朝鲜国王英宗也因民众前往东、南二关庙祭祀祈福者太多而再下了一次禁令。［27］
至于为关公另外缝制袍服以示个人的崇敬，也可上溯至英宗，他在下令民众不得进入关庙祭祀求福后6年（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下令致祭东、南二关庙，并且为关像准备了龙袍。［28］关公之所以能服龙袍，则是因为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朝皇帝已应道士张通元之请而晋爵关公为帝了。［29］
四
汉城的关庙，除了上述最早的三座外，后来又有三座，规模都不大：一座在中区奖忠洞二街，一座在中区芳山洞，一座在成均馆大学附近。
这三座关庙，现在只剩下两座。在成均馆大学附近的那座已经名存实亡，据附近居民说，那庙的管理员因为家中屡遭祸事，认为关公不保佑他，一气之下，便纵火焚庙后搬走了。
奖忠洞的关庙占地十六坪，维护得很整洁，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位王太子李垠（1897～1970）的生母严妃所创建，庙内挂有一块横匾，是“南区关圣庙永信社员”陆军中将赵性根等百余人的题名录，所署年月是昭和十年（1935年）乙亥四月。从关帝庙在汉城创建的缘起看，这块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物。因为公元1910年至1945年是日本侵占了全部朝鲜半岛的时期，这期间韩国将领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成立“关圣庙永信社”，“永”远“信”奉当年因显灵抗日才在汉城建庙的关公，其所含之民族抗日意识是明显的。
芳山洞的关庙更小，只有6坪多，坐落在一条小巷里，巷口大街是很热闹的摊贩市场，但庙内庙外也都维护得很整洁。这庙属韩国政府所有，是“地方有形文化财”第7号。
这两座关庙也有着中国关庙所没有的特色：在庙里，关公的妻子是和关公同受供奉的。在中国，关公的义勇固然家喻户晓，但关夫人的生平却无从寻索。［30］韩国关庙中关夫人和关公同受香火祭奠，很平实地表示了一种人对神化人物的人情味。
五
在朝鲜文人的笔记里，有一则关于建造南门关庙时选择地点的故事：据说当决定要建造南庙时，对于地点颇有争论。有人主张离城墙近些，有人认为要离城墙远些，负责筹建关庙的大臣是李恒福（字白沙），他在众议纷纭的情况下，便也犹豫再三，不能决定。一天，忽然有一名魁伟壮健的军官来访，当时李恒福正有朋友在座，但这名访客要求李恒福摒退朋友和侍从，和他单独会谈。这名访客和李恒福密谈后匆匆离去，李恒福的那位朋友回到室内，看见李恒福的神色很怪异，就询问原因，李恒福起初不肯说，后来才告诉他，那位来访的军官，原来是关公派来指示建庙地点的信使。于是争议消弭，南庙就在关公指定的地点上造了起来。［31］
另外还有一则提到关公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百多年前，南大门外有一沈姓士子，家贫乏食。有一年冬天，家中白日闹鬼。鬼隐形而有声，每天索取食物，后来还要沈生为他筹借旅费，让他回乡。沈生不允，但是不堪其扰，只能照办。不料过了十天，空中又有鬼声，沈生大怒，对鬼说：我去向人借钱来给你作旅费，你应当知所感激，现在却背约又来烦我，我要到关庙去向关公申诉，让你受到惩罚。鬼听了急忙声明，他并非前鬼，而是前鬼的妻子。［32］
作为一名历史人物，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关公在韩国久为大众所知。1986年4月，笔者和汉城檀国大学的成宜济教授在天安市同坐一辆计程车，司机知道笔者是中国人后，一路上就兴奋地大谈关公、张飞、赵子龙。
作为一名被神化了的人物，由于在汉城显灵助战的传说，关公久受朝鲜君臣的尊崇，也巧妙地在日本侵占期间让韩国军人表达了抗日意识。而民间故事里的关公遣使决定庙址、士人愤鬼无信而要到关庙投诉，实际生活里的小市民怨关公不佑而纵火焚庙、梁姓妇人的虔诚供奉等，则都反映了关公信仰的深入民间。
此外，神化了的关公不仅在韩国民间被接受，并且也被韩国本土的原始巫教所接受——从前，汉城有些姑婆之辈，自称关圣帝君降灵于己，因而设祠奉像，供人问卜，为人祈禳。［33］如今在温阳市的民俗博物馆里，展示了一批女巫作法时所使用的物件，其中有木刀一柄，刀身上写的是“关云将青龙刀”六字。溯其源起，都应当是从汉城创建关庙后一脉而来的吧。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注释：
［1］（韩）孙晋泰：《朝鲜民谭集》（日文），乡土研究社出版，无出版时地，第80～83页。故事由汉城金泰卿于1927年提供，大韩民国国际观光公社编：《大韩民国·韩中精神文化篇》，汉城。1982年4月。
［2］《朝鲜王朝实录》第40册第31页，及朝鲜仁祖“北庙碑”（在汉城景福宫）皆作陈璘，非陈璘另有其人，系当时明军水师提督，参见附录一“古今岛关庙”。
［3］［4］［5］《实录》第23册，第422页；（韩）金宗弼：《枫严辑话、菊堂俳语、韩国文献说话全集》第8册，汉城：太学社1891年版第100～101页；（韩）李喜谦：《青野漫辑》卷六，韩国文献说话全集第十册第53页。
［6］朝鲜国王往关庙致祭之前，朝鲜大臣为了国王应否亲往致祭及致祭时如何行礼讨论很久，最后议定国王亲往致祭，致祭时“进跪焚香，连奠三爵”，前后各行三拜礼。详见《实录》第23册，第438～439页。
［7］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侍郎邢玠抵汉城总督军务。八月与明军之按察两人提督三人诣关庙会盟，书写一帖，大意谓同心戮力，剿灭倭奴，否者死于此，不得归家。邢玠以下诸人于桌前先行四拜，邢诣香案前烧香，连进三献，使人读祝文，乃行四拜。赞者执白鸡宰杀，取血和于温酒，邢亲读誓帖，饮血盏。按察以下，如邢读折誓饮血酒。礼讫，邢以下诸将一拜三叩头而出。《实录》第23册，第485页。
［8］朝鲜仁祖撰：《北庙碑》，碑石在汉城景福宫勤政殿回廊。朝鲜英宗撰：《显灵昭德武安王庙碑》。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金石总览》下册，汉城：日韩印刷所1919年版，第134页，碑石在汉城东大门关庙。
［9］［10］《实录》第23册，第609～645、637～645页。
［11］［12］《实录》第24册，第267、267、268、275、292，139页。
［13］大意是：移植的时间宜在农历二月初旬或中旬，新坑要挖得宽而深，坑底要平，底下需铺几斗麦子。移来的大松，其枝干方位要和在原地一样，同时也要多取原地的土来填坑。巨松在原地露出的根，移种时不可埋没。柳梦寅：《於于野谈》卷二，《韩国文献说话全集》第6册，第192～193页。
［14］《实录》第24册，第柳、267、268、275、292、139页。
［15］《实录》第34册，第528页。
［16］［17］《实录》第39、40、43、41、42、44册，第241、31、111、378、482、639、242、489、632、77页。
［18］英宗（1724～1776年在位）曾先后亲书“显灵昭德王朝”及“万古忠节，千秋义烈”匾联，两者皆分别悬于东庙及南庙。<实录》第43、44册，第221、77页。
［19］肃宗（1674～1702年在位）撰：《武安王庙诗》两首云：“生平我慕寿亭公，节义精忠万古崇。志劳匡复后先逝，烈千千秋涕满胸。”“有事东郊历古庙，人瞻遗像肃然清。今辰致敬思愈切，愿佑东方万世宁。”《实录》第39册，第269页。后来英宗也作诗分悬东、南二庙（《实录》第43册，第111页），并亲制祭文。《实录》第403册，第639页。
［20］［21］《实录》第45、39、43、40、39、41、42、44、39、44册。第552、2、482、31、242、523、632、243、22、88、243页。
［22］《实录》第45、39、43、40、39、41、42、44、39、44册，第552、2、482、31、242、523、632、243、22、88、243页。
［23］［24］《实录》第45、39、43、40、39、41、42、44、39、44册，第552、2、482、31、242、523、632、243、22、88、243页。
［25］［26］［27］［28］《实录》第45、39、43、40、39、41、42、44、39、44册，第552、2、482、31、242、523、632、243、22、88、243页。
［29］赵翼：《陔馀业考·卷三三》，《关壮缪》。
［30］或云姓胡，余不详。
［31］Jamess.Gale，KoreanFolkTales（M）Rutlend，Vemond，1963／1982），155～156.
［32］（韩）佚名：《青邱野谈·卷二》“餽饭桌见困鬼魅”条，《韩国文献说话全集》第二册，第130～135页。李源命：《东野专辑·卷八》“索饭仍告取柜铜”条，《韩国文献说话全集》第四册，第519～525页。
［33］（韩）李能和：《朝鲜巫俗考》，台北，东方书局，民国六十年，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