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居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流域的赫哲族的历史中，还能找到虎氏族的遗迹。据《赫哲族简史》叙述，古文献中，赫哲族先民诸氏族的来源多得名于地名和图腾，得名于图腾者有虎氏族傅特哈氏族，又称祜什哈里，起源于宁古塔城东北的祜实哈里河。清初文献载称虎什哈里，又叫马林卡或马勒，是虎神之意。20世纪30年代，傅特哈氏族居于黑龙江省富锦县一带的居民，称“马凌喀”或“马勒”、“马热”，是虎神之意。［9］可见“傅姓或胡姓来源于氏族马林卡哈拉，是虎神之意，由虎字音变成傅或胡”［10］。从赫哲人、满族人所信仰的萨满教供奉虎神、跳虎神的宗教活动中更可看出，虎崇拜在我国东北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内蒙古阴山山脉等处岩画多表现原始狩猎、游牧、战争、舞蹈等活动。有一幅岩画，猎手们射猎的各种生动姿态和射猎的对象野牛都同时出现在画面，表达了原始人群狩猎时的欢乐景象。另一幅是群虎的各种姿态——奔驰、跳跃、坐、卧、行走，老虎小虎映衬穿插其间，布局协调合理，鲜明的虎纹，凶猛的虎头、虎牙、虎耳，以及有力的前爪，蹬劲十足的后腿，都栩栩如生。
三、甲骨卜辞中的“获虎”
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记载甲骨卜辞中猎虎的有两条。罗振玉辑《卜辞》1169条，记载获虎二次。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节写道：
雉兔是原始人极应多获的，而在这表里却极占少数。虎豹是原始时代极应多有的，而《卜辞》中少见。（《后》下五页十二片有“获虎”二字，又《遗》六页十三片云：“甲申王其毕虎”。此二条《罗释》未收）。
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另一名著《甲骨文字研究》127页记载：容庚教授提供他的燕京大学的甲骨文片，还有“毕八虎”的记载。《说文》段注：“毕，谓田猎之网也。”“毕八虎”亦即用巨网、陷阱之类的捕法获八只虎。是记于甲骨文的“获虎”，已不只2次，而是3次；最早记录也不是6只，而是8只。这个数目当然比获兔狐等小兽少得多，因为虎是大兽，生长存活十分不易，所获自然就少得多。此数和古文献《逸周书》中《世俘解》所记“武王禽（擒）虎二十有二，猫二”，《孟子》中所记“周公相武王诛纣……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大体是相符的。《尚书》中有“如虎如貔”的句子（“貔”就是大熊猫），可见虎在我国最古的文献中是被重视的凶猛圣兽。
四、古文献中的虎壮军威
人类早期活动、斗争的目标即是和虎豹等凶猛的野兽争夺地盘，同时也观察它们的威武神态，以形容自己。中国最古的典籍如《易经》、《诗经》、《尚书》都有虎的记载。如《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书·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这是武王伐纣时的誓词，形容其军旅威武，歌颂周军以有道伐无道，以少胜多，阵容强大。形容其军备人马也是“革车三千两（辆），虎贲三千人”，战于商郊牧野，使纣王“前徒倒戈”，兵败自焚。《诗·鲁颂·泮水》：“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虎贲”、“虎臣”自古就是形容英雄无比的武将、兵士或“矫矫然有威武”的爪牙之臣的。正因为虎象征军威勇武，代表正义力量，自古也取之为灵物，赋予它以避邪镇恶的作用，认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11］。《周礼·地官·司徒下》记有“司虣”（“虣”读如“暴”，为似虎的一种凶兽）这种官，“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看来，司虣这种官是用武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有似于现在的警察，有不服管者，则捕杀他们，“搏而戮之”。可见，在周代武职官员身上，也要加上虎字。不只如此，凡邦国使臣出使时都要持“邦节”，设有“掌节”之官，掌守邦节，而辨其用。“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这实际就是持有虎形、人形、龙形的信物，代表某一诸侯国的证明或国符。再晚些，盛行于战国、秦汉间的“虎符”，即军令状，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调遣军队的信物。它用铜铸成虎形，背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留存王室，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将帅。调遣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这种“虎节”、“虎符”，也可以说是原始氏族作为图腾标志，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人的主体意识加强之后的一种衍化。衍化的结果是虎以它的威武形象，象征国猛军威，使虎的地位更为庄严而显赫了。原始的龙虎崇拜在长期的封建王朝中，乃至今日，是贯彻始终的。龙以它并非实有物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被作为天子的化身，王位、王者的饰物和皇室的象征，被崇奉为极高的地位。而虎因其为实有的猛兽，有其和人的利益矛盾的一面；然而虎更能代表军威，显示其无尚的战斗力，故在历史传承中大都强化其保护神、战斗神的作用，因而备受人们喜爱，赋予它以极高的文化意义。
五、龙盘虎踞黄帝陵
就考古实物而言，“天下第一龙虎”蚌塑考古实物和黑龙江沿岸虎岩画的发现，说明我国虎崇拜已有六七千年至七八千年之久了。而从远古先民狩猎信仰之产生来说，则比这还要早许多年。如研究龙文化者发现，龙崇拜“呼风唤雨龙八千”［12］，已有八千年历史；我则谓“崇山耀武虎万年”，中国崇虎的历史比龙还要早，已有万年历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虎崇拜的产生土壤是原始狩猎生产，它比之农耕时代的来临，要早上一个历史阶段，而龙是农耕时代之后的崇拜物，而且它是综合的虚幻的神物形象，比之现实中实有的虎类，自然要晚些。
从中华始祖远古帝王名号、业绩来说，崇虎始于伏羲氏，故有“虎伏羲”之说。［13］按：伏羲即太皞，又作庖羲、宓戏、或虑戏，字皆虎字头，即已暗示其与虎有非凡的关系。《史记·补三皇本纪》载：“太嗥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生。……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日宓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日庖羲。”
就生产力发展来说，此时正是由旧石器晚期进入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周易》说：“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汉书》云：“作网罟以佃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日炮（庖）牺氏。”《尸子》云：“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猎”。凡此都说明伏羲氏是打猎能手，所以得名“炮牺氏（庖牺氏）”或“伏牺氏”。正因为是狩猎民族，所以在打猎的同时也恐惧猛兽，虎因以成为崇拜对象（正如列宁说的“恐惧产生宗教”），奉为图腾。到炎黄时期，尚有这种明显的痕迹。黄帝“熊、罴、貔、貅、貊、虎”的六种图腾之中就有虎图腾部落。
在古人生活中，老虎出现的年代和地方既意味着祥瑞，代表着一种德育，一种“仁而善”的信息，所以古代风鉴之士要找具有龙虎脉象的圣地，埋葬王者的遗骨，谓可繁育子孙。此事竟早见之于黄帝陵，令人不胜惊异。
近年有奇士发现埋葬人祖的黄帝陵桥山，其自然地貌、人文景观正是龙盘虎踞的地方。
桥山在陕西省黄陵县，县因黄帝陵而得名，是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朝拜圣地。黄帝陵世称“天下第一陵”，这里不仅流传着黄帝驭龙升天——“桥山龙驭”的古老神话，就地理形势看，人们也把桥山看作龙脉龙岗，黄帝之陵恰在盘龙岗龙头张口龙舌之上（黄帝陵高3.6米，周长48米，地处“龙舌”中心位置，恰似龙口所含珍珠，其一半外露于天，一半掩埋黄土之中，即“龙珠在颔”），两旁各有一株无叶古柏，酷似龙角，故称龙角柏。令人惊奇的是，登上黄帝陵桥山之巅——盘龙岗，极目望去，南山形状恰似“虎头”，两只虎眼注视前方，面向桥山；虎的前肢成拱抱状并成120度角而平分，其右爪为印台山（因形似印而得名，相传是黄帝的玉玺），左爪为南城塔；南山整体如卧虎伏身，曲身连绵十余公里而平卧回视，有一山脊呈虎尾状，居黄帝陵西五公里处，此地名“老虎尾巴村”。真乃是“天连地通昆仑山，龙盘虎踞黄帝陵”。
黄帝陵以东是阳洼山，又名凤凰山。此山似凤，头俯地，尾迤拖，展翅欲飞，这正是《古今图书集成》所载“中部县风岭，在城西廓外，世传轩辕戳嶰谷竹成律吕，凤鸣于此”而留下风形的典故。《黄陵志》亦载陕西中部县城西廓外有“凤岭”。
黄帝陵西有张寨山（玉仙山），其形酷似万年龟，回头翘望盘龙岗。山前土丘如龟头伸出，其山顶呈扁圆状，似龟背隆起，龟纹、龟爪都清晰可辨。《黄陵志》载：“时有仙人来往于此。”
古人称龙为四灵之长，虎为兽中之王，龟为甲虫之首，凤为百鸟之冠。黄帝陵背靠桥山巨龙腾飞，面对南山卧虎回头，西领万年神龟永驻，东有栖凤长鸣。龙虎龟凤，神形兼备，祥瑞地貌，古柏八万六千余株环布四周，中有沮河成∽形蜿蜒于南山（虎形地）印台山与盘龙岗（黄帝陵）之间，形如太极，黄帝陵区负阴抱阳，均衡居中，谓之“天下之中部”［14］。其天然布局，气势恢宏；造化之美，巧夺天工，为天下宝地，绝无仅有。这一祖陵圣境维系着亿万人民及海外游子不远万里前来朝圣，凝聚着中华民族万世之基业，给予炎黄子孙以无穷力量。
如果联系黄帝与炎帝之战，曾有驱虎豹熊罴助战的记载（指虎熊部落的人），以及《广博物志》载西王母遣虎神来献地图的神话：
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华，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日：“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廷，授以地图。
由此可见黄帝之择吉地建国，与虎神话、虎文化有密切关系。
总之，虎文化源远流长——虎神话、虎传奇故事，全国各地各民族都有流传；古今民间崇虎民俗，如十二生肖有虎，虎能镇邪祛病，“虎相”是贵相，祠虎祈子，各族节日礼虎仪式等等，深刻影响着民众的生活；人民中流传着虎谚语、虎典故、虎年画和虎文人画、虎雕、布老虎、虎帽、虎头鞋等等。20世纪后期，由于人们“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之增强，认识到虎是濒危动物，因而萌生出虎文化的新篇章——护虎文化。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注释：
［1］报载：1998年10月—1999年底，中国野生动物保持工作者完成了对中国吉林和黑龙江境内野生东北虎状况的调查，中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目前仅存9～13只。
［2］《朝鲜全史》第1卷，朝鲜文1979年版，第14页。
［3］傅朗云、杨堃：《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4］《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5］《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6］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71页。
［7］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71页。
［8］董万崙：《黑龙江流域岩画艺术》，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13卷第4期。
［9］［10］《赫哲族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应劭：《风俗通义·祀典》。
［12］庞进：《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四川教育出版社。
［13］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23页。
［14］高俊元：《中国黄帝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