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卫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除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外，室中已有唾壶，以盛痰污。其中有用铜制的，如马融《遗令》曰：“冢中不得不下铜唾壶”。有用瓦做的，如贺循葬礼中，即“用瓦唾壶一枚”。《太平御览》卷七○三，引《遗令》。朝廷颁赐物品中，往往有它。如蔡邕表亦曰：“诏赐薰炉唾壶。”《太平御览》卷七○三，引蔡邕语。宫中所用则有玉壶。《西京杂记》载，广川王有玉唾壶一件，据说得之于魏襄王墓中。汉代天子、诸侯所用，当亦相同。
五、交通风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立即修驰道、开河渠，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扩大，使全国交通日益畅达。同时，车舆制度也渐完备，自天子而至诸王，下及百姓，各有等差，不得僭越。前者构筑了秦汉交通风俗的基本形态，后者凝结成此类风俗的基本内涵。
1.驰道为主
秦汉时期的路道交通以驰道为主干。驰道始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本为天子道，出现于庞大的宫殿群之间。初时，驰道两边筑有墙垣，故又曰“甬道”。《史记·秦始皇本纪》曰：“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史记正义》引应劭曰：“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后来，秦始皇东巡各郡县，“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所经之处，皆预修驰道，与各郡县路道相联接，驰道即成全国陆路交通的主干道。
驰道全由黄土夯筑而成，路而平整，不生杂草，“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原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驰道中间三丈之路，属皇帝专用，任何人不得妄入；而“厚筑其外”的旁道，则是百姓可以自由往来的通路。汉代，驰道基本被保留下来，汉武帝时曾对之加以大规模的整修。直至东汉末年，驰道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陆上道路。
自关中往北，则有秦直道，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自咸阳西北云阳，直抵九原郡（今包头市附近）；又有飞狐道，建于东汉初年，光武帝派王霸“将驰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后汉书·王霸传》。往西则有回中道，修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87年），自汧（今陕西陇县南）、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起，直抵萧关（今宁夏固原）。直道、飞狐道和回中道是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三条主要陆路通道。
巴蜀与关中的联系主要依靠栈道。所谓栈道，即凿山腰石为方洞，按一定距离逐一排开，然后嵌进巨型方木，上面铺板，形成悬空的板阁之路。《史记·高祖本纪》《索隐》曰：“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有些栈道在战国时期即已建成，而子午道、五尺道则属秦代新建。子午道，由杜陵直绝南山，入汉中；五尺道，北起巴蜀两郡的交界处，南抵滇池。栈道危绝，人车往还，险象环生。《析里析逋阁颂》曰：“缘崖凿石，处隐定柱，临深长渊，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为万柱。过者慄慄，载乘为下。常车遍布，罗数千两。遭遇隤纳，人物俱陨。沈设洪渊，酷烈为祸。自古迄今，莫不创楚。”《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论汉代陆运和水运》引。岭南与内地的交通路道由有秦时修的新道，自横浦、阳山、湟溪关入粤；和东汉时修的峤道，自桂阳、零陵入粤。
2.梁桥流行
桥，《熙名》曰：“桥，水梁也。”可见秦汉时期的桥，多系梁桥，如《三辅黄图》所记的秦都咸阳渭河上的横桥，“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山东沂南画象石所表现的桥，桥墩用四根很细的柱子组成排架，柱头挑出两层挑梁，桥上有栏杆，柱、挑梁等外形纤细，似为木质。上述诸桥虽分布于关中、齐鲁、巴蜀等地，但均系多跨，两边跨倾斜，中间跨水平，桥面与水面距离较大，便于通船，可见这种多跨梁桥，是秦汉时期各地普遍采用的形式。
秦汉时梁桥又有石梁、木梁之分。郭璞注《尔雅》“梁莫大于溴梁”曰：“梁即桥也，或曰：梁，石桥也，……凡桥有木梁石梁。”《初学记》卷七引。如《初学记·桥第七》曰：“秦都咸阳，渭水贯都，造渭桥及横桥，南渡长乐宫。汉作便桥，以趋茂陵，并跨渭，以木为梁。汉又作霸桥，以石为梁。”
东汉时已有拱桥，1957年河南省新野县出土东汉画像砖，有一座单孔裸拱桥的画面，桥上有驷马，车前有骑马者，桥下有船。汉代出土了很多砖拱墓，砖有楔形砖，拱砖砌法有并列与纵联之分，说明这一时期出现拱桥是可能的。
秦汉时又有浮桥，《初学记·桥第七》引《说文》曰：“楚人谓桥为圯，凡桥有木梁、石梁，舟梁谓浮桥，即《传》所谓造舟为梁者也。”同书又曰：“洛阳魏晋以前，跨洛有浮桥。”
3.马车为贵
图22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车按礼制，秦汉贵者必须乘马车。如韦玄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乘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张敞罢朝会走马章台街，时人讥其无威仪；何晏奏齐王，请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三国志·魏志·本纪正始八年》。
先秦时代的马车，一般驾四马，也有驾三马、两马。到了汉代，马车的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逐渐增多；车的种类繁多，其用途亦愈趋专门化（图22）。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家御用的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等类；都市内一般官吏以及市民所乘的有轺车、辎车和骈车。
皇帝乘坐的车舆以金根车最为华贵。秦始皇首先使用此车。其形制异常奢丽，“轮皆朱班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驾六马”，“金就十二，左纛以牦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大如斗。”《后汉书·舆服志》。与之相配的还有五时车，其中有可以立乘的高车和可以坐乘的安车，各五辆，其色分别与五时迎气服色同，马亦如是。不管是高车还是安车，均服四马，行于金根车之后，以为副车。
上古乘车一般都是站立在车厢里，而安车则可以安坐，故名。《礼记·曲礼上》曰：“大夫七十而致事（退休）……适四方，乘安车。”汉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汉代官员告老，或征召德高望重的人，往往赐乘安车，这是一种优礼的方式。安车多用一马，也有用四马的，那是表示特殊的礼遇。《史记·儒林列传》曰：“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申公年高德劭，故汉武帝用驷马安车去徵迎他；其弟子从行，却只能乘一马或二马拉的普通轺车。
在汉代，轺车使用比较广泛，一般官员皆可乘坐。《汉书·平帝纪》曰：“亲迎，立轺并马。”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轺音榣，立乘小车也。并马，骊驾也。”这是用两匹马拉的轺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曰：“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司马贞索隐曰：“谓轻车，一马车也。”据《晋书·舆服志》曰：“汉世贵辎车并而贱轺车，魏者重轺车而贱辎车并。”
汉代的辎车多为妇女乘坐。《汉书·张敞传》曰：“礼，君毋出门则乘辎车并。”除此之外，汉代皇族、官吏乘坐的车还有多种样式，仅天子独乘的就有亲耕藉田时乘坐的耕车，阅兵以示征伐而用戎车，狩猎而用的猎车等等。总之车辆的使用，大有贵贱悬殊的区别。桓宽《盐铁论·散不足》曰：“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车并”，“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中人之家犹是如此，贫苦的农民就无法乘车了。
4.贫者用牛车
汉代庶民所用多是以牛牵引的大车，除运输货物、粮食外，也供人乘坐。《汉书·食货志》曰：“自天子不能其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朱家传》曰：“乘不过軥牛。”《蔡义传》曰：“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资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令乘之。”《朱义传》曰：“常居雩田，乘牛车。”又《史记·五宗世家》曰：“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是皆因贫而乘牛车。当初，“将相或乘牛车”，只是“接秦之弊”，短暂经济崩坏时期的例外。《史记·平准书》。
汉代民间畜养，求耕作负载之多力，而不求其行之速，故畜牛者较马为多。汉宣帝外祖母王媪，随使者诣阙，乘黄牛车，百姓谓之黄牛妪。光武起兵，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管辂族兄孝国二客，饮酒醉，夜共载本，牛惊下道，入漳河中溺死。可见民间驾车多用牛。
不过，到了东汉，牛之慢悠悠的行走迎合了士大夫们闲适、恬静的心态，上层社会风行用牛车。《后汉书·刘宽传》载曰：刘宽司徒之子，“尝引，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后汉书·逸民列传·韩康》曰：韩康从桓帝聘，亭长“发人牛修道桥”，“夺其牛”充役，“康即释驾与之”。《魏略》曰：时苗“为寿春令，始之官，乘挬车。”《太平御览》卷八九八，引《魏略》。赤壁之战时，鲁肃说道：“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可见，乘牛车已成上流社会之风尚。
普通百姓出行运货则有鹿车，即手推车。《东观汉记》曰：“杜林身推鹿车，载致成丧。”又《后汉书·赵熹传》曰：“熹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李贤注引《风俗通》曰：“俗说鹿车窄小，载容一鹿。”故而得名。其形制与今独轮车相仿，是劳动人民生产中常用的车辆。然据皇甫谧《列女传》所载，汉末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时曾在设有帷帐的鹿车中宿止《三国志·魏志·庞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则这种鹿车又当是小型手推双轮车。大型的人力车，则叫辇。苏林注《汉书·刘敬传》曰：“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卓王孙迁蜀，即夫妻推辇而行。
山路崎岖之处，无法行车，则用箯舆，即竹制小轿。《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所载之“贯高箯舆前”，即指此。
5.舟船初用橹、舵、锚
秦汉水路交通主要有内河和海路两种。内河航运主要是天然河道和人工运河。交通工具是船，船的种类有舟、舸、舫，以及用于军事的艨艟、蚱蜢、戈船等。皇帝和贵族宴游，常用一种楼船。
秦汉多楼船，如汉武帝平定岭南，所遣将领就有楼船将军。而东汉马援伐交趾，所将大小楼船竟多达二千余艘。应劭曰：“作大船，上施楼。”《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风俗通义》。可知楼船是一种建有楼舱的大船。楼船高可达十余丈，甲板上建楼数层，船上设备已有帆、橹、楫、纤绳等。作战时，除大型船外，还有先登、艨艟等中小战船配合助威，声势甚壮。1974年底，在广州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其船台结构采用滑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它有三个平行排列的船台及木料加工场地等，这里已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在今陕西、四川、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也都有秦汉的造船工场。如长安城西的汉代昆明化造船墓地周长达40里，也中曾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
戈船运用于军事，“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也。”《汉书·武帝纪》注。汉武帝派往岭南的将官有戈船将军。《汉印文字类纂》也有“戈船候印”，可见戈船实为无楼的兵船。
远途水运船有舳舻。舳指船尾或船舵，舻指船头。《汉书·武帝纪》曰：“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颜师古注：“舳，船后持拕（舵）处；舻，船前头刺櫂处也。”
图23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质船模型先秦时期，船物动力主要是操桨，秦汉时则出现了橹。橹约始见于西汉时期，长沙伍家岭西汉木船模型显示了橹的早期形态。东汉时期，橹逐渐成熟起来，这在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的内河航行船图像等上都可看到。《释名·释船》曰：“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这也说明了橹的成熟和发展。同时，东汉时期出现了舵、帆和锚。1954年，广州市十九路军坟场东汉墓曾出土过一只陶质船模型，尾部见有一宽叶桨板，一般认为，这便是我国最早的舵（图23）。《释名·释船》谓舵为“柂”，云“其尾曰柂。柂，拖也，在后见拖曳也。且言弼正船，便顺流不得他戾也”。帆，《释名·释船》曰：“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风帆大约始见于东汉中期。安帝元初二年（115年），马融上书《广成颂》一文，其中对风帆使用情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颸风，陵迅流，发櫂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后汉书·马融传》。东汉时期，石锚渐趋成熟，1954年，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质船模的尾部曾系一物，正视为“十”字形，侧视为“丫”字形，基本上具备了后世锚的特点。我国古代关于矴的记载较晚，《三国志·吴书·董袭传》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率军征黄祖，黄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矴”。
除船之外，水上交通工具尚有竹筏。《后汉书·岑彭传》曰：“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又《哀牢夷传》曰：“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河。”均为其例。
一些僻陋地区，缺乏舟船，便以木罂缶瓦作渡河工具。《史记·淮阴侯列传》曰：“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瓦渡军。”《史记集解》曰：“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瓦以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瓦，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因其地本少舟船，故并不能为浮桥，便用水葫芦，数个连成环状，借助其浮力以渡。
6.旅宿多投馆舍
作为全国性的交通网，始于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联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道路宽广，路面用铁杵夯实，两旁遍植青松，除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又厚筑其外，为人行旁道。汉代以后，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师（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
秦汉在交通要路上，设置了亭、传、邮、驿，以利交通。亭是行旅宿食之所，十里一置。传是供官吏住宿，备有车马，供官吏乘坐。邮是传递文书，五里一设。驿是马站，三十里一置，供传送文书和奉使往来之用。
无论是邮置，还是驿站，都设有馆舍。《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汉书·薛宣传》曰：“宣从临淮迁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注：“邮，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
馆舍又名传舍。《汉书·郦食其传》曰：“沛公至高阳传舍。”注曰：“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又，《晋书·刑法志》曰：“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其所言厩置、乘传、副车、食厨，都与传舍有关。传舍主要就是接待来往官员，招呼驿车、驿骑休息，调换马匹车辆，供应食宿的场所。传舍一般不留宿平民，所止也都必须有符信。而十里一置的亭则较传舍限制为宽。
7.出行规禁种种
秦汉驰道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天子行中央三丈，而吏民行旁道，诸侯以下无诏令行驰道中者，没入其车马。《汉书·鲍宣传》如淳注引《三辅黄图》。虽贵为太子，也不得违犯。如西汉“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汉书·成帝纪》。可见规禁之严。然而也有特例，如武帝曾“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