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沿承了先秦的各种信仰活动，并使之更为系统化、规范化。官方的宗法宗教、阴阳五行说、谶纬迷信、符命灾异、神仙方术，以及流行于底层社会的民间道教和初进入中原地区的佛教等构成了秦汉时期汉族社会新的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所表现的思想、观念渗透到秦汉社会各个方面，政治、法律、学术都或多或少地渗入神学迷信的内容，封禅、求仙、推灾异、造图谶成为统治者的家常便饭。民间也是巫风盛行，各种迷信活动充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气运、图谶、占候、占龟、占筮、占星、看相、风角等等，随处随时可见。自上而下普遍相信神灵的存在，对山川湖海、日月星辰、门灶井户、先祖贤明、鬼神精怪的祭祀活动，一年四季不绝。正如《风俗通义》所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是甚实。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的。”上层社会的求仙祈寿与下层社会的辟邪驱灾，构成了秦汉社会信仰风俗的两大基本主题，为后世的信仰活动奠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及全面的实践范例。
一、宗教信仰
秦汉时期，传统宗法制度崩溃，先秦那种严密的宗族组织与祭祀权力系统不复存在，但作为宗法社会精神支柱的传统宗法宗教，却被改造和加工后，得以继承。成书于汉初的《礼记》《周礼》及稍早的《礼仪》，将传统宗法宗教加以系统化和礼制化，整合起以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核心，以日月山川崇拜为羽翼的比较完备的宗法宗教信仰系统，确立了传统宗法宗教的官方地位。同时，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符箓派道教，以其通俗性和实用性受到基层民众的欢迎，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并逐步向正式道教发展。此外，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也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开始在社会各阶层中传布。自此，汉族社会的宗教生活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既斗争又融合的新时期。
1.秦代宗法宗教
秦人本居西岐，早先只祠西方之天神，《史记·封禅书》曰：襄公“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祭祀对象逐渐扩大，秦德公建立雍地诸祠，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时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到秦统一中国时，秦人已有了白、青、黄、炎四天帝之祭，而以白帝为主。《括地志》曰：“秦用四畤祠上帝，青黄赤白最尊贵也。”秦人秘祀的天神，除青黄炎白四上帝外，据《史记·封禅书》载，还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述之属。
秦统一六国后，赢政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遂定尊号为“皇帝”，并自称“始皇帝”。他“推五德终始之传”，以“秦文公获黑龙”证明自己受命于天，以水德而有天下，并继续祭祀天神，行封禅大典，以报天地之功，以证明自己是“受天之命，既寿永昌”《全秦文》卷一。
封禅是受命于天、改朝换代的新君，和太平盛世的明主，告之天地、“夸示夷狄”的盛典，也是朝廷祭祀天地的最高礼仪。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大戴礼·保傅》曰：“封泰山而禅梁父”，即封礼要在东岳泰山，禅礼要在泰山附近的梁父、社首等小山举行。秦始皇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从山南登上泰山之巅，勒石歌颂秦德，举行封礼。然后又从山北下来，到梁父山去行禅礼。所用礼仪大体根据秦国旧时祭上帝之礼稍加改造而成，具体仪式则“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史记·封禅书》。
与天地崇拜相联系的是继续祭祀日月山川诸神，以承古制。始皇东游海上，因齐地已有的宗教祭祀而用之，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是：一曰天主，祠于天齐；二曰地主，祠于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于蚩尤；四曰阴主，祠于三山；五曰阳主，祠于之罘；六曰月主，祠于莱山；七曰日主，祠于成山；八曰四时主，祠于琅邪。以上所立之祠皆在齐地，用以补充故秦诸神之祠。名山大川之神，自殽山以东有太室、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和济水、淮水；自华山以西有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和黄河、沔水、湫渊、江水。陈宝神祠应节来而祀。是秦人的特有之神，《史记·封禅书》曰：“唯雍田畤祠上帝，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陈宝系宝鸡之神，其祀及于民众。
祖先崇拜亦是秦朝官方宗法宗教的主要内容之一，表现为对宗庙的重视。秦始皇在统一之初，回述他的功德并议帝号时，不谢其他鬼神，叭常念及先祖，曰：“赖宗误码，天下初定”《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始皇确实认为他自己征服天下有赖于历代先王的庇护，尊祖是发自内心的。秦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二世时，立始皇庙，尊以为祖庙，并按古庙制立七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曰：二世元年，“自襄公以下迭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始皇为帝者祖庙。”
2.汉代宗法宗教
汉代自开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宗法宗教。高祖入关，悉如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按旧时礼仪行祀，并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令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史记·郊祀志》。立国后，在长安置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司；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几乎将先秦及秦时宗教祭祀都完好保存下来。同时，又在秦代祀青、黄、炎、白四上帝的基础上，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完备了五帝祭祀。汉文帝祠雍五畤，并于渭阳立五帝庙，一宇五殿，其方位与门色各按五行说安排，又于长门立五帝坛，继续五帝崇拜。
武帝即位后，郊祀上帝礼更加频繁。元光二年（前133年），他亲郊雍之五畤，“后常三岁一郊”，基本成为定制。由于“五帝之祀”模糊了至上神的观念，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采纳了亳人谬忌的建议，以泰一神为之上神，五帝佐之，令太令祝于甘泉寺立起泰一祠坛，共三层，“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汉书·郊祀志》。这样，就形成了泰一为其总管，五帝分司五天，山川风雨诸神各司其职的新的天神体系。后来历朝的天神崇拜，除了将泰一该称昊天上帝外，基本沿袭这一天神格局。
汉武帝除增立泰一祠外，又立后土祠于汾阴，“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史记·郊祀志》。元封二年（公元前100年），举行了一次封禅大典。汉武帝先到梁父山行禅礼祭地，再至泰山下东方设坛，举行一次封礼祭天。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下埋“玉牒书”。之后，汉武帝与少数大臣登上泰山顶，举行了第二次的封礼。第二天又从北山下来，在肃然山举行第二次禅礼。武帝封禅，祭天采用祭天神泰一之礼，设坛三层，周围环绕青、赤、白、黑、黄五帝坛，祭时杀白牦牛、白鹿、猪等作为供品，祭祀官穿着绣花的紫色衣服；祭地用祭地神后土之礼，祭时用江淮一带所产的一茅三脊草的神籍，并以五色土益杂封，还叫人满山放置远方的奇兽珍禽，以示祥瑞。在庄严的音乐声中，汉武帝身著黄色衣服，亲自跪拜行礼。为了纪念这次封禅活动，汉武帝还下诏改此年为元封元年。此后，武帝又采济南人公玉带之议，于汶上立明堂，有殿无壁，以茅盖，环水，祠太一、五帝、后土。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成帝时曾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徙置长安南北郊。王莽时南郊合祭天地。
东汉时，基本承袭了西汉的天宰崇拜格局及祭祀礼仪。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南建天地祭坛，后又建北郊祭坛专祭地祗；并于建武三十二年（56年）2月，举行了封禅大典，其礼制基本采用武帝“元封时封禅故事”，而略有变通。《后汉书·祭祀志》。
在祭祖方面，惠帝时叔孙通定宗庙仪法。元帝以部邦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景帝、昭帝、宣帝俱为昭，惠帝、武帝为穆，行袷祭礼，从此昭穆有序。王莽时有九庙之制。至汉末献帝时，四时所祭，高庙一祖（太祖刘邦）二宗（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及近帝四人，共七帝。
在社稷崇拜方面，从汉高祖起即重社祭，保留旧有枌榆社、天社、巫社等祭祀，又立太社官社，配以夏禹，是谓王社，民间里社自便。但西汉一直未立官稷。平帝时因王莽图33江苏高邮出土的东汉符木片建言而在官社之外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东汉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一岁三祠。又于郡县置社稷。遇有日食，鼓用牲于社以救之。其他，日月之祭汉廷无定制；名山大川之祭，汉宣帝神爵元年令祠官定祀江海百川之大者，每岁常祀，为天下祈丰年，从此五岳四渎皆有常礼。
3.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传入
东汉末年，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符箓派道教，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积德行善及教内互助共济、救穷解困为主的宗教活动，吸引了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使汉族广大地区刮起了信道之风。
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在东汉灵帝之世，社会上有三股较大的民间宗教势力：“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同书又曰：“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可见太平道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依托神道为人治病，由太平道师作符祈祷，病者先须叩头思过，作一种忏悔仪式，然后吞食符水，心诚则灵（图33）。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解救苦难的善士身份活动于世，以符水治病，“百姓信向之”，在十余年间发展到数直万人。
与太平道同时，或稍晚，在巴郡汉中一带流行有民间宗教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的教规教义比太平道复杂，宗教活动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外，还设静室，作三宫书，学《老子》五千言。五斗米道在道义上肯定仁义忠孝，主张“行仁义”，“家家孝慈”，“臣忠子孝”；在修道方法上，讲究内外双修，内以“积精成神”，外以“‘积善成功”；并制定了许多道诫，如“竞行忠孝”，“守中和之道”，“与不谢，夺不恨”，“喜怒悉去”，“诫知止足”，“勿贪宝货”，“施惠散财除殃”，“禁祭餟祷祠”，“道重继嗣”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老子想尔注》。五斗米道在教义上容纳了许多儒学思想，不反对宗法制度与道德，得到上层社会的宽容，所以在下层社会中流行广泛。魏晋以后，上层社会也信奉者日众，并以天师道的名义不断发展流布，到南北朝时，经过一番改造，终于成为全国性的正宗道教。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汉族地区。东汉初年，上层社会已有信佛者，但将佛陀依附于黄老崇拜。《后汉书·楚王英传》曰：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诏书中亦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等语。至于一般民众信奉者，东汉之世无有明载。十六国时后赵王度曾曰：“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可知信奉者多是西域僧人。东汉末年民间佛教信徒日渐增多。据《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载，徐州牧属官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建起可容三千人的重楼阁道，诵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可见，佛教在民间已相当流行了。
二、神灵崇拜
秦汉时期，神灵会崇拜逐渐趋向实用化，社会自上而下都流行造神活动。上层社会热衷造神，基层民众信之不诬。全国各地均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出各种各样的神灵，以满足自己的信仰需求。考秦汉两世，民间所祀的神祗不仅有河神、海神、江神、山神、树神等自然神，而且有老子、东方朔、安期生、纪信等俗人神；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灵物崇拜。
1.自然神崇拜趋向实用
先秦时期的自然神崇拜习俗流传到秦汉时期，逐渐走上功利化、实用化的轨道。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江、河、海、山等神，普遍受到民间社会的祭拜。如河伯是人们最为熟知的河神，受到历代人皇的祭祀。秦汉时除朝廷继续祀奉外，民间也颇有祭祀。《史记·封禅书》：“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祠临晋。”另《史记·西门豹传》有“河伯娶妇”故事，表明秦汉时黄河一带民间，信奉河伯的风俗十分普遍，常年祭祀不绝，祭祀时还要以美女妻之。
在秦汉，海神祭祀始上正轨。秦始皇时曾为四海海君立庙祭祀，《史记·封禅书》曰：秦并天下后，“雍有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之属”。汉代，在汉武帝之前，国家对四海等山川神灵之祭祀，尚未成制度。汉武帝曾下诏祀河神、海神，《汉书·武帝本纪》载曰：“（建元元年）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汉宣帝神爵元年，又诏：“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是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此，四海祭祀，皆有常礼。《汉书·郊祀志》。四海之神姓何名谁，据汉代纬书《鱼龙河图》所载，东海君为冯修青，夫人朱隐娥；西海君为勾丘百，夫人灵素简；南海君为视赤，夫人翳逸廖；北海君为是禹帐里，夫人结连翘。
江神崇拜起于秦汉，《史记·封禅书》曰：秦并天下后，“江水祠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即秦时曾在蜀地祭祠祀长江之神江渎。汉代，江神崇拜流入民间，江渎成为普通百姓的常祀之神。
在秦汉时期的山神崇拜中，最流行的要数泰山神。在汉代，泰山神泰山府君被认为系幽冥主宰，俗云，人死，泰山府君会将其灵魂勾去。《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在提到胡俗兵死后神灵归赤山时曰："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古诗·怨妇行》亦曰：“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清·顾炎武：《日知录》。可见，汉代人将泰山作为死者灵魂所归的幽冥王国，而泰山府君则是该国之主宰。因此，《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曰：许峻“自云少尝罹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后汉书·许曼传》载曰：“曼少尝疾病，乃谒泰山请命。”出土的东汉墓中镇墓券中，也常有“生人属西长安，死属太山”之语。意谓，人活着归皇都长安管辖，死了则归鬼都泰山管辖。
灶虽系人工建筑，但灶神却具自然神特点。灶神是汉族民间信仰最普遍的神。先秦的灶神，尚无独立神格，往往和火神混而为一，《淮南子》《古周礼说》《说文》等皆以炎帝、祝融等古代火神为灶神，其职责也仅限于掌管饮食。汉代以后，灶神的司职起了变化，不仅限于掌管饮食，而且执掌人们寿夭祸福。据《史记·孝武本记》记载，当时的方士已以为祠灶可以致物炼丹，导致长生。《淮南万毕木》则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可见，灶神信仰东汉时已广为流行，并形成腊月二十四日夜祭灶的风俗。
2.俗人神崇拜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