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汉族社会官民土庶的日常饮食中，肉食并不普及，有时连官府也感缺乏。西晋末期，琅琊王司马睿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当时“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司马睿后称帝），群下未尝敢食。”《晋书·谢安传附孙混传》。禁脔典故即出于此。当时一般家庭平日饮食多为素食，西晋潘岳《闲居赋》曰：“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晋书·潘岳传》。说平时吃素，过节才吃肉食。西晋时城阳太守梁柳为布衣时，“食不过盐菜，……不以酒肉为礼。”《晋书·皇甫谧传》。低级官吏平时也一般不吃肉，南朝宋时，衡阳王刘义季出镇荆州，“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宋书·武三王传》。即使高级官吏，日常饮食也少有肉食，如交州剌史杜慧度是“布衣蔬食”。《宋书·良吏·杜慧度传》。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的饮食结构以粮食和蔬菜等素食为主是当时较为普遍的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所食用的果品种类和数量已相当多。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中原地区的果品即有枣、桃、樱桃、葡萄、李、梅子、杏、梨、栗、榛、柰、林擒（沙果）、柿子、安石榴、木瓜、茱萸等，南方出产的果品则有枇杷、甘蔗、杨梅、椰子、槟榔、橄榄、龙眼、荔枝、益智、芭蕉等。但当时社会所食用水果的量则是相当少的。
至于当时人们食用果品的方法，除食用鲜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制成蜜饯、果脯或果粉。当时多用蜂蜜浸制果类，如梅子、木瓜、枸橼、橄榄、益智等，可以延长其食用期，并使味道更加可口。将枣、柰等切开，晒干，即成枣脯、柰脯。此外，还可将枣、柰、杏、林檎等制成果粉，当时称为麨。《齐民要术》记载酸枣麨的制作方法曰：“多收红软者，箔上日曝令干。大釜中煮之，水仅自淹。一沸即漉出，盆研之。生布绞取浓汁，涂盘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干，渐以手摩挲，散为末。以方寸匕，投一碗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浆。远行用和米麨，饥渴俱当也。”
3.饮酒成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日常饮用最多的饮料当属酒，其消费量远大于秦汉时期。这是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战乱离散的时期里，有许多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因而放纵自己，尽情享乐，饮酒便成了当时人们消遣生命的主要手段，“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士的共识。饮酒成为魏晋名士的主要标识之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孝伯言”条。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刘伶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晋书·刘伶传》。阮咸与宗族聚会时，“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阮藉为躲避与司马氏联姻，曾一连大醉六十日，使别人无法提及亲事；他知道步兵校尉官府中贮有好酒数百斛，便什么官也不要做，而只求做步兵校尉。西晋毕卓甚至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脆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毕卓传》。身为吏部郎的毕卓夜里闻到酒香，知道邻居家的酒已酿好，就去偷饮，结果被当贼抓起。东晋名臣周顗，“在朝中时，能饮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晋书·周顗传》。；出任尚书左仆射时，仍终日徘徊于醉乡，“只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大损资望”，因此被时人称为“三日仆射”《语林》，周楞伽辑注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晋书·隐逸·陶潜传》。；他隐居乡下时，始安太守颜延之“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隐逸·陶潜传》。
正是这些名士的行为，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即使是皇帝，也喜好饮酒，王导曾因晋元帝司马睿好饮酒而流泪苦谏，“帝乃命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世说新语·规箴第十》，“元帝过江犹好酒”条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庾冰逃亡为郡卒所救，问其平生所求，希图以报；郡卒要求后半辈子酒足便心满意足。《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说明社会下层也奢酒。王孝伯曾不无调侃地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寿伯言”条。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饮酒之俗大盛，社会上酿酒业随之发达，便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酒品。这一时期的名酒首推以酃湖（今湖南衡阳市东）水酿制的酃酒。酃酒在三国吴时期即已闻名于世，左思《吴都赋》在介绍江南名产时曰：“飞轻轩而酌绿酃，方双辔而赋珍羞。”张载《酃酒赋》曰：“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河东人刘白堕所酿的“鹤觞酒”则是北魏时期的名酒，他所酿的酒在盛暑时于太阳下暴晒一周而味道不变，“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南青州刺史毛鸿宾携鹤觞酒上任，路逢劫盗，劫盗饮酒即醉，因被擒获，故又名此酒为“擒奸酒”。当时一些个人或家族所酿的酒味道淳美，为世人所称道，如朗陵何公夏封清酒等。此外，据《齐民要术》所记载，当时较有名气的酒还有河东颐白酒、九酝酒、秦州春酒、桑落酒、夏鸡鸣酒、黍米酒、秫米酒、糯米酒、粱米酒、粟米酒、粟米炉酒、白醪、黍米法酒、秫米法酒、当粱法酒等，同时还出现了在酒中加入五茄皮、干姜、安石榴、胡椒、荜拨、鸡舌香等药物制成的功能各异的酒。
4.由药茶到茶饮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社会所流行的日常饮料除酒外，还有茶。茶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在汉代以前已被发现可供人饮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到汉代已在西南地区广为流传，并为中原地区的人所知晓。不过，最初是注重茶的药用性，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中就将茶与桔梗、款冬、贝母、白芷等20余种药物列在一起。魏晋时期，茶的流传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已由药物而渐变为人们日常饮料。三国魏时人张揖《广雅》中记述了茶的制作与饮用过程，“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三国志·韦曜传》载曰：“（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以当酒。”从这一记载可看到当时已开始将茶作为宴席饮料，只是流行范围尚不很广。
西晋时茶饮已进入一般家庭，左思《娇女诗》描述其女急于喝茶的情态曰：“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在当时的市场上已可以买到茶，晋惠帝时太子司马指使属下贩卖茶、菜等物，太子洗马江统曾上疏予以劝谏。《太平御览》卷八六七《茗》引《江氏传》。当时在洛阳市场上已有蜀地的老妇贩卖茶粥。傅成：《司隶校尉校》，《全晋文》卷五二。西晋战乱后，任瞻从中原避难到江南，王导与诸名士到石头城去迎接，一坐下来就设茶饮。东晋以后，在南方地区饮茶已形成风气。“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晋书·桓温传》。而且茶也逐渐成为招待客人的必备饮料，“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茶经》卷下《茶之事》，引弘君举《食檄》。桓温“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晋书·桓温传》。
酪浆原是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的常用饮料，在汉代尚不流行于中原地区。刘细君远嫁乌孙，作歌中提到“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时，仍将酪浆完全作为异族的食品。《汉书·西域传下》。到魏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王济曾指着羊酪向江南来的陆机进行炫耀，则说明酪浆作为饮料已经进入汉族人民的饮食之中，而且被视为美味。《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素喜食用的酪浆在汉族社会的饮食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已载有制作酥酪、干酪的方法。
5.俗重烹饪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高门十分讲究的烹制，并世代传承。魏文帝曹丕在给群臣的诏书中讲：“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艺文类聚》卷六七《衣裳》，引《魏书》。是否通晓饮食的制作与品评，成为衡量家世高下的标准之一。苻朗在前秦灭亡后投奔东晋，以其善于辨别饮食滋味而受到江东士族的赞赏。《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苻朗初过江”，条引裴景仁《秦书》。由于俗重烹饪，因此当时妇女，不论贫富，均以饮食之法为必修之妇功。据史载，崔浩之母擅长烹饪，崔浩则著《食经》，以传其艺。《食经》叙曰：“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尝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荐臻，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役。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魏书·崔浩传》。
俗重烹饪造就了许多美食家和烹饪专家。何曾的儿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晋书·何曾传》。；虞悰，“善为滋味，和齐皆有方法。”《晋书·虞悰传》。叟为招待高闾，浊酒蔬食皆自手办集，“饭菜精洁，醢酱调美”《魏书·胡叟传》。毛修之入北魏，因善于烹饪而做了大官。《宋书·毛修之传》。
随着菜肴烹饪技术的发展，各种佐料的使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当时已被常用的佐料已有葱、姜、蒜、茱萸、花椒、桔皮、桔叶、木兰（据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木兰为木兰科落叶乔木，树皮味香辛，当时被作为香料使用，与桂皮相似）、桂皮、白梅、胡荽、葱头、胡椒、胡芹、荜拨、安石榴、酒、醋（亦称苦酒）、蜜、酱、豆豉等。尤其是当时在烹饪中豆豉的应用相当广泛，与盐并称为盐豉，是居家饮食的必备之物，故《齐民要术》有专章介绍豆豉的制作方法。在烹制菜肴中有时直接使用豆豉，但多用豉汁。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名为八和齑的复合调料，采用蒜、姜、桔皮、白梅、熟栗黄、粳米饭、盐、酢等八种原料制成，故称八和齑。其制作已相当讲究，不仅选料精细，而且对配料比例和制作顺序及作法都有具体规定，按照此方法就能制出香美适度的调味品。至于胡椒、荜拨、安石榴等则主要应用于胡炮肉、胡羹等外来饮食的制作中，一般菜肴中很少使用。
蜂蜜是当时的主要甜味剂，可以调制蜜浆以作为饮料，亦可渍制梅子、逐夷等，还可作为烹饪时的调味品。据说三国时，蜀人在饮食中就喜欢加蜜助味。《北堂书钞》卷一四七《蜜》“蜀人着蜜助味”条，引魏文帝与群臣诏书。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已经知道从甘蔗中制取石蜜（冰糖）。
6.饮食多禁忌
由于丧乱，畜养大减，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统治者曾禁食牛肉。据《南史·王僧孺传》记载，王僧孺为南海太守，即下令禁止民间食用牛肉。许多地区则由于禁行严厉，百姓即使得到牛肉也不敢享用。《梁书·傅昭传》载曰：“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
此外，有些地方忌食鸡肉。《齐民要术》引嵇康《养生论》曰：“鸡肉不可食，小儿食，生疣虫。又令消体。”南梁时，由于朝廷佞佛，禁止天下食荤，连鸡子（鸡蛋）也在忌食之列。宗懔《荆楚岁时记》曰：“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
三、居住风俗
1.士族宅居园林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崇尚造园，时也称“别业”、“别墅”或“山居”。因它造在庄园里，故又称园宅。如谢安次子谢琰，“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当时世家大族，皆“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汉代的私家园林主要是受皇家苑林的影响，如东汉梁翼的园林，“广拓林苑，禁同王家。”《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传》。到了魏晋南朝时期，私家园林的建筑无论是规模，还是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当时著名的石崇金谷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谢公云”条引。不再突出楼阁堂屋，也较少堆土造山，而是利用山石林木与泉流池沼来创造自然情趣。到了东晋末时，私家园林在园内景观的布置上，更是日趋精巧，注意人工景与自然景的配合协调。如北魏大司农张伦“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山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纾复直。”《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再如谢玄的庄园，“湖中筑路，东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经注·渐水》。园林建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园林，俗重松、柏、竹，东晋时孙绰“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孙绰赋遂初”条。谢安的园中“楼馆竹林甚盛”《晋书·谢安传》。北齐郑述祖“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北史·郑羲传附孙述祖传》。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甚至在暂时借别人宅院住时也要令人种上竹子，并对别人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条。
在当时士族的庄园中，除有供其赏玩的山石林泉外，还有不少果树和蔬菜。西晋石崇金谷园中“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孔灵符的永兴墅有果园九处；谢灵运的宅园中“百果备列”，“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有杏坛、桔林、栗圃等谢灵运：《山居赋》。；北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北史·献文六王传》。；如此等等，可见当时士族居住风俗之一斑。
2.民居多平房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族社会中，能拥有私家园林的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部人来讲，住宅只是一个供其遮蔽风雨、抵御寒暑的生活与休息的场所，房屋设施较为简陋，仅可满足其对居住的最低要求。
当时的城市居民，大都居住于里坊之中。里坊的格局一般整齐划一，如北魏时的洛阳里坊，每里皆设有里门，有一定的启闭时间，由里正等官吏加以管理，仅有极少数宅院、寺院的大门可直接通向御道；东魏、北齐时期的京师邺城，也沿袭洛阳的里坊之制。在乡间，则多是聚族而居，如《通典》载曰：“至者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相接，比屋而居。”《通典》卷三《乡党》。
住宅的修建，秦汉时期已大量应用砖、瓦等材料，在这一时期的豪华建筑中更是应用了琉璃、铜柱以及各种镀金饰物作为装饰。从建筑技术上讲，已能修造高层的塔式或楼台式建筑，而且除宫苑、寺院以外已用于民居。如南朝齐末陶弘景“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梁书·处士传》。北魏时洛阳城西大市周围的十个里坊，“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相通，迭相临望。”《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不过当时高层建筑主要是为登临眺望和防护守望，并未普遍用于居住，因此，二层以上的建筑仍较少见，一般住宅大多是平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