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中的“官方历史”因其一元性也受到了攻击。在一些情况下，作者将不和谐的声音结合在文本中，如在Joyce CarolOates的The Turn of the Screw（1972）中，不同声音并行贯穿于文本，故事的描述缠结在一起，但又不一定和谐一致，并且又是詹姆斯·亨利1898年所写故事的翻版。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美国人生活的巨大转变又呼唤人们注意文学的边缘区，注意以前被忽视了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是（并将继续是）人口统计方面的：到2050年，美国人口调查预计，亚裔、非裔、西班牙裔、印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人口总数将与欧裔美国人持平。在另一种程度上，这种转变又是文化方面的，受到美国少数民族地位巨大变化的影响。正当“布朗教育董事会讼诉案”、民权运动、1964年《民权条例》和少数民族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助于打破种族隔离并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有民族文化时，财富分布上的持续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的顽固存在又表明了法律在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方面的局限性。这种追求种族平等的分离进步又反过来导致了身份政治（一种基于在种族、性别、性倾向、民族或宗教方面都求得平等一致观念上的政治）、微观政治（注重地方问题）和“拟一致文化”（一种不可能一致的一致）的兴起。
上述这些变化对后现代主义美国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随着美国文化变得愈发支离破碎，美国文学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事实上，是“官方历史”的失败（breakdown）给其他故事和声音创造了空间。例如，正如Gloria Anzalduas的 Borderlands/ La Frontera（1987）的标题所指的那样，美国文学的新声音有时候把它们自己看作为这个国家地理边缘上的代表。Toni Morrison 的Beloved（1987）通过一个鬼孩子的声音重述了奴隶的历史。ShermanAlexie在其Captivity（1993）中展现了一个当代美国印第安人与曾把印第安人描写为魔鬼的清教主义作家 Mary Rowlandson之间的一席对话。最后一点，新发现的美国文化的异质性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叙事模式中，作家们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强调了个性与个性接受这种杂交形式和风格之间的复杂性。Richardo CortezCruz的“流行乐文学”短篇小说 Welcome to the Ghetto（1997）将流行音乐、电视、电影和广告的“样品”混为一体。Theresa HakKyung Cha的Dictee（1982）通过运用官方文件、图片和手稿重述了历史。Silko的 Ceremony把小说的形式与Laguna Pueble的圣歌形式结合起来。
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的很多特征亦可看作是经济巨大转型影响的结果。随着五、六十年代一直持续增长的经济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显得步履蹒跚，美国人的生活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经济的兴起和跨国公司的出现加快了美国经济由以制造业为基础向以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转变，社会学家Daniel Bell把转变后的时期称之为“后工业社会”。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的蓝领工人被取而代之，他们的工作消失了，生活每况愈下或移居海外。结果之二就是呈主流趋势的失意沮丧和与美国梦有关的愤世嫉俗，从1973年起，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不论是白领专业人员还是蓝领工人都心中不安，都有一种报酬递减感，他们不再去追求美国梦式的成功，开始从信息资源中寻求安慰和实现自我的形式。在Coupland赞美诗般的Generation X中，三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为了获得他们彼此在故事中讲到的快乐，交换了他们向上进取的感想，但他们的进取感也只不过是开一个小小的墨西哥旅馆而已。在Bobbie Ann Mason的 Shiloh（1982）中，一位残疾且已失业的卡车司机十分怀旧，梦想建成一座小木屋，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妻子成功的榜样才促使他“重新进取”。
与经济一样，美国人生活中的地理在战后时期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五、六十年代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引起的。郊区化是美国战后早些时期的主要特征，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郊区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加速发展，因为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形成（这一点尤为突出），加上传真机和回呼机，所有这一切都使城市居民离开了他们以前曾形成“社区”的城镇，分散住在郊区。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美国人口中的大多数已首次居住在郊区和“边缘城市”。“边缘城市”这个词是建筑理论家Joel Garreall新造的，用来指围绕高技术工业区而形成的新型郊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衰落和与此衰落相互联系的有关现代社区的看法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的永恒主题。有关荒芜城市的种种启示录式的观点出现在Samuel R.Delaney、KathyAcker和 William Gibson等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中。William T.Vollmann在 The Rainbow Stories（1989）中就表示了对一个城市的看法，即对旧金山在其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压力下的看法。Maxine Hong Kingston在 Tripmaster Monkey（1987）中则对同一城市表达了较为乐观的看法，说的是在类似矛盾状态中该城市的繁荣。与此同时，其他作家还探讨了发生在郊区和乡村的变革。例如，Truman Capote在其In Cold Blond（1965）中多次表现了美国传统农场田园生活和宽阔高速公路方面的深刻变化。Don Delillo的 White Noise就是对环绕市郊商店区和超级市场的社区新风俗习惯、新的精神风貌的真实解剖。
在科技发展方面，恐怕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电视那样最能说明后现代主义时期是如何加速了社会变革的步伐。据 A.C.Neisenand Co.的统计，实际上每个美国家庭至少有一台电视机，每户人家平均每天收听广播近7小时。就印刷业以后的各种通信技术而言，电视对其观众的影响是矛盾的。当大量观众聚在电视前观看肯尼迪总统的葬礼或宇宙飞船在月球着陆的情景时，电视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国家感或国际社会感。然而，与此同时，电视在把美国民众划分为越来越小的“目标”听众和市场，甚至在一家人共享同一台电视机时却削弱了这种社团感，因为它使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日益减少。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电视都改变了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由于结合了电影的回复或复原艺术，电视影响了文学，使得文学也在尽力适应视觉形式。在美国将越来越多的节目通过卫星传播到全世界的同时，美国人也被编织到这个特殊的“地球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革命和战争的形象直接进入我们的居室，深在肺腑，这对我们的先辈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观看得多了，我们也就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CurtisWhite不无感触地说，他在围绕60年代一个几乎被人们忘记的情节剧的某一个插曲构思一个短篇小说时，电视在构成我们的感觉方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具有探索精神的新闻媒体理论家MarshallMcluhan在60年指出，电视在将空间和时间折迭成无缝的经验“镶嵌图”方面具有特别的效果。其他理论家探讨了形象是如何战胜“镜头社会”（法国理论家 Gug Deberd 用语）中的现实的。Donald Barthelme在把电视语言溶入小说语言时，举例证明了许多作家已用电视展现了那种既矛盾又共生的关系：一旦顺从了电视节目天衣无缝的镶嵌图，他就会同时掌握电视赋予他向传统叙事形式挑战的主动权。通过运用电视语言（如Mark Leyner）或者实际上通过运用屏幕本身的形象（如Laurie Anderson在 Storiesfrom the Nerve Bible的作法，1994），后现代主义作家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它既不与电视媒体分离，又不完全与之一致。
当代作家对计算机热潮和因特网的快速兴起会有何反应，这仍然是一允许争论的问题。到1997年为止，当还不算太多的美国人拥有计算机或进入全球网络时，这些技术的内涵意义仍然是重大的。举例来说，电脑文本的出现给作者提供了一种电子创作形式，这种形式注重读者的参与，给读者以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印刷装订本不易企及的。全球网上游戏的流行和在网上改变性别、种族和民族做法的盛行表明，全球网络的重要吸引力就是能给人们提供一个逃避或至少临时重新界定其个性身份的机会。总的说来，电脑和其他通讯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益增强的作用明显地将后现代主义划定为一个文学时期。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的许多最熟悉的特征——支离破碎的叙事形式、大量成语的变异“样品”、迷恋主观性和对自我与社区相互作用的永久关心——均可看作是对战后美国机器在增强、分裂乃至改变人际关系方面的反应。每次，当一句话被传输到电话的话筒或一个想法被变成光亮闪闪的电脑视屏上的明亮字符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有多少思维和言语行为已与我们躯体本身分离，这使我们既惊异不定又思昔怀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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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ennedy，X.J.& D.Gioia.An Introduction to Fiction［M］.Longman，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