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夸范仲淹，说：“巍巍范公，儒而善兵，威却西羌，功盖延城。延人怀之，庙祀千载，遗风余烈，凛然犹在。”
《重建范文正公庙碑》对范仲淹也予以了充分肯定。说延安西北三百里有一个营寨，叫靖边，当地人历来叫做“范将军马营”。其隘题为“老范关”，但考证不出为什么这么称呼。有人说，这是因为范仲淹在治理延州时，曾经在这里驻马，所以此营叫了这样的名字。但还有人说，范雍也曾经做延州知州，而当时叫做“老范老子”，关塞之名应当从范雍事迹而来。这两种说法搞不清哪一种正确。范仲淹当年在军中，西夏人被吓破了胆，范某人最终建立了边功。比之老范雍被西夏人所欺凌，不也是有大功劳而且能安定国家吗！
范仲淹是一代奇才，有宋一代的奇才。碑文的作者说，他曾经读过范仲淹写给夏国主李元昊的信，感觉不像宋朝人的文字，“其雄词迈气直可与乐毅《报燕惠王》、李斯《上秦皇帝》两书（信）争雄长”。
说范仲淹的文字雄性豪迈老辣独到，说范的文字如此，他的事业彪炳轰烈，撑扶天地，与他的文字相吻合相匹配。
对范仲淹，庙碑的作者很宽容，说在庆历间，范公拥强兵，据重镇，仅仅能够支吾李元昊，绝不能收复灵武，踏破贺兰山阙。为什么？
因为“笔墨之词宜公而殳矛之功难立也”。文章好写，军队不好指挥。
我不看好范仲淹写给李元昊的信，感觉他太感性，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没抓住要点。但我相信，范仲淹的文字水平是中国一流，世界超一流。
范仲淹以一介书生戍守边关，特别的不容易。
我们应当向范仲淹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敬礼。
2006.12.19
贪小利而败远图
史载，唐朝将领李靖率军攻打西北小国吐谷浑时，朝廷又一次赠送党项人许多钱物，让他们充任向导。党项人的首领拓跋赤辞（西夏皇帝的祖宗）到李靖军中来，对诸位将领说，以前隋朝来攻打吐谷浑，我们常常资助他们以军需物品，但隋人不讲信用，对帮助他们的党项人也一定要侵犯、掠夺。现在将军你如果对党项人没有坏心，我会资助你们粮草及运力。如果欺骗欺凌我们，我们一定会依凭天险，阻挡你们的行军之路。唐朝的将军们与拓跋赤辞歃血为盟，赤辞相信了唐朝将军。唐将之一、岷州都督道彦到达阔水这个地方，见赤辞无备，遂袭之，虏牛羊数千头（只），于是诸羌怨怒，屯兵于野狐峡，道彦无法前进，被赤辞所惩治，死者数万人。
《杂肋集》中记载唐人的见解，说：“隋人欺诞，结怨党项。隋灭，而党项怨之未忘也。”说人家不贪图我们的钱财，对我们有承诺，盟约坚定而后帮助我军。但边将往往背信弃义，“口血未干，遽往袭之”。这便是，蛮夷之族常讲信用，而中原却常常欺蒙人家。“边将贪小利败远图，自古而然”。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所得到的不如所失去的，利在哪里呢！因为失信，被消灭一些军队问题似乎不大，关键是如果让四夷之人言中原人如此不可信，以后你想讲信义信用人家也不会相信了。说“道彦不诛，唐无政也”，道彦这个边将不杀，说明唐朝的政治不清明，法度不严谨。
中原人汉人常常耍小聪明，隋朝人如此，唐朝人如此，到了宋朝人，仍基本如此。对党项人如此，对辽金人如此，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如此。
因为边将的不讲信用，以及野蛮、粗暴、贪婪，宋朝时党项与中原的关系愈发紧张。宋时有以儒将治边的朝议，宋朝也用了不少像范仲淹这样的儒将治边，情况好了不少。
边将贪小利必然败远图，必然激化民族矛盾，将自己置于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
小利者何？无非就是搞小动作，乘其不备，予以袭击，抢掠牛马羊等牲畜物资，或者抢夺妇女以至丁壮，或者进行一些欺诈性的贸易等等。贪小利者，以为自己比少数民族聪明，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眼界优势以及军事优势，占别人便宜。而所谓远图，则是指朝廷安边定国的雄图大略，事关社稷，事关民生。小利与远图比，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的事，在一些边将眼里却是大事特大事，他们在此方面用足了心思。隋朝人在党项人中留下的恶劣印象尚未消除，唐朝人又故伎重演，结果却栽了大跟头。
关于西藏，关于汉藏关系的史料与文学作品我们看过不少。国民党时期，藏民对汉人的印象特别不好，究其原因，仍是“边将”的行为不检，多谋小利，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千百年来堪称楷模。红军长征过彝区，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没有背盟，赢得了彝人的信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新中国。
得民心者得天下。管好边将，是得民心重要的保证。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自己成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
2006.12.31
说“时人重其知耻”
在宋夏连年的战争中，有一位宋朝官员拒绝升职。
《涑水记闻》载：“熙宁中，王韶开熙河，诸将皆以功迁官，皇城使、知原州桑堤独辞不受，曰‘羌虏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堤自知无功，故不受。’竟辞之。时人重其知耻。”
王韶带人攻下了熙河，部下个个因此升官，但原州知州桑堤以为，西夏人是畏惧宋朝国家的威力，自动投降的，将士的功劳并不大，不足以弹冠相庆，个个升官，所以他坚辞不受。他的做法，自然会受到一些升了官的将领的不屑与嘲讽，有人会说他故作姿态，矫揉造作，会以为桑堤拆了他们的台。封他官提他官的人也会有不快，以为此人不领情不买账不通人情世故。但是，“时人重其知耻”，大多数的人以为他做得对，不贪无功之爵之禄，他有羞耻心，有自知之明，有正确的政绩观与无功不受禄的良好心态，他对边将虚报战功等等的不良习气也应当是看不惯的。
中国是个官本位历史长久、积弊极深的国家，为了当官升官，可谓丑态百出。举孝廉时期，有名义上为父母敬孝守墓数年的人，结果在他父母墓旁的窑洞里发现他带着女人，并且已生出了好几个孩子。
有在科举之途上奋斗一辈子，一无所成的。有科场作弊的，有买官卖官的，有出卖别人往上爬的，有虚报成绩战绩得以升迁的。可谓五花八门。清代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时期的《国画》《羊的门》等等，对于官场的黑暗腐败肮脏龌龊，揭露得十分深刻。但官场的神秘深奥，官场的诡谲险恶，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也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能把官场看穿看透，分析全面剖析深刻的作品，凤毛麟角。
因官本位的思想十分稳固，官帽拜物教的影响极其广泛深远，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的现实中，缺乏像西方的华盛顿那样自己限定任期的总统，缺少大批引咎辞职的官员，缺少理性的官员升迁与罢免的制度与传统。
唯如此，宋代原州知州桑堤的辞官不受，不肯升迁便极为可贵可敬。
这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做官问题上，多少也挽回了些面子。
中国的其他时期，也有一些无功不受禄，不肯升迁，不肯戴大号帽子者。对此方面我了解不多，研究不深，略知几个。国民党有个将领，也是特务头子，叫戴笠，此人很反共、反动，但他律己尚严，几次拒绝当中央委员。国民党里能有这样“知耻”的人，不容易。共产党里这样的人多一些，粟裕几次拒绝任“华野”的一把手，将位子让给陈毅；孙毅在1955年授衔时，认为授他为中将军衔，高了，只愿扛个少将之衔。这些人，这些事，都让我们有一分感动，一分敬仰，一分缅怀。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学学桑堤，学学粟裕、孙毅，有“知耻”
之心，不要把官场搞得歪门邪道、乌烟瘴气，不要无功贪禄，不要造假功以骗禄，那我们的党风民风会好得多，我们的社会也便光明得多、和谐得多、发展快得多。
桑堤，“时人重其知耻”，今人也重其知耻。我们以他为荣，中华民族以他为荣。
2007.1.10
赏罚当而功罪明
《庄简集》卷九载《论刘延庆劄子》上面说，“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矣”。这句话，极富内涵，极有哲理。
小儿为奶奶捶背，做了好事，怎么赏？奖两颗糖豆。小女晚上尿了床，怎么罚？不给她穿花衣裳。如果不这样赏这样罚，赏小儿一把大刀，罚小女一万两银子，都是失策，都会有副作用甚至大麻烦。
西夏人奖赏的额度不大，不像汉人宋朝人，以斩获的人头多少为凭，奖一堆银子，西夏人对有军功的人，奖一壶酒，以示犒赏与激励。在宋朝人眼里，这是儿戏是笑话，可在西夏社会，却是正常的事情，是正面的、正向的有引力与张力的事情。
赏罚要有分寸，而分寸因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代出征的大将，对收复失地、驱逐侵扰者的大将，不奖田地与金银财宝，就起不到安抚的作用，也起不到激励将士的作用。而且过分的低调与冷遇，会造成军队的疲沓以致哗变。
对于帮刘邦成就霸业的韩信，只能封他为齐王，而不能只予以表扬，不能只赏几两银子，甚至不能封他为他所要的假齐王。
对于建议朱元璋“高筑墙，缓称王，广储粮”的优秀谋臣朱升，该给的官要给，而不能只赐几亩薄田了事。
有赏就有罚，如果不采取罢官撤职削爵等处分措施，也镇不住将领。
在赏罚当的同时，还有一个威令行的问题。命令下达，必须执行，违令者只能斩。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军政肃”的目的，才能使军队有章法，有纪律，才能够打胜仗。
宋人关于“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矣”的观点，是批评宋之党项族将领刘延庆时提出的。刘延庆在《宋史》中有传，史载他“保安军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积官至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因“破夏人成德军，擒其酋赏屈”，“从童贯平方腊”等战功，升到了宣抚都统制的位置，手下有数十万之众。但刘延庆毛病很多，他“行军无纪律”，而且派出手下后，不按计划增援，并听信敌兵假情报，致遭惨败。“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宋朝用人不当，遭到契丹人的轻视。
在金国挥师南下，欲灭北宋的关键时刻，有臣下上书皇帝，要他当赏罚而行威令。他建议皇帝，改变将帅之柄付之宦官的局面，改变“兵政不修，赏罚不严”的局面。他建议皇帝，“修军政以耀威稷，明赏罚以耸群德”，要求皇帝抓典型，择其误国生事，罪状明白，将士怨愤，久稽天诛者予以惩治，以激励三军。他抬出的反面教员，便是刘延庆父子。刘延庆提数十万众与契丹疲惫之师对垒，兵锋未交，先自乱了阵脚，一夕遁去，粮草装备资了敌，兵夫枕藉填满坑谷，挫损国威，莫此为甚，致大宋被辽国所轻。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刘光国也“凶悖专恣，傲睨不恭”，在金人围攻太原，事势危急，朝廷派遣刘光世赴援，刘迁延不进，反而与宋朝倚重的党项族折氏为仇，致使军败，拥兵奔逃。《宋史》对刘光世的评价也是“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在国家需要用兵，以保卫社稷，保卫王室，保卫黎民百姓的紧要关头，如刘延庆父子，“蒙国厚恩，一门之内，建籍正任，园地田宅，歌童舞女，志得意满，不复以朝廷大计为念”，如何了得。上书者要求，对于刘延庆父子一类边将，予以革职等惩处，如此，才有望使“边将革心，军声大振”。这就是所谓“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的道理。
北宋已是强弩之末，气数将尽，许多弊政都难以革除。自然，对于刘延庆父子这样的奸人庸人误国之人，也还是要用，并且还要倚重，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宋人关于赏罚的观念，到今天也还是正确的。今天的人们，对宋人的观点，应当学一学，想一想，用一用。如此，社会的激励与惩治机制才会更加完善一些。
2006.12.22
妙哉：“有不称职者，与同罪”
宋朝吏治腐败，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宦官专权。在军队节制，军事部署等方面，宦官也处处插手，比如童贯，在西北监军约二十年，权倾一时。宦官在有宋一朝，形成了气候。
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的头几年，是宋夏斗争十分激烈、战事极其频繁的几年。
1040年，西夏军队围延州，总管刘平驰援，与夏军交战。宦官黄德和带人临阵逃跑，宋军战败，刘平等人被擒，后被杀。黄德和害怕惩治自己的临阵脱逃罪，便诬陷刘平、石元孙投降了西夏。宋朝许多的官员，武将，在探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向皇帝进言。庞籍说：“黄德和退怯当诛，刘平等力战而没，子孙宜加赏恤。”韩琦说：“平以疲兵数千敌十余万众，昼夜力战，为德和所累。既被执，犹骂贼不已，忠勇不怯于古人。”
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鄜延路兵马都监黄德和“坐弃军要折”。大宦官被以弃军罪腰斩了，处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在总结战争成败得失时，有人以为，朝廷委派宦官为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管不住，不好管，所以刘平失利了。有人要求撤除诸帅的监军，以使将领们摆脱掣肘之累。宋仁宗征求宰臣吕文靖公的意见，吕说，不一定要罢监军，只要选择谨慎厚道稳重之人就可以了。
宋仁宗说那就由你去选择吧。吕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待罪的宰相，不可以和中贵（太监）有私交，怎么能知道谁贤谁不贤呢。希望您命令都知押班来保举，如果他保举的人有不称职者，一同治罪。
仁宗采纳了吕的意见。第二天，都知接皇帝命令后，知道了事情的轻重，他叩头面君，请求罢诸军监宦，将宦官从军队中撤出。对这个结果，士大夫喜出望外，夸奖吕某人有谋略。
吕夷简（文靖公）果真有谋，他在与“无蛋党”的斗争中，是讲究策略的。他不与皇帝面折廷争，力陈宦官监军的危害，而是以毒攻毒，让给皇帝出馊主意的人去负责任，让敢于充任监军的宦官们去担责任。如此一来，事情便得到了轻松的解决。
举荐、提拔、任用官员，历朝历代都是为政者必须干而且十分愿意干的一件事情。必须干者，因为政权是由大大小小的职能部门组成的，部门则必须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去负责，去运作。愿意干者，因为举荐者与任用者会高兴会感恩戴德，举荐提拔得越多，知己越多亲信越多，自己的势力也就越大。此等好事，何乐不为！
举荐与提拔官员，一般没有风险，因为没有这方面严密严格的规定，举荐与提拔错了，也不会被追究责任。虽然历朝历代也有这方面的呼声，要求举荐者与提拔者为其行为负责，一旦看错用错了人，要负连带责任，但被追究的是少数，少之又少，多数人不会在此方面栽跟斗。
虽然宋仁宗时因为宰相吕夷简的一条妙计，吓得负责举荐宦官为监军的都知不得不乞求“罢诸军监宦”，但宋朝实际未从根本上废除这一制度。太监黄德和被腰斩时，童贯还未出生，但童在徽宗朝，权势炙手可热，在西北监军五分之一世纪。这说明，“有不称职者，与同罪”的举荐措施，未形成制度，也未落到实处。
当今的时代，提拔干部也缺少失误问责制。有关部门的有些有关人士只管可劲提拔，不管所提之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否德才兼备。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两任秘书都被提为厅级干部，结果整出了经济大案，一个被杀头，一个被判刑，倘程不是自己不干净，只是错误地提拔了两个秘书，他一点事也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