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的失败，其内部号令不统一，宦官临阵畏缩，使刘平孤军奋战，固然是原因，但如果李元昊不用翻新的田忌赛马之谋，不驱老弱兵士与宋军拼消耗，硬碰硬与刘平的部队打，战败的，不一定是刘平，刘平有可能不靠外援就能取胜。换个角度看，倘刘平的军队不要逮住便宜猛占，忘乎所以，把气力全用在斩杀西夏老弱兵士上，留有余地，保存体力兵力实力，西夏军队也奈何不了他们。历史是严酷的，不能假设。战争更是残酷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无可挽回。事实是，李元昊用了田忌赛马之谋，刘平顺其调而行，被牵着鼻子乖乖跟进，中了圈套，走向了灭亡。
李元昊的军事才能是很令人佩服的。但他的一些军事思想，其实是从中原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他对付刘平的一手。而他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和做法，或多或少在千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体现了出来，这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就有某种传承关系，一种历史的显性的或者隐性的传承。田忌是元昊之师，元昊是朱德等人之师。
2007.1.29
李元昊诱降、诈降、诈败之组合拳
李元昊是军事天才。在其谋求立国过程中，在其将立国从梦想变为现实之后，与宋朝刀兵相见的岁月里，他导演了一幕幕场面宏大，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战争正剧、喜剧、悲剧。夏宋之争，夏胜多败少，李元昊可谓大手笔。
《涑水记闻》卷一二讲述了一个战争故事。此事在李元昊的戎马生涯中只算一件小事，可也能生动地体现出他的军事才能，他的足智多谋。
范雍在鄜延，命令李士彬等分兵守三十六个寨，不许西夏人入寨。
李士彬的儿子劝他说，西夏人即将大举入寇，应当将兵力收拢以应战，兵力分散则弱，无法拒敌。李士彬没有听从，他严格地执行了上司的命令。因为分兵守几十个堡寨，埋下了李士彬部惨败的祸根。
李士彬这个人，“世为属国胡酋”，也许是吐蕃人，也许是党项人，党项人的可能性大，我没搞确定，反正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他是金明这个地方的都巡检使，统辖一十八寨，少数民族将士十万人。延州的百姓称他为“铁壁相公”，西夏军队一直很畏惧他。李元昊扯起独立大旗后，派使者诱降李士彬，为李所杀。李士彬的坚定是不容置疑的。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李元昊命令其臣民有组织地诈降李士彬。李士彬起初倒是清醒的，将此事报告了范雍，并且“请徙置南方”，往宋朝内地安置。范雍却说，“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感觉这是送上门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而且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他将这些西夏人“赏以金帛，使隶于士彬”。计谋得逞，李元昊派人不断诈降，“降者日至，分隶十寨甚众”。李士彬的十八个寨子里，埋伏下了一大批西夏军队的内应。他的十八寨，统统安在了火药桶上，只等李元昊点火了。
为了彻底麻痹李士彬，李元昊使出了第三招，命令部下每次与李士彬的部队遭遇，常常不战而走，逃之夭夭。而且放出风来，说“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于地，狼狈逃走，不可禁止也”。把李士彬夸成了猫，把西夏人自己说成了老鼠。结果是，李士彬更加得意，骄狂，目中无人。
李元昊的第四招，是招诱李士彬的部下。李士彬对待部下比较严酷，苛刻，动辄对将士进行殴打体罚，“故其下多有怨愤”。元昊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偷偷地“以金爵诱其所部”，送银子，许官位，他的许多部下实际上已叛宋降夏，成了奸细。
在做了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李元昊发动了全面进攻，“虏骑大入”，那些先前诈降的西夏人作为内应，成为心腹之患。而那些私下已投入西夏怀抱的李士彬的部下，则从各个方面进行破坏。当李士彬在黄帷寨听到西夏人进攻的消息后，命令备马，手下人牵给他的是弱马而非良驹。这些人应付完了李士彬，带着好马投奔李元昊去了。
故事的结局是：李士彬大败，母亲、妻子等被捉，自己也成了俘虏。
更为残忍的是，“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杀，后十余年，卒于虏中”。李元昊让李士彬在痛苦、屈辱、悔恨中慢慢死去。钝刀割肉，其痛无比。
李元昊工于心计，长于权谋，军事韬略非凡。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要有宋朝的范雍、李士彬这些庸帅庸将的配合。围棋界有一句俗语，说围棋是两个人下的，没有一方的配合，另一方不可能下出好棋。那么，没有范、李辈的配合，李元昊的才能也无法展示。
李元昊的西夏王朝虽然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的，但这也丝毫不能否定党项人西夏人的军事才能。李元昊可以称得上“天骄”。
“天骄”并非像毛泽东说的是“一代”，其实有许多代。他们不只是“只识弯弓射大雕”，也会不少别的功夫。如果只是一介武夫，只凭一身肌肉一身蛮劲，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如《水浒传》中的李逵，他们也成不了“天骄”的。对于古人，我们的评价往往失之于简单和片面，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许多的军事将领，往往表面上给人以粗人的形象，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粗中有细，有勇有谋，具有非凡的智慧与才能。李元昊即如此。
2007.2.6
元昊“钞掠所得，旋给其众”
李元昊树旗称帝后，与宋朝激烈冲突了好几年，因为战争给双方均带来了巨大危害，人员死伤，经济受损，财力耗尽。撑持战争局面，成为双方沉重的负担，因此之故，双方均寻求和解。元昊以称臣，换得了宋朝每年二十五万缗钱物的岁给。除此之外，西夏还要求进行青白盐贸易，要求每年出口宋朝青白盐数万石。宋朝一些大臣以为，不能允许，否则给西夏的利益过多，与给辽国的数额接近，辽国人又会生贪婪心，要求加码。《宋史·孙甫传》记载，宋朝臣子向皇帝进言，“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元昊缴获的战利品，未用之于民事与军事，而被元昊随手赏赐给其部众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慰劳将士，收买人心，并调动部众的积极性，可带来的问题是财政愈发的困难。因此，宋朝臣子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加重西夏的困难，不要轻易与西夏签署和解协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做打算。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宋朝有两种意见，哪种意见更有道理，千年之后的我们似无评论与评价的必要。我只是对李元昊处置战利品的态度与方法感兴趣。
李元昊“钞掠所得，旋给其众”的做法，其实是将好处给予了出生入死，浴血拼杀，为李元昊效命的将士，而将困难将艰辛留给了国家，留给了皇帝李元昊自己。
接下来，按照我们惯常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习惯，按照老三篇的写作风格，我们就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了。是的，李元昊所持的是一种什么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是的。但他即使不利己，也要利他亲手创立的政权，利西夏这个国家呀。西夏建国之初，因宋朝断了岁赐，断了贸易，加之国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其经济的一大支柱，应该就是战争的掠夺。令人颇为意外的是，李元昊随手就将战争所获给予了参加战争的人，这里没有集中，没有“一切缴获要归公”，没有统筹安排。有的，只是权宜之计。
元昊为什么不定下“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矩，将战利品统一调拨，统一使用，或者干脆据为己有？原因可能很多，西夏的酋豪、士兵等等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如果得不到战利品，他们没有积极性，更有可能，没有战利品，他们难以支撑战争。所以，元昊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至于如何长期支撑战争，以什么为经济基础立国，只能放到后面去考虑了。与宋朝议和，获得岁赐，恢复贸易，便是他的良策。此策果真奏了效。
“钞掠所得，旋给其众”的做法，至少证明李元昊是帝王之材，不是草莽，不是土财主。他是大器的，不为一些钱财器物所诱，而做出损害部下积极性的事。在他手下效命，还真有些“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感觉，有些“大块吃肉，大秤分银”的快乐。古来成大器成大事者，将钱财等等的身外之物是看得很开的。当然，这并非全是由其思想觉悟决定的，也是由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对李元昊之类的人来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不是诗意的抒情，不是平民的远大理想，不是穷汉的自我安慰，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李元昊所要的，是社稷，是帝位，是做天子的快乐，是将帝位传之万代的期盼。只要登上了王位，金钱美女自然要多少有多少，想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了。
当然，并非所有想成为帝王与已成为帝王的人都是慷慨的。像项羽般只会施妇人之仁，连手中的官帽都舍不得发的人也大有人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元昊也有许多为后人敬慕与感佩的地方。
钱财是身外之物，应当看轻看开一些。斤斤计较的人，不一定能成富翁，八成仍是穷汉，而如李元昊般大方大气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精神与物质双重意义上的。
2007.2.5
读元昊《誓表》
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在兴庆府南郊戒坛寺筑坛受封，定国号为“大夏”，自号大夏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大庆三年（1038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并通报了宋朝。
李元昊的祖宗拓跋思恭是唐朝的边将，其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名义上也是宋朝的臣属，李元昊独立建国，自然意味着背叛与挑衅。
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北宋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予承认，而且要以武力胁迫李元昊放弃帝号，依然称臣。而李元昊则很强硬，要以刀兵逼宋让步，承认其大夏国与其皇帝的合法地位。并从两国的交往中，取得宋朝政治上的支持，制度文化上的影响，经济上的帮助，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宋夏双方各执一端，态度强硬，打得不亦乐乎。
几次大战下来，宋朝输多赢少，兵疲财竭，人员死伤，人心厌战，舆论谴责。正如富弼在疏中说的“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而西夏国，连年的征战也使其元气大伤，士卒“死亡创痍者相关”，“财力不给”。因宋“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使西夏财政极为困难，国力衰减，“尺布可直钱数百”。因此，双方均有议和的愿望，愿意放下刀兵，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宋夏谈判是一件极其艰苦的事，西夏要价很高。后因辽与西夏交恶，准备讨伐西夏，元昊才急急忙忙放弃勒索，在谈判桌上签字。
元昊向宋求和所进的誓表全文如下：两国不通和好，已历七年，边陲屡经久敌。今言誓之后，其前掠夺过将校及番汉人户，各更不取索。自今缘边番汉人户逃背边境，不得递相袭逐酬赛，并逐时送还宥州、保安军，无或隐避。臣近者以本国城寨进纳朝廷，其系栲栳、镰刀、南安、承平四处地分及他处边境，见今番汉人住坐之处，并乞以番汉为界，仍于本界修筑城堡，各从其便。朝廷每年所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万斤，进奉贺正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赐中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并赐臣生日银器二千两，细衣着一千匹，衣着一匹，伏乞无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辄干朝廷，只今本国独进誓文不合，亦讫颁赐誓诏。盖欲世世遵承，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受诛。其誓表伏请藏于盟府，事具悉之。
李元昊的誓表，一是要求承认既有势力范围，二是要求双方不再招降纳叛，三是要求宋朝每年给西夏折合二十五万五千钱的银、绢、茶、菜等钱物。
党项人之所以能够建国，靠的是其尚武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不屈的精神。他们从西南出发，几百年间，在西南、西北、华北大片的土地上，与中国的各个民族交流，交融，碰撞，争战，杀伐，在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保留自己的生存方式。因为坚韧顽强，所以多次绝处逢生，并最终树起了帝帜。
党项人在建立西夏国后，之所以能逼宋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靠的仍然是英勇、机智、顽强。宋朝上下，不论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拿西夏拿李元昊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个结果，就如民间说的，是用狼皮换羊皮，宋朝更不能满意。于是乎，双方走向谈判桌，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和平是有代价的，就像战争要付出代价一样。用一句戏剧人物胡传魁的话，“要枪，要粮，要子弹”。而李元昊，要的是银、茶、绢，差不多一样。李元昊索以高价，一是宋及中原王朝均有拿钱拿女人换和平的传统，他们舍得；二是宋朝懦弱，求和心切，他们会放血；三是西夏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穷极了困极了会更加凶恶，宋朝惹不起。读李元昊的誓表，感觉不是在求人办事，而在向宋朝下达命令。
宋朝呢，也只能照单全收，挺满意，富弼说，此表“辞礼恭顺，一遵朝廷所约”。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与大臣们都在偷着乐，在感激着李元昊感激着苍天感激着命运。这是弱者的逻辑。
2006.12.5
“曩霄凡七娶”之议
一个皇帝娶几个老婆合适，似无定论。
《东都事略·西夏传》云：“曩霄（元昊）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也称卫慕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罗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宁令哥，貌类曩霄，以为太子。六曰耶律氏。七曰没移氏。”
作为皇帝，李元昊只娶了七个老婆，而且记载得清清楚楚。以今人的眼光看，他有两次比较严重的出轨行为，一次是在杀了野利遇乞后，“得遇乞妻没藏氏，与之私通”，并且怀了儿子，这就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谅祚。另一次是他娶第七个老婆没移氏，本来是准备给他儿子宁令哥做妻的，但元昊见她漂亮，便纳为自己的老婆，号“新皇后”，等于夺了儿子之妻。因为这件事，在别人的挑唆下，宁令哥杀了父亲，李元昊以四十六岁壮年一命归西。
李元昊还有多少出轨行为，史书未载，当不会太多。而他所正式婚娶的，只有七位，千真万确。
一个掌控着辽阔疆域的国土（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西界玉门，东临黄河，境土二万余里），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的皇帝，只有区区七个老婆，寒酸？廉洁？克制？都对。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应当是比较少见的。
元昊比他儿子谅祚皇帝节制。史载“谅祚凶忍好为乱，时过酋豪大家，辄私其妇女，故下多怨”。元昊似没有这样的毛病。
元昊比中国近代的一些军阀节制。东北王张作霖，有七八个姨太太，私生活比元昊开放得多，欺男霸女的事所在多有。元昊比农民起义的一些首领节制。陈胜、吴广有多少老婆多少女人不清楚，可洪秀全以及他封的那一群王，平均每人都有几十个女人，洪本人有八十多个老婆（因记不住名字，编号管理），那是事实。而且，洪秀全这个人特糟糕的一点是，不许部下有男女之事，士兵及下级军官要分男营女营，而自己则奢侈无度，荒淫无度，纵欲无度。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恐也在于洪秀全等人的荒淫放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