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的“四正”
《圣立义海》是西夏的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哲学、伦理学、地理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圣立义海》对人有其独特的界定：“人者，天下地上一切有情中之太初也。”认为人是万物之始，人“上蔽覆于天德，下坚依于地藏”，“合天地德，阴阳调和，五行遮身，鬼神守护”。西夏人有人本意识，这一点，在大中华民族的范畴内是领先的，正如《西夏通史》的编著者所认为的，“边疆少数民族常有闪光的思想意识”。
《圣立义海》提出，人首先应具有“四正”。所谓“四正”，即“有孝德心，仁之正也；解善恶心，义之正也；为廉让心，礼之正也；知真实心，智之正也。人因有此四正”。其意即主张人应有孝德、谦让、善恶、真实等伦理道德的四个方面。西夏人从“四正”出发，将人分成了九品，上上品者为圣人，下下品者为奴人。
党项人伦理道德的内容与标准，也是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的。但它移植的出发点不同，汉族人用儒家道德束缚人，而西夏人用此伦理道德重视人，完善人，张扬人性。
西夏建国后，党项民族从游牧向农耕过渡转化，游牧与农耕并重。
原有部落的道德伦理，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建国的需要，强盛的需要，因此，必须使伦理这种社会意识超前，来引领时代的发展。党项人已不能坐等社会存在产生意识伦理，反过来再作用于现实。他们信奉的也是拿来主义，将儒家文化儒家伦理拿来，变通，为其所用，以此来保证社会的和谐，政治的清明，国家的发展，西夏国全方位的稳固与进步。
“四正”是好伦理，好主张。
有孝德心，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人如果没有回报父母孝敬父母侍奉父母之心，你还能指望他什么？什么忠君报国爱民友善等等均不好谈。人如果没有孝德心，还不如动物，乌鸟尚且反哺，何况人乎。虽然人赶不上动物的方面很多，但在此方面也落在后面，那人将不成其为人。
中国人讲究为国家为民族尽忠，但如果做不到尽孝，如果是白眼狼，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不孝不悌，不去关心，不去照顾，不去赡养，而把他们推给别人，推给社会，或任其自生自灭，甚或摧残虐待，这种人不论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也不可能成为忠臣。不孝者大多不忠，他们只忠于自己的私心私利，对别人包括对君王对国家社稷，也不可能牺牲自己的一点利益。
解善恶心，是人应当具备的重要素质。善恶心者，辨是非之心也。
人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于正确的，应当予以承认、肯定、褒扬、效仿；对于错误的，则应当予以否定、批评以至抵制、揭露。人心向善，即此道理。
解善恶心，还应当明白一个道理，即正确与错误是相对的，有时是可以转化的。正确的不一定一贯正确，全部正确；错误的也并非毫无是处。真理向前再走一步就是错误，而谬论加以校正则可能成为真理。人在明白善恶后，应当有宽容心，包容心。大度的人往往是能成大事的人。
为谦让心，是人的一种美德。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也所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应当正确判断自己，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要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谁也比不上，因此谁也瞧不起，走路都横着走。也不要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使自己膨胀起来。古语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有他的优势。
人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补充。
伟大的人往往是谦虚的人，谦虚的人也往往能成为成功的人，受人拥戴的人，成为伟人。目空一切的人，不谦让的人，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不向别人学习的人，成不了大器，成不了伟人。
知真实心，是为人的基础，为人的底线。实事求是，朴素地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待，按客观规律办事。一个人如果满口谎言，把任何事都往扭曲里说，往颠倒处说，就会失去社会的信任，就寸步难行。
讲真实讲实事求是似乎很容易，事实上很难。最容易的事往往是最难的事，最难的事往往是最容易的事，这就是辩证法。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发生过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只要是吃饭长大的，就知道粮食亩产量为几百斤，搞好了有一两千斤。可在“大跃进”中，各地各级官员争相向领袖报喜，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而且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讲实话的人如彭德怀、周小舟等人，却倒了霉，倒了大霉。但最终倒霉的，是不讲真话的人，不讲真话的社会。“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就是不讲真话、讲空话大话的代价与结果。
西夏人是胡人，胡人将汉人的学问、儒家思想、儒家伦理移植、学习、运用得挺好。西夏之所以能立国一百九十年，能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业绩，与他们奉行“四正”极有关系。今天的人们，似乎也有学习与强化“四正”伦理观的必要。儒家文化是有可取之处的。
2006.12.19
西夏政权机构分为五品
人是社会的人。人之所以有品级高下之分，有“富贵薄贱”之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之所供职的部门、机构、单位有品级高下之分。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有完备的社会机器，国家政权机构就已逐步完备，到了最后，就如史家所言之“烂熟”，完备得使社会内部没有了前进的动力。
西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党项族所建立的政权，不算李元昊的祖宗拓跋赤辞、拓跋思恭等人“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宋史·夏国传》）的那几百年，光是“西夏”国的大旗，就扛了一百九十年，比辽国时间长，比金国时间更长。西夏国到了仁宗仁孝时期，国家机器已与中原封建王朝相接近，而且，它的等级秩序更明确。这一时期确立了封建官僚等级制。自太皇帝、皇帝、皇太子以下，西夏官职分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六品、七品等七个等级。此外还有太后位、皇妃位、公主位、诸王位、师位、中书位、枢密位、谏师位、巫卜位、祝位等排位。所谓秩序井然，等级森严。
《天盛律令》第十章，将政权机构分为五品，即上、次、中、下、末五等。
上品：中书、枢密。
次品：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合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中品：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原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容提举。
下品：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两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北院、南院、肃州三种工院；沙州、黑水、官黑山、卓罗、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等边中运司；真武县、西宁、龙州、银州、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等地边城司。
末品：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做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五品之外，还有纳言处、飞禽受纳处、秘书监、工技院总管、蕃汉大学院等。
封建王朝有许多方面是值得非封建王朝的人们尊敬的。比如他们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机构的重要程度划分品级，而不卖“所有机构都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片儿汤。这一点，比今人都进步，或者说磊落。
任何时期，任何朝代，任何国度，政权机构、政府部门因其工作性质，因其权力大小，都是有品级之分的。只不过封建王朝对品级是公开划分，明确宣布，并写进法律的，而有些社会则明里不说，也不承认，甚至予以澄清批判，但骨子里划分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老百姓对现今的政权机构、政府部门并未做也做不了细密的品级划分，他们凭直觉识别哪些是油水部门，哪些是清水衙门；哪些是“重”油部门，哪些是“轻”油部门。至于说“衙门”里的人，对“衙门”的品级更是十分的清楚。但清楚了也管不了什么用，高兴的你自高兴，颓丧的你自颓丧，想奔油水部门而去，困难很多。中国有一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行入错了，后悔也没用；衙门入错了，后悔的用处也不大。
看了西夏政权机构的品级划分，我感觉有两点十分进步的地方，一是将西夏国发祥的地方银州和夏州分别划入了下品和末品，而未将其划入更高的品级。二是将“秘书监”这样的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机构连末品也未划入，而是划在了五品之外。西夏人真的有比今人豁达与进步的地方。窃以为，我们虽然不能提向西夏人学习的口号，但私底下，应当向人家好好学学，学学那种叫不上名称的精神。
2006.11.21
西夏仁孝皇帝之重教育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是立国之本。
《宋史·夏国传下》载：“十三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
绍兴十四年夏改元为人庆，史书记载误为十三年。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年西夏国开始设立学校并且在“禁中”即皇宫皇亲国戚聚居之处（或曰社区）“立小学”，仁宗仁孝皇帝“亲为训导”他的子弟。
自古成霸业并欲立国长久者，无不重视人才，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元昊在创制了西夏文字后，即设立“藩学院”，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拔人才入院学习“蕃字”。藩学院应该就是学校之一种，只不过它是政府机构，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开国皇帝抓教育，元昊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落后，不论理念，还是政策，都不落伍。
秦始皇嬴政扫六合，灭六国，建立秦国后，做了统一文字的工作，在教育上也极有作为，“设庠序学校”。秦始皇有许多暴政，秦朝也在秦二世时即告终结，并未传至万世，但秦始皇在统一国家，在建立国家管理体制，设郡县，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设庠序学校等方面，功绩是卓著的。
西夏第五代皇帝正式在国内设立严格意义上的学校，并设立贵族学校，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崇高之举，明智之举，是应当予以肯定与褒扬的。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兴盛时，皇帝要主持某个层级与程序的考试，要钦定一些东西，他们可能对中举者训话，但他们是否都能到学校中去“亲为训导”，似乎没有多少记载。想来汉族的天子们一来忙，二来身份感地位感更强，他们的精力都用来抓“大事”了，像学校教育这样的事未必有兴趣。而西夏国的皇帝，有感于中原王朝教育的发达，有感于自己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有感于人才缺乏的压力，所以对教育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与心力。西夏仁宗仁孝皇帝的做法，后人们应当予以效法。
日本在二战之后，经过了短暂的痛苦期萧条期，经济开始迅速攀升，并最终成为了经济大国强国。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狠抓教育，以教育立国，提升全体国民的素质，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本的选择，日本的道路无疑是成功的。
中国人一向以四大发明自傲，当然也以孔子，以完备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教育体制自傲，但这几十年，我们说得比做得多，做得比说得更虚，教育投资的比例严重偏低。加上这些年，将义务教育中的“义务”由国家推给了民众，教育搞起了产业化，大量的平民子弟上不起学，因此，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迟滞效应。
关于中国教育的弊端，可以说上很多。说到消除积弊，法宝便是改革，可不成功的改革本身就是更大的失误与弊端。搞好教育，途径很多，第一位的还是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在此方面，我们不但要向日本人学习，也应当向西夏人学习。
2006.9.29
西夏文字之得失
《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元昊自制蕃书，创造了西夏文，创造自己的文字，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其独立建国、南面称孤的需要。正如他在宋宝元二年（1039年）给宋朝皇帝上的《表》中所言，“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始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
文字其实也十分重要，与能否立国相关。
西夏文字十分怪异，初看“字形体方整”，与汉字“类八分”，似乎认识汉字的人可以全认识。细看其“画颇重复”，笔画特繁多，且多是斜笔，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汉语言使用者一个也不认识。
元昊不是笨蛋，他能借鉴汉文字创立自己的文字，可以称得上天才，专家。他为什么要将西夏文造成复杂无比的“天书”，为什么不在汉文字的基础上，像日本人那样，只取偏旁，或者大力简化，而要复杂了再复杂。我想他的本意在于要与汉字有较大的不同，以保持其文化的异质，思想的异端，民族与国家的独立。
西夏文在西夏立国时的普及率我估计不会太高，到底占百分之几，我给不出答案，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文盲率是绝对有的。
西夏文在西夏亡国后逐渐成了死文字。党项羌这个民族很独特，国家灭亡了，国民也四处逃散四处游走，最终被别的民族同化融合了。
看来，其民族内部缺少一种精神，一种凝聚力量。在这里，他们所信奉的佛教没能帮上他们的忙，他们独有的血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他们所创制的刻意区别于汉字的西夏文同样没能帮上他们的忙。而且，由于西夏文字太复杂，所以后人在写史时，对西夏史不太上心，不愿费大力去解读，因此西夏虽辉煌，历史却被简单化处理了。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它与辽、金有同样的地位，但正史上没有专门的历史书籍。
吴广成在《西夏书事·凡例》中说“宋有天下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专书……元昊自制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虽然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而认为是蒙古人“灭其国而并灭其史”（赵尔巽语），但它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西夏文很长一段时间如同天书，无人能够读懂，它的破解，十分富有传奇色彩。清代甘肃学者张澍，从做官之地贵州回归故里养病，有一天他闲来无事，去武威一座庙游逛，发现有一个小房间封闭着，他问僧人房内所藏何物，僧人告诉他是一块碑，此碑怪异，不封闭恐带来灾异。张澍是官员兼学者，唯物主义的思想比别人多，不很惧怕。在好奇心的支配下，他强烈要求打开房门，要见识一下。
僧人拗不过他，便遂了他的愿。张澍看到的碑，是“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正面全是西夏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可当他转到碑的背面时，那上面却刻着汉字，字数与正面一样多，他恍然大悟，这个碑是夏汉文对照的碑。这个碑的发现与揭秘，使西夏文逐渐地活了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西夏文已被一部分人所掌握，这对于研究西夏的历史与文化，是十分有益的。上大学时，赵俪生教授评价张澍为三流学者，那标准，是与司马迁、段玉裁、王国维为一流的。但张澍的学问放到现代，赶上的人少之又少。他对于解读西夏文的贡献，尤其应当予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