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继闵是党项人，是宋朝的边将。为宋朝抵抗西夏李元昊的入侵袭扰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功卓著。
对一个政治家，或一个地方官，一个将领，可以做出多种评价，褒扬的话可以说上上百条。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肯定一个人，一个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者。而评价其“事上以忠，惠下以仁”，应当说对此人从个人品行，道德操守，从根本上作了充分肯定。
以“忠”组成的词很多，比如忠臣，忠诚，忠告，忠厚，忠良，忠烈，忠实，忠顺，忠言，忠义，忠勇，忠于，忠贞，等等，而其核心，是忠心与忠顺、忠诚。对待上级，对待事业，能做到忠，能不阳奉阴违，不虚与委蛇，不吃里扒外，就有了做好工作、成就事业的基础。皇帝、国家如有忠臣，则国家必然昌盛，上级领导如有尽忠职守的下一级领导，则地方幸，部门幸，民众幸。
作为下级，事上以忠似乎不难，其实又很难。因为你的上司们，什么样的都有，其中有道德高尚的，也有素质低下的；有超群出众的，也有极其平庸的；有惠下以仁的，也有尖酸刻薄的。面对他们，作为一个下级，要通通做到“事上以忠”，就必须有角色意识，事业意识，大局意识，就不能只把“上”看成单个的人，而要看成国家的代表，事业的代表。如此，才能容忍其缺点，才能克服个人好恶，才能忠心忠顺。
有一种“忠”被称之为“愚忠”，即明明皇帝、上级头脑昏晕，心术不正，水平低凹，处事不公，但还要忠诚。这也要辩证地看，面对不值得尊敬的领导仍然忠心忠顺者，他忠的不是某些具体的人，是事业，是社稷。“愚忠”有时也是必要的。虽然“三忠于四无限”害苦了党害苦了民众，但如果不忠，群起造反，那会是什么后果！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能做到“事上以忠”的人，大都是有事业心，有胸怀，有家国意识大局意识的人。折继闵如此，无数的忠臣良将亦如此。
作为一定级别的领导者，不但有上级，当然也有更多的下级。如何对待下级，有各种各样的态度。
有把部下部众作为奴隶驱使的；有对部下的个人利益以至生老病死不管不顾的；有对部下蓄意盘剥，刻意压榨的；有朝令夕改，喜怒无常，动辄训斥惩处的……当然，也有惠下的。
惠下的方式很多，比如肯定，鼓励，表扬；比如信任重用；比如提携提拔；比如物质奖励，等等。但概括地说，便是“惠下以仁”。
关于“仁”的词语也很多，仁爱，仁慈，仁弟，仁果，仁厚，仁人志士，仁义，等等。何为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对于“仁”
的解释，抓住了要害。对下级如果没有爱心，没有公正公平的意识，便难以称之为“惠下”。
“惠下以仁”也有难度。如果只对个别部下仁惠，或对部下偶尔仁惠，那都好办。不好办的是，对大多数部下仁惠，对部下一以贯之地仁惠。
部下是多种多样的。有德才兼备，事上以忠的，也有有德缺才，有才缺德的，还有德才兼无的。部下有善于表现表白能套近乎的，也有性格内向口才笨拙表情木讷的；有干了大事不声不响的，也有下个鹌鹑蛋也喊破天的。作为领导者，“惠下”者，要全面地识人用人，公正公平地对待人，亲贤臣而远小人。要有宽容心，宽严相济，恩威并用，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要把部下当兄弟当亲人看待，生活上照顾，事业上提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最朴素地说，是要把部下部众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有，也当施之于人。折继闵的“惠下以仁”，也应在这个范畴。
折继闵的时代、封建时代已渐次远去。今日之社会，已进入民主社会，准民主社会，“上”与“下”的关系与折继闵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些东西是不会发生本质变化的。比如上下级吧，总是要存在，比如“忠”与“仁”吧，也总是要保留。今日之中国，如果人们能按各自不同的角色，做到“事上以忠”与“惠下以仁”，那我们的事业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2006.11.13
谁看书学习，打谁！
党项折氏，自折从阮于唐庄宗时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折可求以地降金，共七世，“父子兄弟相继捍卫边境者”，历二百余年。另有《嗣作碑》记载，“自武德中，诏府谷镇遏使（唐镇官名）”，那么折氏当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际，为中原王朝服务五百余年。
折德衣尸的三世孙折继闵，是很有建树的武将，他“大小积三十余战，捕获前后万计，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其工亦足以暴当世垂不朽矣”。但他不是赳赳武夫，他“及壮，喜读韬略，务通大义；论古今将帅，识其用兵意”。此公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却也算得上一个好学之士。对于知识，他是推崇的。折家人还有在学术上很有成就，著作十卷的。
与乃父不同，折继闵的儿子折克行虽然“治郡最久，以功名终”，是一个有成就的将领、地方官，但他却不崇尚读书。他管理下属极其严格，“部曲有习书数者，辄笞辱之”，告诫部下，边兵应当以射猎战斗为生活，如果学习各种书籍各种知识，学习数学之类，肯定耗费许多精力体力。他没有往下说，我想，他没明说的还有如果士兵好学，读书较多，眼睛会近视，体力会下降，而且性格也会变得文静、懦弱起来。因为文明意味着离野蛮越来越远，而在古代，野蛮与强悍与英勇几乎是同义语。野蛮性的削弱以至丧失，对于古代军人、军队，是十分可怕的。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士排第一。但历史上，对于读书的全部否定与部分否定之思潮也是存在的。虽然像折克行那样的读书有害论不是很多，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也是绝无仅有，但读书无用论，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所在多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定意义上就含有读书无用的意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千百年来不少人的认识，包括不读书的人，也包括许多读书人，都这么看。
在现代中国，读书无用论曾经甚嚣尘上，那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认定了知识分子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不但认为读书无用，甚至有害，只是没有那么露骨地表述而已。但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也够刻薄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国人开始感觉读书有用，读书光荣。特别是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中国几乎掀起了读书的狂潮，而且几十年不衰。
事物往往是曲折反复的。近些年，由于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产销”脱节，“产”大于“销”，许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许多人，因为供子女上学，沦为贫困户，而子女大学毕业后，却仍四处打工，无着无落。因此，新的读书无用论应时应运而生。公平地讲，此论也有道理。
折克行是粗人，他的读书有害论，对他的士兵、他的军旅生涯、他的功名是有用的。但总体上讲，不能让这种论调在现今的中国流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今天的时代与折克行的时代确实不同了。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如何让教育不要过分产业化，如何让人们读得起书，如何让读书人有用“武”之地。
全面地看，谁看书学习就打谁是不对的，而让人们读了书又无事可做，似乎更加不对。折克行的时代，从宏观上讲，对于读书，是嘉许的，读书人的际遇也还不错。我们今天的时代，比之那个时代，应当要好得多，但愿我们的读书人的际遇也更好。
2007.1.2
刘光世的立世之道
刘光世是宋朝边将，《宋史》有传。据《杂肋集》记载，“开府刘光世，延安人，其先以酋豪归朝”。同书还谓刘光世父亲刘延庆“本夏人”，刘光世是党项人无疑。
公正地说，刘延庆、刘光世父子及其一族，并不是西夏的特务，也不是宋朝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是少数民族边将，在宋对西夏、对辽、对金的军事斗争中，担负着一定的角色，做了一定的工作，也建立了一定的功勋。但从总体上看，刘氏父子之所为，与其所承担的显要职务不符，他们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要职责。或者换一个角度看，是朝廷用人不当，用了庸才。
更进一步想，也许是此时的宋朝急需用人，而又没有那么多人才，只要拾到篮子里就算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总之一句话，正史野史对刘延庆父子否定的比肯定的成分多。
在与辽国的战争中，刘光世之父刘延庆缺乏谋略而又“蒋干中计”，以数十万大军败于辽将萧干的万儿八千人。刘光世不按约定驰援郭药师，致郭军败走，致将军高世宣战死。刘氏父子的惨败，让辽国人轻视宋人，使宋人心理蒙上了更厚的阴影。
《庄简集》收录的《论刘延庆劄子》，历数了刘延庆父子的罪错，言其“蒙国厚恩，一门之内，建籍正任，园地田宅，歌童舞女，志满意得，不复以朝廷大计为念”，要求将他们“重赐显戮，传首边城，或镌削官职，窜流远方”。杀头或削职，目的是使“边将革心，军声大振”。
《宋史》对刘光世的评价是：“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但就是这么一个人，还能拥有高官厚禄，受到皇上的恩宠，并能善终，奥秘在哪里？从朝廷一方讲，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吏治腐败。
到了南宋，由康王晋升皇帝的宋高宗，本就不打算收复失地，不打算迎回徽、钦二帝，不想失去已经得到的龙位，杀岳飞而宠刘光世之辈，当在情理与预料之中。
从刘光世自身说，此人虽见谁都敢败，道德品质差，肚子里没多少货，但他深谙为官之道，他的高招有两条，一是巴结勾结宦官康履，让此人在皇帝面前、在朝廷为自己探消息摸情况送人情说好话，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领导身边的人总是可以说上话的，只要你舍得花大把的银子，没有摆不平的事。不管他们的蛋还在，还是被割掉了。另一个办法是摸准了皇帝老儿的心理，历代皇帝都畏惧武将的兵权，宋太祖赵匡胤怕臣下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一幕，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后顾之忧。刘光世看准了这一点，早早地要求解除兵权，而不做“老骥伏枥”状，不做“与时俱进”状，不喊“小车不倒只管推”
的口号和类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交出类似皮带、盒子炮的家伙什儿，与时沉浮，未遭秦桧之类所忌，未遭皇帝所忌，所以能安享晚年。
做臣子很难，你如岳飞般“精忠报国”不行，像岳飞那样心高气傲、恃才傲物也不行。刘光世不是个正面人物，但他是历史的产物。
西方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刘光世现象，也当是一种历史的合理现象了。
2007.1.2
读拓跋兴宗《请致仕侍亲表》
在《全唐文·拓跋兴宗传》中，收录了唐玄宗时期一个党项人上朝廷的三份表，《请致仕侍亲表》，粗粗一翻，与李密《陈情表》似有某种相似，有传承的渊源。仔细一看，果真如此，正如他在《表》中所言，“鉴令伯（李密字）之陈情”。
李密的《陈情表》，主旨是辞不受官，不事“伪朝”。虽然他说“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实际上是太想保持好的名节了，所以才找个尽孝的理由来推掉“郎中”、“洗马”之类的官职。李密的童年很苦，生下来六个月，父亲死了；刚刚四岁，母亲改嫁而去。李密小时候体弱多病，九岁都不能走路。家族人丁不旺，李密全靠祖母刘氏的爱怜与抚养，祖母对他恩重如山。正如他所说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而气息奄奄的刘氏，没有李密的照顾侍奉，也将“无以终余年”。
李密请求，“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要“陛下”“听臣微志”，为了此，他“生当陨首，死当结草”。此事最后以晋武帝为李密祖母赐了两个奴婢，并命令地方予以侍奉了结。李密的《陈情表》，是“至性之言”，“悲恻动人”，打动了无数代人。
拓跋兴宗的《表》，是要求退休离休，停官辞官去侍亲的，与李密的《陈情表》在侍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第一表开篇即言：“臣闻怀禄者耻于冒进，事亲者贵在及时，苟贪非分之荣，何报所生之德？”讲了一番道理，中心意思是要去及时事亲。中国有句古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一个人，不能为了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仕途，“贪非分之荣”，而应该及时地报答父母的恩德。
拓跋兴宗说，他的母亲谯郡太夫人曹氏，已八十四岁，“一遭风疾，倍加羸惙”。所以他特别担心与忧心。拓跋兴宗是独子，他母亲早年守寡，而且“守志偏棲”，没有改嫁。为抚养大儿子，其母吃尽了苦，也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样的老母，更需要照顾。
接着，拓跋兴宗表示，他以一介“蕃夷贱末”，“久荷国恩”，享受高官厚禄，感觉到惴惴不安。为了老母，他“特乞停官”，请求“许从归侍”。他对皇帝说，现今朝廷人才济济，“群贤共理”，少他一个冗官不会有什么影响。“九牛一毛，未为增损”。他要求皇帝批准，并表示“垂恩遂志，死将万足”。
从第一表看，拓跋兴宗辞官，名义上是为归乡侍母，实际是畏惧仕途，“虑臣身灾”，或者感觉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冗官没有意思，要求“归去来兮”，以退为进，要个肥差。
因为第一表未获批准，于是有了第二表。表中表示，“向母无臣，则乌鸟谁哺？向臣忘母，则禽兽不若。更无性命，以至成长”。李密的情怀，李密的文风。拓跋兴宗文采了得，说他如果离开母亲，“臣母必即倚门气绝”，而他会“上马心断”，结果是“忠孝双缺，公私并丧”。他表示，他的辞官是没有办法。他做官很早，“未冠而仕”，“以蕃夷之贱品，忝冠冕之清流，身带三印，爵封五等，入践命卿，出为副将”，本来，正是报国立功光宗辉戚之时，他应该爱惜毛羽，保持名位，“宁可进寸，其容退尺”。但是，因为“母不能割慈忍爱，子不可背义违亲”，他方寸乱了，没有办法“理军”，也难以“谋敌”，难以“为万人之命，赴国家之急”。最后，拓跋兴宗向皇帝举荐边将，并且推荐了接替自己的人。最后提出的办法是：“全其官守，罢以军麾，减其俸禄。”
第二表没动静，上第三表。拓跋兴宗说，“子急告父，臣急告君”，所以他只能请求皇上，让他归养老母。“乞停臣尸素之禄，假老母残余之命”，而且表示，他的乞请是“诚为至愿，非敢饰情”。他要求皇帝，“上垂天光，俯照愚恳”，“允其停官侍疾”。最后，他把这件事提高到了“贯彻少数民族政策”的高度：“四夷慕义，陛下之德化无穷。岂惟微臣独荷恩私？”
李密的《陈情表》之所以能被选入《古文观止》，因为它的立意高，感情真，文采斐然，能给人许多的感动和启迪。
拓跋兴宗的《请致仕侍亲表》，文风、立意均模仿李密，文中的一些词句很独特，很有水平，但他的境界，他的真诚性忠诚度，却要大打折扣。他为官几十年，应该懂得忠孝不能两全，懂得作为武将，报国比尽孝更为重要的道理。几次三番上表乞请停官，不为圣上国家着想，也并非为其老母着想，最主要的是在为自己着想。不过这个人还是有韧劲有胆量的，他不怕再三纠缠，惹怒了皇帝，搬掉他的脑袋。
也许我分析得不对，拓跋兴宗确实有他要求停官侍亲的苦衷与真情，事在不得不为。
中国的古人让我感动，李密辞官不受，拓跋兴宗乞请停官。现代的中国人，似乎缺乏这种精神。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也许再发展一段时间，中国人对官位的膜拜情结会减弱，会回归到古人比较崇高的人格精神上去。
2006.10.13
还朝之志万折必东
标题上的话，是古人对宋朝党项族将领李显忠的描述与评价。
中国的文臣武将，心向国家心向朝廷心向帝王，是其共同的情结。“处江湖以远则忧其君”，他们的心里装着作为国家象征的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