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陶谢王韦的“古澹”诗风得到了唐宋派的印可，或者说逐渐表现出与唐宋派合流的趋向。王慎中《题寄盛子木诗卷后》自称：“中岁为诗，极慕王韦，然不近也。”又在《寄华鸿山》里说：“孟韦风格，本自难追，而时人学之者尤鲜，独吾丈之作为有其风，固岩居深诣，笃造之功，亦冲情遐思有默契者而非颛颛摸效者所及也。”因而，他为华子潜的《岩居稿》作序写道：“君所为诗，顾洒然立于尘埃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独契溟津，若木居草茹，服食导炼，沦隐声迹者之所为言，非世人语也。”对古诗冲澹的华子潜推崇备至。唐顺之在归田以后“文继欧曾，诗驾韦刘”，学习中唐的韦应物、刘长卿。他在嘉靖二十三年，写信给皇甫汸，称赞扬蔡汝楠的新诗风“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幽淡玄雅，一变而得古作者之精”，显现出对淡雅风格的认同。嘉靖三十四年，唐宋派的中坚洪朝选为蔡汝楠《自知堂集》作序：“蔡君白石自弱冠即以能诗闻，其初学为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学刘长卿，最后又曰：似陶韦，方得诗人本色。又学为陶韦。于是君之诗又骎骎乎迫近陶韦矣。”嘉靖四十三年，茅坤为蔡汝楠作《行状》说：“初释褐时，竞为声诗，然镵刻藻丽。过南省，则洗去铅华，合响郎刘诸大家矣。”“初释褐时”是嘉靖十一年，正是嘉靖才子们提倡六朝初唐诗风的鼎盛时期，“过南省”在嘉靖二十三年前后，这时蔡汝楠的诗歌已洗去铅华而独存本质。钱谦益认为，蔡汝楠“至是乃变调中唐”，把蔡汝楠嘉靖二十三年的诗风转变，视为嘉靖中叶诗歌趋向“中唐”的风向标。
茅坤《与王凤洲大参书》说：“弘治、正德间，何、李为盛；嘉靖以后，唐武进、高苏门诸君，则又稍稍淘洗铅华，独露本色，似窥唐人者之至矣。”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嘉靖中叶的文人从六朝的藻丽趋向于中唐的清空和古澹，体现出“洗尽铅华，独存本质”的审美倾向。如陈束论高叔嗣是“直举胸臆，刮抉浮华，存之隐冥，独妙闲旷”，王世贞论高叔嗣“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论华子潜说：“刊洗浮华，独见本色”，钱谦益评施子羽诗：“不骛浮华，刻意洗磨，评者以为如春竹积雪，寒松浮翠，又如寒鸦数点，流水孤村。”他们刊落的是六朝的浮华藻实，独存的是清空古澹的生命意象。茅坤耐人寻味地把唐顺之与高叔嗣一起列为这种诗风变革的关键人物，彰显出中唐派与唐宋派的共通趋向。倾向文学书写的吴中才子与倾向儒学精神的唐宋派在师法陶谢、王孟、韦柳的诗学意向上渐趋一致，唐顺之所提倡的“洗尽铅华，独存本质”的诗学倾向一度成为嘉靖中叶的文学主流。
四、金陵文人与六朝初唐派的余漪
远在南滇的杨慎依然对诗坛后辈拥有持久影响力，他对六朝俪篇的理论阐释鼓励了吴中的诗人群体。黄省曾的“取材于选，效法于唐”，皇甫淳的“诗虽选体，勿缺唐调”，就是对杨慎诗学准确的回响。以推崇杨慎而知名的是金陵诗人朱日藩，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把他列入“金陵社集诸诗人”。其言曰：“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朱日藩《人日草堂引》记载这个文人群体的聚会活动：
升庵先生在江阳，以厥像托玉泉陈君寄我白下，予即揭于白下寓斋，日夕虔奉，如在亟丈之下。乃己未人日，积雨稍霁。西域金子、东海何子、吴门文子、黄子，郭子、穆陵盛子、顾子相约过予，觞之斋中，宾主凡八人。斋南向，先生像在壁间。诸君
不肯背之坐，各东西其席，如侍侧之礼。
据《列朝诗集小传》，朱日藩“为诗取材文选、乐府，出入六朝、初唐，风华映带，轻俊自赏。”金在衡虽是陇西人，但“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盛仲交“句法清婉”，“元美赠诗曰：‘遂令陆平原，不敢赋三都’。”他们因推崇杨慎而结社赋诗，成为六朝派在嘉靖中后期的流风余韵。
朱日藩主要发挥了杨慎“天然去雕饰”的观念。其《白岳游诗引》说：
文至今日可谓极盛矣，后来隽才承前论定之余，准格摛词，立地便追古人，似无多让。然不求其根，而只采其英，虽极鲜花之选，而杂习之久，不出自然，终成嚼饭与人，非惟失味，乃令人呕哕耳。斯病也，升庵先生实箴之，而日藩则窃比于老彭者也。
作为早期复古派诗人朱应登的儿子，乃父诗学北地，朱日藩却倾心杨慎。朱日藩所谓“今日极盛”指的是复古思潮，所谓“论定”是指“弘德间，海内数君子者出，读书为文，断自韩欧以上，稍变前习，一时学士大夫趋焉”，对复古运动评价甚高。但是“准格搞词”只是一些文字的花瓣，而不是艺术之“根”。连篇累牍的模仿，不出于自然，则如同嚼饭与人，令人呕哕。最后一句“窃比于老彭”是《论语·述而》里的话，意义隐含在它的前半句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日藩说，这些都是转述升庵先生的思想，自己只是“述而不作”罢了。即使是这样的转述，也可以看出朱日藩对自然之美的主观选择。
吴中风尚摆脱前七子的影响，趋向于六朝派的审美趣味。朱彝尊认为朱日藩的创作其实与“雕缋满眼”的杨慎并不相类，而是接近于“洗尽铅华，独存本质”的蔡汝楠，彰显的是六朝初唐派面向“古澹一派”转变的大势。朱日藩《霞石小稿序》说：
诗以道性情，故日可以观。然贵有其才，有其才又贵有其学，有其才有其学又贵养之。养之久，发诸性情之真，自有婉雅蕴藉，悲壮怨谲之妙，溢于言表。使读之者，愀然得其志之所之，而泣为之下，是诗也。是诗也，求之于放臣怨女怀沙恤纬之口，为得其真，故圣人探焉。后之人不达圣人为教之本。才入雅道，便涉艺门。浮云白日，摛为古选；青枝黄鸟，拈为六朝。曾不知古人赏其“一字几千金”、“流转如弹丸”者为何物！卒使读之者只觉中间饾饤剪截，千篇一律，而竟莫得其志之所之，是诗也，为诗邪？
杨慎诗学兼有绮靡之才和弘博之学，大略就是朱日藩才学并重的观念来源，朱日藩把“性情之真”作为艺术之根，其思想中依然流宕着的吴中诗人的血脉。他对流于表象的“饾饤剪截”充满厌恶。认为真正的艺术魅力不是摛黄抽白的形式美，古诗的“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沈约的“圆美流转如弹丸”都是真性情的流溢，真诗必然源于性情之真。这都是极好的见解。当然，朱日藩所说的“真”是经过充分涵养而获致的，而并非纯粹的自然情感，这就更接近黄省曾性情一如的“侧怛嗟叹之真”。朱日藩“少日即知求尽性命之学”，并曾写信给阴明学高弟罗洪先说：“尝妄意斯道自孔颜以来。惟濂溪、明道为得其真。此愚生虽在颠倒梦想中，而必欲捉其历历之真也。岂惟文章小技哉！大抵天下之法，无为自能有为。而著于有为者，便与无为本体不相涉，何也？谓其有意于其意也。”朱日藩反对有意为文，把“真”与儒者的“无为本体”联系起来，显然，与杨慎所说的“自然”有了相当的差距。
何良俊的文学思想有与朱日藩相类似的地方，受杨慎的影响也很明显。其《四友斋丛谈》说：“杨升庵谈诗，真有妙解处，且援证该博。”他不仅大量地征引升庵诗论，也为六朝诗歌辩护：
卢藏用作《陈子昂集序》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
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王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刘畅、吴叔庠，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于陈君乎？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罗，盖弥天之宇，上掩曹刘，下遗康乐，安可得耶！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沈约诗，诗人不用，此论何也。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此时，何得推齐梁作者。
卢藏用的《陈子昂集序》倡言建安风骨，是掀开盛唐诗歌高峰的宣言。但是经过杨慎对六朝诗歌的重估，这种提法势必需要重新斟酌。何良俊列举曹魏以下诸大家，抗言六代之诗绝不可言“道丧”。他还极力强调“诗尚本于诗情”的观念：
诗有四始，有六义。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邈，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又何怪乎今之作者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则在于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
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诗家所宗，莫过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辞句简质。其后或有托讽者，其辞不得不曲而婉。然终只是一事，而首尾照应，血脉连属，何能妥帖。今人但摸仿古人词句，侄钉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复不辨有首尾。读之终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于何处，纵学得句句似曹刘，终是未善。
何良俊论诗有两个提纲挈领的观念，一是“六义无阙”，一是“本于性情”，然而二者本身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把“性情”和“模仿”对立起来，认为复古诗人“纵学得句句似曹刘”，也“终是未善”，其终极原因就是在模仿中迷失了自我的真性情。
作为杨慎的崇拜者，朱日藩、何良俊对复古思潮的批判并不是偶然的，从复古运动掀起高潮，模拟或剽窃的指责就不绝于耳，对“真诗”的追问始终是诗人们难以回避的问题。何景明首先“扇破前美”，指出“今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其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捏，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王廷相也不满模拟风气：“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辞乎！有意于为文者，志专于文，虽裁制衍丽而其气常塞，组绘雕刻之迹，君子病之矣。”以至于李梦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予之诗，非真也”。然而，面对层层积累的历代典范，诗人们显得无所适从，从李梦阳、何景明到嘉靖才子、吴中文士，我们看到种种不同答案。李梦阳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何景明要求诗人“领会神情，不仿形迹”；薛蕙标举“以神韵为胜”；而杨慎认为“真”就是“天然风韵”。吴中诗人从杨慎诗论里获得了理论启示，从吴中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灵感源泉，从六朝诗学的核心观念“缘情绮靡”出发，把“恻怛嗟叹之真”或“情性之真”作为诗歌的核心命题，使得诗学从典范与模仿的轮回中艰难地回归到诗人自身。
典范的选择，审美趣味的地缘因素，模拟以及对模拟的反省，构成了复古思潮的主要问题。从汉魏盛唐到六朝初唐，发展到倾向“古澹一派”的诗学观念，从雄浑壮丽、清俊响亮到含蓄典雅、清澹自然，嘉靖前期的复古思潮几经周折而呈现衰变之势。但是对“真”诗的追问才是复古思潮真正的掘墓人，这种源自民间而得到哲学提升的诗歌观念对未来的文学走向，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