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鸟瞰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总体走向和风貌时，会发现嘉靖时期文学思想发展总是理论先行，创作往往只是理论的延伸与表现。每种文学思潮的孕育与盛行都离开不对古典文学的温故与知新，离不开对当代思潮的反省与批判，甚至从哲学与地域文化中直接衍生出诗文思想的走向。嘉靖时期，复古思潮和儒家心学相互激荡，数量众多的作家和流派对文学遗产作出了不同解读，拓宽和深化了文学思想的视阈和内涵。与之相关的创作大抵是理性经验的投影而已。剥离了创作的理论是自觉的，也是危险的，但思想的传统往往后出而转精。诗文创作从汉魏六朝唐宋，以至明之嘉靖，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命题。对文学与思想资源进行梳理和解读的过程中，嘉靖时期的诗文思想展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也收获着自己的思想果实。
在明代中叶，古学是与举业相对的文化范畴，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古文辞与时文的对峙。明代科举制度尚袭宋制而集其大成，规范着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途径与生存空间，程式之文以八股对偶的形式承载着对宋学的伦理解释，科举文化中蕴藏着德性与文学的两重僵化，对这一时期的文人学士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很大。在天下英雄尽人彀中的“右文之世”，学术与文学不自觉地堕落为追求利禄的工具。明代中叶的“古学复兴”便建立在对僵化的思想形态的厌恶与利禄之途的反省之上。在场屋举业之学中沉沦，还是从事古学，以文明志，往往成为士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文学复古运动是从古学复兴中紬绎出来的文学思潮，由于李梦阳、何景明和康海等重要文人的杰出活动，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最终取代意义宽泛的古学复兴，成为藉古开新的文学思潮。
嘉靖时期的诗文思想，在古学复兴的背景下展开其发展脉络，从弘德七子的“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开始，重新判释和消化古代文学典范，成为推动文学思想发展的新途径。嘉靖初期的六朝初唐派和中唐派、稍后的唐宋派以及后七子早期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活动，体现出对早期复古思潮的呼应和拓展。
六朝派与初唐派的文学思想是对早期文学复古运动的修正。从杨慎和薛蕙对前七子“拆洗少陵”创作趋向的严厉批判开始，嘉靖前期的诗文创作向着六朝和初唐的方向发展，形成沉博绝丽和冲淡为宗两种诗学趋向。在杨慎、陈束、唐顺之、王慎中以及黄氏、皇甫氏为代表的文人笔下，雕镂与绮丽的文学书写取代雄略朴略的古典风貌，六朝和初唐文学代替秦汉与盛唐格调，成为嘉靖前期的文学书写的新范式。这种审美范式的转变体现着文学思想发展的自我校正。但是，雕绘满眼的书写风格容易遮蔽内在精神的意向，华而不实的文学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六朝初唐派在兴起之时就蕴藏着由绮丽向淡泊发展的苗头，文学写作渐渐摆脱六朝初唐的颜谢、四子、二张的书写风格，趋近于陶渊明、王孟韦刘甚至大历十才子的萧散淡泊的文学旨趣。这种发展由薛蕙开始，通过高叔嗣的诗歌写作，承前启后而集其大成，影响和促使嘉靖中叶诗歌风气的再次整体体移。无论是六朝派的王慎中、皇甫汸、蔡汝楠，初唐派的唐顺之、陈束，都经历过这种由六朝初唐的绮丽趋向于中唐淡泊风格的转变。淡泊的风格突显的是单纯的人性美，唐顺之把这种文学书写的特征概括为“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并且进一步与道学相结合，发展为“静中养出冲澹和平之趣”和“信手写出”的本色论。嘉靖时期的诗文思想经过唐顺之的阐释，彻底地瓦解了“以代定格”的复古趋向及其典范意义，把文学写作的全部问题放置在本心的呈现之上，在学理上宣布了文学复古运动的破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根植于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无不濡染正德以来蓬勃发展的儒学思潮，他们从文学复古运动所推崇的秦汉古典回归宋学，标榜唐宋八大家，特别是欧阳修和曾巩的古文制作。他们的诗文思想里，典范的意义消泯在对心性道德的热忱之中。如果说文学复古运动以古典的文化精神来拒斥台阁体的流易与时文写作的空疏，唐宋派则接续宋学血脉以提升文学书写的内在品质，王慎中以道德为根柢的文学思想和唐顺之以心源为本体的文学思想，无不充溢着浓厚的道学意味，在嘉靖中叶依托儒家心学思潮的推波助澜而获得发展。唐宋派的诗文思想里蕴含着重德性、轻文学的思想趋向，以至消解了艺术的形式美感，不能满足年轻文人们对文学审美的要求。嘉靖中后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运动，对唐宋派的文学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他们折中于何景明与李梦阳晚年的争论，主张拟议以成其变化，呼唤深雄朴茂的汉唐气象。复古思潮，死水回澜。然而，经过儒学思潮和唐宋派文学思想过滤以后的复古思想，整体上消解了早期文学复古运动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而关注纯粹的审美问题与技艺问题，在嘉靖中后期与“理胜相掩”的唐宋派相互对立而壁垒分明。
嘉靖文人们对古代文学经典和问题进行了全面省察和判释，体现出各种不同而鲜明的思想旨趣和创作趋向。嘉靖时期的诗文思想，经历秦汉盛唐派、六朝初唐派、中唐派和唐宋派的发展历程以后，再次回归文学复古运动最初的典范诉求。
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召呼汉唐雄浑朴略、清新健康的生命元气，希望通过文学复古重振文心士气，洋溢着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他晚年与何景明的争论里，纠缠不清的风格论与法式论倾向，已然使得古学复兴的道德含义湮没不彰。随着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思潮的兴起，儒学和文学遂歧为两途。阳明心学不但希望破除举业时文对人心的桎梏，而且要求摒弃辞章之学，把生命的着眼点全部落实在依托本心的道德实践上。德性与文学的对立在王守仁的心学里变得尖锐起来。以李梦阳和王守仁代表的两种学问形态，构成嘉靖时期文学思想的基本前提。
深受儒学思潮影响的唐宋派，在嘉靖时期与复古派构成全方位的思想冲突。文学复古运动逐渐向纯粹的辞章学方向发展，这种趋势经过六朝初唐派的昙花一现以后。在嘉靖后期后七子的文学写作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唐宋派依托宋明儒学，发展出一整套以德性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想。复古思潮和儒学思潮影响下的诗文思想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两种不同途径，前者偏重从古典文化里汲取文学的形式资源，发展成为重辞章的一派，后者则希望把文学的本原归诸于内在的德性或心源，发展成为文以载道的一派。两种文学思潮在嘉靖中后期发生了多元和直接的冲突。从根本上看，这些冲突源自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理解。
一是文道合一与文道分离的对立。王慎中认为，“本末原非两物”，若“将使道与文为二物，亦可患也”；唐顺之更为明确地表明。“德之与艺说作一个，不得说作二个”。这是受儒学影响较深的文人的普遍看法，如胡直评价罗洪先的文章说：“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实见斯道之流行，无所不在，虽欲不为波涛湍澜之类，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于文，所谓一以贯之者也。”文是从道或心中流出，一切文章法度与艺术表现内涵于生命的流程之中，因而，德之与艺不得说作二个，必须一以贯之。重辞章的文人的看法显然不同，李攀龙抨击王慎中、唐顺之“理胜相掩，惮于修辞”，王世贞不点名地批评说：“古之为辞者，理苞塞不喻，叚之辞；今之为辞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复古派认为，理与辞应当分途策取。六经是理之渊薮，司马迁是文学之宗匠，各有所极，焉能相互隶属。王慎中的载道论和唐顺之的心源论是文道合一的两种表达式，复古思潮最后的思想结果乃是修辞学和技艺学的极度发展。嘉靖文学思想发展到唐宋派与后七子的对立，在文、道关系上形成了壁垒森严的看法。
二是师古与师心的对立。文学写作应当以古代典范为起点，还是以德性与心源为起点，这是嘉靖文学思想判释的本源问题。师古的文学思想，建立在“文气与世运相盛衰”的历史观上，秦汉文学犹存雄浑朴略之气，六朝文学以藻丽相尚，遂文气不振，而初盛唐诗歌又能“卒然振奋其气”，因而，其格调力脱六朝之靡而上追先秦两汉。茅坤认为，“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文学写作的声气格调固然与时上下，但是，文学写作的根本应当折中于道。从道的视野去省察文学问题，就不存在古与今的隔阂问题。唐顺之的文学思想以一心开二门，无论是作为文学内容的真精神、真识见，还是作为形式的文章法度，都本原于“吾心天机自然之妙”，从而把文学的全部问题都挽结在“心源”之上。这种文学思想在吴维岳与李攀龙在嘉靖二三十年代的冲突中变得显豁起来。李攀龙直斥吴维岳心中“有一毗陵在”，“虽逡逡师古，犹以师心为能”，吴维岳反驳说：“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后七子认为，古今不同的文辞里洋溢着不同的精神风貌，所以要以代定格，以古为尚。在唐宋派看来，文章的条理脉络和人之精神，亘古不变，千变万化的只是文辞，文学写作要文辞与义理并胜，才是最优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