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回说的是中国，这回我们再说欧洲。
正如前面所述，那欧洲在古代沿着地中海岸确曾出现过一个灿烂的文明时代，出现过像阿基米德那样的伟大科学家。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统治的确立，连年征战，亚里山大里亚等文化名城被毁，残酷的奴隶制不但在肉体上对奴隶进行折磨，在思想上也实行可怕的专制。奴隶和平民处在水深火热中而不能自救，于是就幻想出一个救世主基督。到1世纪时渐渐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宗教——基督教。这基督教开始也是受到罗马统治者的镇压，后来，罗马当局发现可以利用这种东西来麻醉人民，巩固统治，便在313年承认了传教的自由，到392年干脆全部拿了过去，进一步定为国教。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这基督教竟遍布欧洲，并控制了哲学、法学、政治，至高无上，统治一切。
在公元2世纪中叶，亚里山大里亚有一个叫托勒玫的天文学家，他总结了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写了一部十三卷的《天文集》，提出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概念，这就是天文学史上的“地心说”。本来基督教就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并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地球上。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日、月、星辰，那都是上帝专为人创造的。托勒玫的“地心说”对基督教来说如获至宝，以为又找到了一个科学理论根据，把它捧为最高信条。其他一切均视为异端邪说，敢宣传者都要被关、被烧、被杀。从此，欧洲便再无科学可言，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的长夜。到处是尖顶刺天的教堂，到处是黑衣长服的神父，到处是阴森怖人的宗教裁判所，人们终日在血汗中挣扎，在眼泪中祈祷。
长夜难明，路遥漫漫。从托勒玫算起大约又过了一千一百多年，人们渐渐不能忍耐这种像闷在罐头盒子里一样的生活，于是有几个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便首先发出一声两声的呼喊，试着进行一次两次的反抗。
公元1294年，在巴黎基督教会的一座塔里，囚禁着一位78岁的老人。名叫罗杰·培根（1214—1294）。他这已是第二次坐牢了，第一次十年，这次又坐够了十四个年头。此刻他依着铁窗，看着外面蔚蓝的天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后悔吗？不。想出去吗？也不一定。他知道外面和这牢房里一样，也没有什么自由。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许可聪明人活着的。人人只能当傻子，当愚人，因为一切都由上帝安排好了，一切都写在圣经上，你要提问题吗？就是找死。培根本是一个英国人，19岁时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到巴黎研究神学，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可是这期间他接触了阿拉伯的异说。1250年他回国后，在牛津大学讲坛上便大讲起科学。比如那天上的虹，圣经上说是天主垂像，是祝福或是警告，他却说是雨水反映的阳光。法兰西斯教派不能容忍他这个叛逆，便把他召回巴黎，监禁了十年。后来多亏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升任罗马教皇，释放了他，并让他写一本科学总集。这是集阿基米德之后的科学大成的著作。他并不敢彻底怀疑上帝，他只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造物者的合理性只有对一切进行实验。他第一次提出光是由七色组成，并弄清了望远镜、显微镜的原理。他勇敢地指出大地是个圆球。他提出数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当他派人把写成的那本书送到罗马时，他那当教皇的朋友已经死去。新教皇对他的“邪说”更为恼火，于是他又被押回了这座高塔。本来按教规，他是要被活活烧死的，还算宽大，他被判处永远监禁，不能看书、实验和写字，就这样坐着、站着或躺着。他的身体已被折磨得和一具干枯的尸体差不多了。遥夜沉沉，培根倚窗而望那颗泛着寒光的启明星，自觉生命已到了最后的尽头，怕是看不到日出了。他朦朦胧胧地入睡了，从此再没有醒来。培根死后，他的著作也全被搜集烧毁。他的那部送到罗马的巨著手稿虽没有焚烧，可也无人问津，一直被埋没了450年，直到1773年才被重新发现。培根，还有他同时代的反神学的哲学家阿威罗厄斯，及稍后一点儿作环球探险的哥伦布，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如同划破夜空的几颗寒星，把那黑暗的中世纪撕开了一个裂缝……
中世纪的那些伟人大概都要在古堡里受一点煎熬的。罗杰·培根死后又过了249年，在波兰一个山区小镇弗劳恩堡的城墙角上，也有那么一座小塔楼。楼外平台上装有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这是一座自装的小天文观测台。楼里住着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他须发皆白，穿一件长长的黑袍，正在房中来回踱着，他叫哥白尼（1473—1543），是这里的教长。这时他正在发脾气：“真是无知，真是些可怜的奴才。他们已被托勒玫和那些教皇愚弄了一千多年，却还有脸来嘲笑别人。”
原来哥白尼自从1502年在罗马留学并任教长后，便对托勒玫的“地心说”提出怀疑，从而产生了“日心说”的假设。他和培根一样，学的是神学，最后却倒向了科学。读者有所不知，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进神学院，或者当兵。这哥白尼在神学院学到一点文化后自己搞开了观察和计算。他弄清了七大行星都在按各自的轨道围绕着太阳旋转，他房间的墙壁上就挂着那幅大示意图。
这当然惹恼了教会中那些顽固分子。他们说哥白尼是疯子，还编了讽刺剧，在外面正在大吵大嚷地上演呢。难怪老人这般气愤。
这时候，正在墙角伏案计算的一个年轻人忽地翻身站起说：“老师，他们这样猖狂，我们就该公开回答。我真不明白，你的日心说思想从产生到现在也有36年了，就是《天体运行论》一书，写好也有9年了，为什么不发表出去？”
老人刚才的满脸怒气，突然又转成一脸忧郁，说：“孩子，你不知道，现在因循守旧的势力这样强，我们的学说稍不完备，就会被完全扼杀啊！”
“我相信，就是现在没人理解，后人也自有公论。老师，你已年近七十，再不发表，就看不到自己的书了啊！”
“是的，我是快升天的人了，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对我已无能为力了，可是孩子你呢？书一发表，他们会加害于你的。”“我死也不悔。我从德国老远跑来就是因为你这伟大学说的感召。老师，朋友们都在劝你，快发表吧，这里不能印，我可以带到德国去。”这个人叫列提克，是在德国威滕堡大学教书的年轻数学家。哥白尼气愤地关上窗户，转身坐下来，喘着气，心情忧郁地说：“孩子，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上个世纪西班牙卡斯提腊有个叫阿尔芳斯（1221—1284）的国王吗？他感到托勒玫的体系太复杂，只说了一句：上帝创造世界时要是征求我的意见，天上的秩序可能比现在安排得更好些。只这一句话，连王位也丢了。多么黑暗的长夜呀，到现在天还没有亮。”
哥白尼又站起来，颤巍巍地走到壁橱前，拿出那本发黄的手稿，在序言中又加上了一句：“我知道，某些人听到我提出的地球运动的观念之后，就会大叫大嚷，当即把我轰下台来！”然后他将书捧给列提克：“一切出版事宜全托你去办吧。”
有这么一首词单表这哥白尼写了新书不敢发表的矛盾心情：
天将晓，
有人醒来早。
打点行装赴征程，
冰霜重，风如刀，
门开又关牢。
天将晓，
进退费心焦。
重任催人心难宁，
顶风霜，踏路遥，
怯怯复跃跃。
这列提克追随哥白尼多年就是要让这本书尽快问世，今天老师一发话，他不敢怠慢，连忙收拾行装怀抱书稿，到德国去了。一年后，1543年这本名为《天体运行论》的书终于出版。别看哥白尼那样怯生生地拿出这本书来，它却意义极大，成了一块里程碑而标志着世界近代科学的开始。后来恩格斯对此还专有一段评语道：“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以说是只在临终时）在自然事物方面向教会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这是后话。再说这书一印刷出来便在欧洲不胫而走，早有教会密探将书送到罗马。那主教加尔文将书从头至尾慌忙地翻了一遍，早气得脸色白过去再也泛不起红来，又是拍桌又是跺脚地大喊：“反了，反了，连上帝也要搬家了，这还了得，还不快去人将这个哥白尼抓来！”
欲知哥白尼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