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01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1899年开始干旱；1900年旱灾进一步扩展加重，灾区达130个县。1900年旱灾区收缩，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干旱仍持续不减。这次旱灾发生的范围广，如1900年的旱灾区包括北方的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往南延伸到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和广东；灾情重。北方的绝大部分旱灾区属重灾，仅陕西渭北饥民数达10万人，风翔死去2.2万人之多，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和云南也为重灾区，如云南昆明“夏旱饥”，姚安“夏大旱，农田俱种养”，牟定“岁大旱，谷每担三两”。祥云“雨泽稀少，复遇亢旱”。
据记载，1899年，内蒙古全区“秋大旱，各厅歉收”，东蒙地区“河川流水全干，地面牧草全枯死，家畜饿死者甚多”，遍地饥荒。1900年，旱灾更加严重。全区“春夏无雨，夏秋禾稼皆未登场，归绥各属大饥。道礴相望，斗米价至钱一千五六百，或银一两三四钱。六月，旧属大成号麦田熟十余顷，远近饥民齐集地畔，男呼女应，一时拔取立尽。拉萨、丰凉各处存粮之户，被聚众强取。拉河人民饿毙多而逃亡少，概因灾区广阔，宁夏也告灾”；伊盟“大旱灾，风卷地皮走”；包头“特大旱，春夏秋旱。颗粒不收，人相食”；巴盟“全年少雨，河套受灾，黄河水几乎干涸，冬天无雪，河套人吃牛皮、草”。1900年，内蒙古全区继续遭受旱灾，加之上一年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大闹饥荒，因此各地饿死者不计其数。
1900年，宁夏全区大部分地区大旱，固原自春至夏大旱无雨，隆德“大旱，牛害瘟疫半死，驴大多伤”；泾源“大旱，斗麦市银二两”；盐池、吴家庄等地大旱；青铜峡有很多人被饿死。甘肃省春夏大旱，皋兰、和政、庄浪、泾川、灵台、平凉、崇信、镇原、庆阳、临潭等地均“大旱成灾，民饥”。同年，陕西省以夏秋旱为主，陕北、关中“入夏以来，雨泽愆期，春收仅止一、二分，并有全无收获者。北山所属及渭河以北为最重。饥民乏食，甚有挖草根、剥树皮以延残喘者。嗷鸿遍野，待哺孔殷，秋禾多未普种”；陕西“夏大旱，灾区至五十六属之广，饥民至数十万人之多”；三原、富阳、泾阳、成阳、延安、安塞、榆林等24县“春雨愆期，入夏亢旱尤甚，入秋仍鲜雨泽，秋禾多未播种”；华县“夏旱，渭水几涸”；铜川“自夏徂冬不雨，粮价奇昂”；蓝田“斗米约银一两五钱，民大饥”；凤翔“夏秋旱，大饥，人民流离死亡，厥状甚惨，全县死去22万多人”。
1900年，山西省全省大旱；浮山“大旱，麦仅数寸，亩收二三升，斗粟千五百文，人有饿死者”；临晋“自夏至秋无雨，赤地千里，荒旱异常”；芮城“大饥，自前年（1898年）以来连年歉收，是岁又全无麦禾，嗷嗷遍野，有逃亡饿毙者”；荥河“大旱，日赤无光，麦未收”；榆次、永宁“春夏大旱至六月不雨，五谷歉收，饿死民众甚多”；绛州大旱，上年未下种，几乎无收。除光绪三年（即公元1877年）外，是年为清末旱灾最严重之年份。人相食，民饥死者甚多。全县本有6万多人口，灾后只剩3万多人口；临县“大旱，村村乞丐沿门，道路死尸遍野。入冬后，树皮剥尽。草根吃光，村落断烟火，父子不相顾，夫妻各西东，孩子无人收留，爬行于街头，号哭而死”；太原、泽州、沁源、陵川、襄垣、永和、临汾等地“春夏大旱麦无收，大饥”；全省其余各地均为旱荒。北京市是年入春以来，雨水稀少，直到夏季仍未得透雨，以致护城河的部分地段干涸。天津市春旱，蓟县春季大旱，直至5月18日才下雨；宝坻“一春无雨，水田旱裂，土干生虫，至5月底才播种”。河北省春夏旱，收成大减，百姓饥饿，如唐山“春夏雨少，二麦歉收，旱秋枯萎，民饥”。河南省全省同年春夏大旱，兼有秋旱，造成“二季无收，人相食”；灵宝“夏秋并旱，麦禾未收”；渑池“大旱，秋无禾，斗粟三千钱”；郏县、襄城“春旱，麦苗尽枯槁，麦后秋作物继又旱。二季无收，民大饥，人相食”；郾城“旱蝗，七月黑虫食禾叶殆尽，民大饥”；禹县“自春至夏无雨，秋又旱，冬饥”；巩县“无麦。去岁麦未下种，秋禾又歉收，民不堪命”，“予省自春徂夏，雨泽未足，麦收复歉，早秋半枯萎，晚秋未能播种”；登封、密县、武陟等地因旱灾造成饥荒。1901年，河南省继续大旱，以夏旱为主，旱至洛河下游断流，各地田禾枯萎，贫民死伤无数。
小贴示：
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