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基穆却仍旧感到有点不对劲。自从窗户那么轻微一晃之后，他就感到某种无形的力量攥住了他，使他既感到某种压力，又感到某种说不出的愉快，有一种跃跃欲试的交流的迫切愿望。他感到一个声音在问他，于是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四下张望，可又找不到那个发声体。
从这一刻起，包基穆就进入了一种迷糊状态。他顺着这种状态，进入了自己的内心。这一切侍郎都看得清清清楚楚。他想捉弄一下老头儿，因为他听说，老头儿现在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称呼。从前他没有成名的时候，同辈人多管他叫老包，而现在，同辈人要么去世，要么退出学术舞台，与他打交道的多为年轻人，称呼他得叫“包老”或者“包先生”。
想到这里，侍郎叫道：“老包，老包！”
包基穆好像觉得身体中哪儿有点不舒服似的，转了转脖子，在屋子里东张张西望望，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到窗前，往黑夜中窥视了几眼，复又坐下。他妻子有些不解地看了看他。
侍郎换了一种热情的口吻，再次叫到：“包老，包老，包先生，包先生！”包基穆听到后，好像想起了什么好事似的，眯着眼，笑成一团。
此时在电视中，几个年青女子正围着一个留辫子、戴着一顶非常难看的帽子的男人厮杀。这几个女子穿着清朝的衣服，说话却带着香港腔。那个男子那顶难看的帽子呢，说它是帽子吧，又像一倒扣过来的铁皮做的大碗，尖顶上沾着几辔不知是鸡毛还是孔雀毛的羽毛。这玩意把那男人的眼睛遮挡着，却似乎不影响他的动作。他一边挥舞着一把长长的大砍刀，一边嬉皮笑脸地说：“爷这就送你们上西天，爷这就送你们上西天。”这时出来了另外一位女子，长得十分漂亮，但拉着脸，好像有人欠了她二百块钱似的。她站在那里舞了几下，挥了几下袍袖，前面一座山便似遭到了激光制导导弹的攻击似的，血肉横飞，山崩地裂。包基穆的妻子好奇地看了看他，觉得他不应该忽然对这样的电视剧产生兴趣。
侍郎紧接着又喊道：“老包，老包！”包基穆显得很不高兴，四处张望着。侍郎随即换了一种热情的腔调，喊道：“包老，包老，包先生，包先生！”而且他故意把音调转换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那种，于是包基穆又眉开眼笑起来，眼睛盯着电视。稍过片刻，包基穆的妻子终于开了口，问包基穆：“你怎么了？”“没怎么啊？”包基穆说。“我明明看到你在笑啊？”老太太说。包基穆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言不由衷地说：“我看电视呢！”
“我明明听见你在咕哝什么，”老太太继续说。
“没有啊，”包基穆说，“晚饭后我可能漱口没漱干净，牙根上有颗饭粒。”
他妻子俯身从茶几上一个罐里取了根牙签递给包基穆，包基穆接过来，往嘴里捅了捅，然后脸上又浮起不愉快的表情，因为他又听见有人很不礼貌地叫他老包。
“你到底怎么了？”老太太再次问。
“没有啊，”包基穆说，“我在练习口腔保健操，前天学术委员常务会议时跟耿先生学的。”
“我看你是没什么跟我说的了吧？”老太太不高兴了，起身了去了卧室，准备睡觉。
包基穆老头独自坐在客厅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要交流的欲望。而且他感到冥冥之中有个东西在等待他的叙说，让他觉得无法拒绝。按照这种指引，他回忆了自己如何迎来辉煌的学术生涯，而这番回忆，对侍郎来说，却转变成了清晰可逆的声音。
包基穆是这么说的：“一直到五十岁生日，我都在学术的黑暗中摸索。话说五十岁生日的那天，一只喜鹊忽然站在窗前的老槐树上冲我叫了七、八声。我没听出什么玄奥，只是朝它挥了挥手。我吃完我老婆给我煮的长寿面，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嘴里不断念叨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想给自己提点劲。忽然，我看到一个工友正在花园里刨坑。他刨了一个很圆的坑，然后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那儿抽了支烟后，就把它又填上了。不知道他是准备栽树忘了带树苗呢，还是准备种花忘了带种子，反正他原封不动地把那坑填上了。我异常震惊，并且茅塞顿开，从这最平凡不过的劳作中悟出了门道。我对自己说：世上原本没有学问，只是做的人多了，便有了学问。学问在哪里呢？如果你找不到，就创造一个学问。就像这块花园，你找个软的地方，挖一个坑，让它晾晒几天，吸收一些新鲜空气了，再自己用土把它填上，不就相当于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吗？所以学问的关键，并不在于做，而在于找到坑，也就是空白，并立刻填补之！
“带着这种欣喜，我急冲冲地赶回家，当天晚上就创立了‘团结经济学’。天亮的时候，我自己都被自己征服了──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团结学是一门热门新学科，这两大学科的结合，会给学问的花园增添多少株奇葩啊！说干就干，第二天下午我就找来三个研究生，给他们每人分了几章，撰写《团结经济学概论》，并以三下五除二的速度，出版了这本着作。尽管有人指责我不能把带着学生写的着作当作着作，但我还是凭着纵横捭阖的才能，让这本着作成功申报当年团结大学的一等着作，并让友人在相关杂志上向世人介绍这门新兴学科，公推我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由于当时我只能以副教授名义带硕士，加上那几个硕士差不多都是弱女子，文笔浅薄，所以在后来晋升为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我又带领几个博士，把《团结经济学概论》重新修订了一篇，同时去掉书名中的‘概论’两字，这样，这本专着就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直扯到扩大内需，使其理论自成体系、坚不可摧了。到现在为止，这本专着成功再版三次，总共发行了八千多册，国内经济学和团结学两大领域正教授以上称职的，每人基本上都得到了一本赠品。我本人嘛，顺理成章地成了团结大学的一代名师，成了团结经济学的创立者，被收录进了《名人辞典》，还代表祖国出国讲学！”
“这就是您的奋斗史？好感人啊，”侍郎说，语气中充满了羡慕和尊重。“听说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成了团结大学的几块主要招牌之一呢！”
“颇有影响不敢说，我这个学科倒是为国家培养了一百多名硕士，四十多名博士，”包基穆说，“目前他们都奋斗在各条战线，其中不乏有成就者，比如有的已经评为教授，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企业家。”
“听说您对团结大学的学科建设也颇有贡献呢！”
“那是，”包基穆说，“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我的团结经济学作为先导，就不会有后来的团结文学、团结传播学、团结艺术学、团结语言学等。这些学科现在几乎是我们团结大学博士点的半壁江山啊！”
“你提携过什么人才？”
“这个可就多了，我那个团队，还有我的弟子们，应该说我都尽到了我的义务。在奖掖后进这方面，我这人向来不遗余力。现在我还带着十多个博士呢！你看我身体不怎么样吧，我还经常到下面讲学。”
“这些人都是在职的吧？”侍郎问，“他们图混个文凭，您呢，得点好处。”
包基穆感到这个声音不太对，颇不友善。他于是感到自己刚才言语有失，警惕地问：“你是谁？
“我是你朋友吧，怎么样，老包头，你搞出这个团结经济学，这些年没少捞到油水吧？”
“你是何许人？你敢报你的姓名吗？”包基穆立刻生气了。他的脸因为气涨而呈乌紫色，眼睛也忽闪忽闪的有了些许凶光。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别人评职称的时候经常投反对票？”
“你是谁？我一向按原则办事，休想污蔑我！”
“你狗屁的原则！我就是刚被你们气死了！”侍郎说。
包基穆惊恐地张望着，按照声音的方位寻找着来客。不一会儿，他看到了坐在窗台上的侍郎，全身僵硬，阴气逼人，双眼半睁着，瞳仁一动不动。“你别吓唬我啊，侍郎老师，他们不是说你死了吗？”
“你还记得我？”侍郎说，“我还以为你当了这么多年教授，年年吃香喝辣，认不得我这样的人了呢！”
“认得，认得，侍郎教师，”包基穆想要站起来，逃出客厅，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动弹不得。“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只有一票。”
“瞧你那副可怜样，放心吧，我不会拉着你跟我走的，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这大教授日子到底过得咋样。我看你也不咋样啊！你这个取巧高手，名声也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令人羡慕的生活啊，你虽然穿的名牌，却灰头土脸的，家具也相当破旧。你真够朴素的，钱呢？”
包基穆被这一番刻薄的质问给气傻了。许多年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了。这简直就是他从事学术研究以来遭受到的最大的侮辱。他想咆哮如雷，但是跳不起来。
“你血口喷人，我要打电话叫保安，或者警察，让他们来抓你，好好地收拾你！”
但是他的手却抬不起来，而且感到一股更加阴森的气息在逼向他，让他感到无法抗拒，于是他问：“什么钱啊？”
“你挣的钱啊！你都把它们放到哪儿去了，也不用来改善一下你的生活？”侍郎说。
“啊，都让老婆子给存起来了。”
“抓紧享受啊，年头不多了。”
“我身体不行，胃一直不好。”
“你的书可比我想象的少多了，”侍郎看看他的书架，“而且都是老掉牙的破书。你就靠这些玩意儿研究经济学？”
“看那么多书干什么啊？”包基穆说，“还有比我更差劲的。”
“你觉得生活有意思吗？”
“有时候有点意思，”包基穆说。
“什么样的时候？”侍郎连忙问。
包基穆有点不耐烦，但还是回答说：“比如有时候下去讲学，真有人把我当大学者，一杯接着一杯向我敬酒，我心里美得不行。”
“你知道自己最不应该干的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包基穆说。
“你最不应该干的，正是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发明了‘挖坑法’。这坏办法让很多人效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你这样的人带坏了团结大学的学术风气。”
“这个真的不能怪我，”包基穆十分委屈地说，“是别的人太坏了。如果说我面对我的团结经济学，感到内心虚弱的话，面对后来那些笨蛋，我倒觉得自己相当地有底气，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够得上我后来应该得到的荣誉。瞧那些傻瓜，看到我的团结经济学火了，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搞出了什么团结艺术学、团结文学、团结传播学、团结建筑学，等等，尤其那个叫做黄麒麟的混蛋，居然搞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秋风学，也声称是受了我启发，真是气死我了！团结经济学现在变得不景气，与这些弱智跟风有很大的关系呢。我们的学术环境真的是太糟糕了！”
“难道你还感到无辜吗？”
“不，我感到无奈，”包基穆说，“就算没有我，这些人也会跟别的人学。”
“这么说你是明知故犯？”
“绝对不是，”包基穆肯定地说，“在团结大学，你不这么搞，很难搞出名堂啊。有时候，你明明知道自己在骗人，但还得骗，因为你不搞出点骗人的玩意，别人就会认为你没本事，啥好处也不会给你。”
包基穆说到这儿，似乎忽然发现了反攻的窍门。他看看侍郎，说：“难道您不曾经也希望找到一个学术上的坑，填而补之吗？团结大学有几人不想找到这样的坑？只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悟性，没找着。还有些人，碍于面子，碍于可怜的自尊心，认为这样的手段有些下作，可是，等到我红红火火，而他们裹足不前的时候，他们反过来又羡慕我、忌妒我。一边不耻于某个东西，尽情地骂它，一边又想得到它，这样的把戏我见得多了。”
“是啊，”侍郎无无奈地承认，“我他妈也希望弄点糊弄人的玩意，混上个教授。我是动个这样的心思，可我毕竟只是想，没有真拉下脸来做。想的罪比总比做还轻些吧？”
“半斤八两，”包基穆抓住了机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能拒绝好事？”
“混蛋，你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弟子的？”侍郎再次生起气来。
包基穆立刻打消了想说服、进而批驳侍郎的想法。他很担心被鬼缠上。他听说过侍郎被气死的事。如果说团结大学那些活的教授，他跟谁都能较量一番的话，那么对鬼，他自认为还是处于弱势的。
“天天听人家叫你先生，横竖把自己当教授、博导，你心里还是有点发虚，不那么理直气壮吧？”侍郎问。
“那是那是，这可能是命中注定，”包基穆说，“我天生底气不足。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上大学，做梦都没想到我会留校当教师，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成为教授。尤其我成为博导的那一天，我心里就跟碎了五味瓶似的，一方面兴奋得要命，脸都涨红了，一方面我又总感到，博导不是我这个样子。”
“你号称搞了一辈子经济学，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入经济学的门。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来，”侍郎说。
“求您了，别这么说，让我承认这个现实未免太残酷了。”
“那应该怎么说？”
“我这门学问，多少，多少，”包基穆说，“多少也是有些特色的，君不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
“放肆！”侍郎又生气了，“这句话在你们这儿是谬论。你那玩意也能代表民族？你太糟蹋我们这个民族了。”
“您非要这么较真儿的话，团结大学就没什么真学问了，”包基穆有些委屈地说。
“你多次放话，说你搞那玩意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你知道为什么？”
“特色啊，难道不是？”包基穆试探着说。
“无耻！”侍郎说，“全世界就你一人研究这玩意，你不领先谁领先？”
“请教侍郎兄，你如此羞辱于我，就是因为你评教授，我没投你一票吗？”
“我的确得到情报，反对我评教授的人中，你是最起劲的一个，”侍郎说。
“侍郎兄，你是因为科研成果不够。”
“放屁！”侍郎说，“科研成果没够评上教授的多了。”
“那是否，您的外语不过关？”
“外语？团结大学有几个教授外语过关？你当了这么多年博导，会说几句洋文？”
“我们，那时候评教授不兴考外语的，”包基穆说，“你肯定是有点什么硬件不够。这几年评教授的很容易啊，有条件都能上的。”
“你他妈哄鬼！”侍郎说，“什么硬件？你们不投我的票，就是因为我没有拜到你们的码头上，没有在你们面前装孙子，没有搭着你们做那些狗屁学问！”
包基穆一看这几招仍然制不住侍郎，不禁筛糠般发抖，“侍郎贤弟，这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我只有一票，你们去找他们吧，找他们吧！我这人向来都是不愿意得罪人的。”
“我正是被你们气死的，”侍郎说，“如果你活够了，我这就带你到极乐世界。”
“不，不，老弟，我还没有活够，”包基穆说。他看着窗台那个若隐若现的人，吓得不敢动弹，嗫嚅着说：“您真的很神奇！”
“我问你，”侍郎说，“我要是活过来，再评教授，你给不给我投票？”
“投，一定投！”包基穆说。“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虽说你没什么人格，可还是请你记住你的承诺啊，不然我天天晚上来找你聊天！”侍郎说完，消失了。
包基穆动了一下腿，觉得重新有了力气。他立刻跑出书房，去找他老伴儿壮胆去了。
侍郎从包基穆家里飘出来，在夜空中感到了几份落寞。他看到在包基穆家楼上，最亮的一个窗户里，住在本校的学术领袖、终身学科带头人、特级博导孙有邻老先生，决定拜访一下他。想当年，侍郎刚进校的时候，他就是教授了。最近二十多年来，他在国内团结学方面始终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国内大学相关系的一些系主任，也大都是他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因此他就是学术场中的常青树，团结学领域的活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