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更复杂、更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血案不断上演。1964年4月24日，达拉斯一名记者遇难身亡。这名记者于当晚在隆格—比奇警察分局附近的公寓里遭到两名警察的枪击，他当时是无数等着报道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最新消息的记者之一。
两名警察杀了一个记者，这像极了美国大片中的故事情节，就连事后两名警察的口供都十分像演戏。他们给出的供词是：当时他俩正在打赌看谁拔枪最快，而恰巧忘了关上保险，结果枪走火了，而那时枪口正好对准了记者。
显然，某个背后势力极不希望某些事情为人所知，而这个记者又恰恰是知道了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就在肯尼迪遇刺的第三天，若干人在鲁比的住处开了一个会议，此时鲁比已经被关进监狱。这些人中包括两名记者，其中一个就是死在警察枪下的这位。当然，这两名记者完全是想获得什么爆料才去参加会议的，而不是为了参与到他们的讨论当中。然而，还是有人觉得这两个记者知道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们两人便先后死于非命。
这样的案件的确让人头疼，沃伦委员会的调查几乎成了一团乱麻，怎么理都理不开。死的人越来越多，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越来越少，派出去2000多名特工，查询了500多个证人，结果却收获甚微。更要命的是，这些证人正在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死去。
有一个证人曾经目睹警察蒂皮特遇害，他叫雷诺兹，经营着一个出售旧汽车的商店。当蒂皮特遇难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一切，而且还跟踪凶手追了一个街区。
他在作证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说，凶手绝对不是奥斯瓦尔德。雷诺兹怎么都没有料到，当了一次证人就为自己惹上了一身的麻烦。几天后，有个陌生人闯进了雷诺兹的店铺，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幸运的是，他并没死。在几天之后，警方抓捕了一个嫌疑犯。据说，这名嫌疑犯曾经酒气熏天地说雷诺兹的死纯属活该，再加上有人看到他曾经到过案发现场。这些都不得不让警察疑心，于是便把他抓了起来。但是这名嫌疑犯却有不在场证人——舞女穆尼说雷诺兹死的时候嫌疑犯和她在一起。穆尼不是普通的舞女，而是鲁比夜总会中的花旦。
穆尼的证词足以让嫌疑犯获释，但是她却被冠以“破坏夜间安宁”的罪名被警察抓了起来。更为离奇的是，穆尼被捕的第二天就被狱警发现死于牢中，而且是悬梁自尽。这太滑稽了，警察们觉得自己被玩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自杀？谁也想不透。
再说说雷诺兹，他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侥幸保全了性命，但是生活却变得一团糟。他得应付时刻到来的威胁，还要保护好家人不受伤害，出门也要一再谨慎。雷诺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保证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滋味？忍无可忍的雷诺兹终于决定编个谎言给警察听，于是，他在又一次的提审中说凶手就是奥斯瓦尔德。这一招果然奏效，只此一次，就再也没人骚扰过雷诺兹。
就在调查最为紧密的这段时间，仿佛地狱之门被打开了一般，不断有死亡发生。
在雷诺兹中枪两个月后，又有一名普通的油漆匠被杀——凶手极其残忍，直接割断了他的喉咙。据被害者的密友说，他生前似乎知道一些关于肯尼迪遇刺的秘密，因而过得小心翼翼，但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大难。
还有一位叫威廉·韦利的出租车司机，他在庭讯时也称奥斯瓦尔德不可能是凶手。根据韦利的证词，当肯尼迪遇害的时候，奥斯瓦尔德正坐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如此一来他又怎么可能去行凶杀人？而且，韦利直接把车从教科书仓库附近开到了贝克利街，奥斯瓦尔德根本不可能去杀害警察蒂皮特。韦利的证词激怒了沃伦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一直在竭力让奥斯瓦尔德变成凶手，然后快点了结这该死的事情，可偏偏不断有人出来推翻他们的论证。
韦利既然那么忠实于自己的证词，那么他也不会活得太久。死亡，变成了那段时间最频繁上演的剧目。1965年12月18日，韦利在开车时发生车祸，他的出租车被一辆大货车迎面撞上，他本人当场死亡。
这样的死亡并没有让事情结束，而是引发更多的血腥。人们好像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思维：在总统遇刺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有意外死亡事件，那么它一定跟总统遇刺有关；只要在作证时说凶手另有其人的就一定会在不久后死于非命。这样的思维果然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它的准确性。
接下来死亡的这个人是个女记者，她是唯一一个正儿八经采访过鲁比的记者，在新闻界颇具名气。但是，采访完鲁比后不久，她在家中离奇死亡，死亡原因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负责检查的医生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他们从死者身体里检测出的安眠药量根本不足以让人死亡，但是官方却用安眠药过量来堵住外边的嘴。
下一个死者死于1966年8月，名叫鲍尔斯，是运输公司的员工。他在达拉斯附近的公路上行驶时，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公路一侧，人车俱毁。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人们还是那个逻辑，他一定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成了阴谋家的政治工具。
关于这个鲍尔斯，他知道的东西还真是挺多的，他几乎看到了子弹飞出的位置。1963年11月22日，鲍尔斯正在调度塔上工作，由于调度塔在14米的高度，他可以在上面看到整个迪利—普拉扎区。当总统车队经过那里的时候，他刚好能够看到。不过，由于角度问题，在枪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好看不到肯尼迪所乘坐的那辆轿车，只能看到后边的整个车队。但毋庸置疑，这个证人成了若干目击者中的重点查询对象，鲍尔斯为警方提供了绝对可靠和珍贵的证词。
在谋杀发生前20分钟，原本为警车停车场的地方开进了3辆非警车，而且车号还不是得克萨斯的。鲍尔斯感到十分奇怪，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区域应该是属于高度警戒的，警察怎么会如此大意让3辆外地汽车驶了进来？
据鲍尔斯所言，3辆汽车是先后驶入停车场的。第一辆汽车是1959年生产的老式带篷车，它在停车场转了好几圈，似乎是在打探什么。紧接着，第二辆车驶入停车场，这是一辆1957年生产的黑色福特，转了一圈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不要奇怪鲍尔斯为什么会对这些车辆这么熟悉，对一个运输公司的员工来说，对车的熟悉应该是基本技能。鲍尔斯随手把自己看到的情形记录了下来，因为这些车辆都太可疑了。几分钟后，最后一辆汽车驶入，那是一辆雪弗莱。这辆车在停车场内转了一会儿后又开了出去，停在了教科书仓库楼的下面。在3辆车各就各位后的几分钟，总统的车队就到达了这个地方。鲍尔斯清楚地看到了有两个人在离总统轿车不远的地方看着车队的一举一动，如同监视一般。凡是在场等候总统车队的人，不是穿着警服，就是鲍尔斯认识的人，这两个陌生人的出现让鲍尔斯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头。还没等鲍尔斯反应过来，枪声骤然响起，与此同时，鲍尔斯看到那两名陌生人身边闪过一道亮光。他不知道那道亮光表示什么，但是却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个凶兆。
在枪响之后，鲍尔斯看到很多警察冲向了附近的小丘，他们怀疑子弹是从那里射出的。而离小丘最近的就是那个停车场和一条铁路，杀手很可能埋伏在那里。正当警察冲向停车场的时候，鲍尔斯看了眼那两个陌生人，他们的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这并不能代表什么。除了鲍尔斯之外，还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了有个人在事发前站在铁路边上，事发后便转身不见了。这些证词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不是从教科书大楼射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凶手也就不可能是奥斯瓦尔德。
当所有官方证据都试图将凶手定位在奥斯瓦尔德身上的时候，鲍尔斯却不识时务地强调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这自然让沃伦委员会的委员们感到难堪，这样的证人最好永远不要出现。于是，鲍尔斯的车祸如约而至。
死亡仍然在继续着，接下来两位私家侦探所的老板在1964年相继遇难。这个私人侦探所是古巴流亡组织的活动中心，奥斯瓦尔德搬进教科书大楼并且在六楼制造“烟雾”的命令都是从这里获得。显然，他们的非正常死亡也都跟这场政治阴谋脱不了干系。
幕后真凶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人死得越多，这案子就越是难办。沃伦委员会越是强调奥斯瓦尔德是本案唯一的凶手，就越是让美国民众怀疑。凶手到底是某个人，还是某个组织，案件疑云重重，真相越发难辨。
四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
一场仅仅用了几十秒就完成的刺杀行动，调查起来却如此费力，而且接二连三有人成了肯尼迪的陪葬。这场案件拖累了太多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无辜者，不过是看到了一些事实，说出了亲眼所见就赔上了性命。
时间转瞬即逝，若干年后，一位名叫乔治·兰格兰的英国老间谍对这次刺杀做了一个“弹程分析”。根据他的分析，在该次刺杀中起码有3个人开过枪，但这3个人中并不包括奥斯瓦尔德，他完全是颗被人随便摆弄的棋子，就连那个来自意大利的步枪枪袋也是别人偷偷转移到他的公寓的。
真正开枪的3个凶手拥有一流的射击技术，而且都受过专业的培训。第一颗子弹直接穿过了肯尼迪的咽喉，第二颗子弹却射在了康纳利州长的身上，第三颗子弹擦过总统的头皮，第四颗子弹打通了总统的太阳穴。在这几颗子弹中，第一颗子弹和最后一颗致命的子弹出自同一个人，第二颗子弹来自教科书大楼，第三颗子弹则是来自不远处的那个小丘。
这些子弹都不是专业子弹，而是用银铅合金做成的，并没有专业子弹的那层铜壳。从子弹上很难断定凶手使用的是什么种类的枪支，不过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一支卡宾枪和两支毛瑟步枪。
武器种类的推测又让奥斯瓦尔德的嫌疑小了一点，尽管这个时候可怜的奥斯瓦尔德已经死了很久。在此后不久，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对奥斯瓦尔德生前留下的影像做了分析，结果是：一个杀人犯不可能有这样冷静的行为。结果是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不管人们能不能为这个年轻人平反，他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无法复活。
乔治·兰格兰在分析中称，如果奥斯瓦尔德没有被枪杀，他一定会在不久后洗脱罪名。
既然一切证据都证明了奥斯瓦尔德的清白，那么警察蒂皮特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案件越来越有趣了，一个类似连环杀人案的阴谋正在一步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