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号城堡战俘营里，戴高乐结识了其他一些逃跑未遂的勇敢人物，其中有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撰文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着作出版商；卡鲁特少校，他在1940年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最早响应了戴高乐将军对全体法国国民的号召。在9号城堡战俘营里还关押了200多名军官，有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在俄国军官中有一个名叫图哈切夫斯基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成功逃出了战俘营回到了祖国，并在多年后成了苏联红军元帅。
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会让人沮丧，不过戴高乐非但没有如此，反而斗志昂扬，自告奋勇地给狱友们讲授战略学，在讲课中他高度赞扬了坦克的出现在军事史上的决定性意义。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了他的第一部着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关于在狱中的表现，戴高乐的狱友雷米·鲁尔感慨道：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身上，有着法国人的沉着、理智和自我克制的优点。
非人的囚犯生活磨炼了戴高乐坚强的意志，他在日记里写道：“战争会让人感到害怕和屈辱，但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心灵。恐惧早晚会被忘掉，人人都将高声赞扬那些保卫祖国、保卫家园、扞卫和平的勇士！”
1918年11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戴高乐重新获得了自由。
三政途路上不孤单
戴高乐从战俘营获释后，回到了卢瓦尔河别墅，和在那里等待他两年多的家人团聚了。然而，家庭生活的欢乐和舒适并不足以补偿那失去的良机，戴高乐虽胸前佩戴着象征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但眼里仍旧透露着些许沉重，因为他要的远不止这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又组织了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戴高乐应招前去华沙同苏联红军作战，他在那里参加了一次战斗，就被波兰军事学院聘为教官，负责教授战术学。他和以往一样认真从事教学工作，但却完全摆脱了他在国内所受到的种种束缚，享受着“华沙的自由生活”。
在那里，丰厚的军官酬金让他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出入高级餐厅，并涉足波兰社交界的第一流沙龙，还曾与一位伯爵夫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并为了这个体态娇小、性情活泼的美人与一名波兰军官争风吃醋，进行过决斗。
1920年10月，波兰前线战事结束，戴高乐回巴黎度假。
他没有料到，这次度假让他邂逅了自己一生的伴侣伊冯娜。
丹坎夫人是戴高乐夫妇的媒人，她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也是上流社会穿针引线的“红娘”。她与戴高乐在孩提时代就认识，并一直与戴高乐相好。后来她搬到加来，结识了当地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普一家。丹坎夫人为旺德普家的女儿伊冯娜曾介绍过一个将军的儿子，但因为这位青年是军官，伊冯娜不愿意嫁给军人，所以婚事便不了了之。戴高乐回国后，丹坎夫人见他一表人才，讨人喜欢，没准能改变伊冯娜对军人求婚者的态度进而缔结良缘，于是，她向旺德普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夫人的好奇心。
在丹坎夫人和旺德普夫人的精心安排下，戴高乐和伊冯娜在一家餐馆“巧遇”了。丹坎夫人为他们做了介绍。过了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在“清秋沙龙”展出的罗斯丹的画像，赞叹画上人物的惟妙惟肖。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抓住机会炫耀了一番，显示他熟谙罗斯丹的诗作。戴高乐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这位诗人的诗句，伊冯娜听得十分入迷。伊冯娜回家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向母亲倾吐了她对这位青年军官的好感。她觉得戴高乐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不但知识渊博，还很有绅士风度。
这次会面以后，旺德普家邀请戴高乐赴茶会。戴高乐上尉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两膝上。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再放一个茶杯的时候，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水洒到了伊冯娜的衣服上。但是，伊冯娜已经坠入了情网，对于这些小事已经不会放在心上，她微笑着替戴高乐解了围。一周后，这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那天，巴黎工艺学院正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会。在舞会上，戴高乐向伊冯娜求婚，她同意了。1921年4月7日，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戴高戴高乐与他一生的伴侣伊冯娜。
乐和伊冯娜举行了婚礼。
戴高乐和伊冯娜相濡以沫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无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时代，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他们始终相亲相爱，同舟共济。
伊冯娜性格文雅，举止大方，待人温厚，对戴高乐的事业非常支持。人人都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又是一位典型的军官夫人，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威望。
伊冯娜不喜欢官场生活，对她来说爱丽舍宫是不得不套上的“枷锁”。尽管如此，她并不逃避爱丽舍宫主妇应尽的职责。她只做她分内的事，从不逾越。她在家里制定规矩，并言传身教，从来不是那种爱发号施令的总统夫人。
在国事方面，伊冯娜很少参与。她对公众的好奇心和摄影记者的冒昧行动很不习惯，在外国元首来访的时候，她总是尽量避免陪伴他们的夫人，转而让总理夫人陪同。
戴高乐一家十分谨慎，他们要求自己的家人必须具备谦逊和无私的美德。
戴高乐入住爱丽舍宫后，伊冯娜叮嘱礼宾他们不经她的许可，不能邀请她的任何亲属进宫。如果有亲属要见戴高乐将军，他们必须事先提出要求。
伊冯娜十分关心戴高乐的事业。她和戴高乐相亲相爱，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他们总是并肩站在一起，同甘共苦。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越是环境艰难，对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越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戴高乐确实是幸运的，在那不带任何温情，甚至可以说是凶险嗜血的政途路上，他不是孤身一人，能有这样一个贤内助恐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
四在保守中被埋没
在与伊冯娜缔结良缘之后，戴高乐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的职务，回到法国。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被调去圣西尔军事学校担任军事副教授。
这时的戴高乐已经31岁了，在军事生涯中也没有什么显着的成就。像他这个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拿破仑也当了好几年的将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什已经有4年大元帅的历史可以回顾了。而此时，戴高乐仍是上尉军衔。戴高乐唯有感叹能让他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太少了，不过他决心在现有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在军事科学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戴高乐性格刚强、办事认真，但他性格倔强，因此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并不融洽。不过，很快戴高乐的演说才能在军校中有了用武之地，初露锋芒的他在学校里拥有了众多的听众。作为一名导师，在讲战史和战术的时候，他的幽默健谈、知识渊博使他的讲话极具说服力。此外，他还善于模仿，讲课时声情并茂，时常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
军校教官生活虽然安逸而有趣，还颇有些成就感，但戴高乐想要的不是这些，他认为他有更多的东西要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决定再当一次学生。
1922年11月戴高乐考入了法国军事学院。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埋头于新军事学的研究，认真总结一战中的经验教训，并形这些看法和军事学院的院长穆瓦朗上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穆瓦朗上校的战术思想是形式主义的，他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制定最详细的作战计划，并不管任何情况都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戴高乐却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还自认为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的代价惨重。然而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的天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将战争推向运动化。
1924年6月17日，戴高乐在一次演习中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以闪电式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次演习中，他运用自己的理论彻底推翻了穆瓦朗的消极防御理论。让院长更为难堪的是，戴高乐拒绝回答穆瓦朗上校提出的任何问题，而是让一个战术演习中的下属来回答。这种傲慢的举动激怒了穆瓦朗，也让全校师生大为震惊。
这次演习之后，戴高乐名扬全校，但也引发了一场针对他结业成绩的辩论。评委会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拥有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但是多数委员认为他难以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甚至不愿意和别人商讨问题。因此，大多数委员坚决表示最多能给戴高乐评一个三等，最后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给委员们反复做工作，才给戴高乐评了一个二等。
戴高乐听到这个消息暴跳如雷。因为这次评定对学员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戴高乐的成绩是一等，他就会被调到自己向往已久的总参谋部作战计划局，把他研究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最后他被派送到了运输供应局工作。戴高乐认为，这是对他那不受欢迎的独立精神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
法国军事学院的评判虽然伤害了戴高乐的自尊心，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发愤图强。在美因兹军区后勤部，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的军情和国情，同时，他也有机会根据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就创建机动装甲部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从离开军事学院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戴高乐一直利用闲暇时间核对和改写他在狱中记下的笔记，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着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终于在1924年出版了。这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着作。在这本书中，戴高乐通过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体验，对德国国情、军情和民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戴高乐上尉的声誉。
1925年10月，贝当元帅下令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时贝当已经是最高军事委员会议副主席和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他急需一些年轻有为的军官辅佐他。成为元帅幕僚的戴高乐来到总部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根据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尽管这是给静止防御的理论寻找依据，和自己所主张的运动战原理大相径庭，但他还是迅速而出色地完成了这篇报告。贝当元帅对戴高乐上尉的工作很满意，他认为法国军事学院对戴高乐的结业评定是不公正的，是该给他平反的时候了。在贝当元帅的命令下，法国军事学院组织了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贝当主持。
一个小小的上尉，竟然应邀回校讲学是前所未闻的。戴高乐还选择了领袖人物的品格作为讲座的主题，这简直是蓄意污辱。1927年4月7日，戴高乐的演讲犹如一颗炸弹在法国军事学校轰然爆炸了。他在讲完第一讲《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之后，在场的很多人感到愤慨，他们都在猜测戴高乐所精心描绘的，那些具备各种各样美德的领袖究竟是指谁。第二讲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有些指桑骂槐的意味，引得很多领导怒不可遏。第三讲《威望》则让不少人出现了厌烦的表情。尽管此次演讲的内容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甚至还引来了一些人的愤怒，但却让戴高乐出尽了风头。
1927年，戴高乐晋升为少校，奉命指挥第19步兵营，驻防德国莱茵河地区的特黑尔。按惯例，这种精锐部队的营长只有当过轻步兵的优秀军官才能担任，步兵总监马泰将军为了培养戴高乐违背了这一传统，他认为戴高乐就是未来的大元帅。
戴高乐在莱茵区按规定供职两年期满后，于1929年底调往驻扎在近东的部队。1931年，戴高乐从近东调回法国，在贝当元帅主持的最高国防常设委员里担任秘书一职。他接受的第一桩差事就是与伊冯少校合作，撰写《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此后，他又受命就战时动员和组织国家人力与物力问题作一研究。
戴高乐一直在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他坚持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对于自己的见解，他不顾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敌意，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但此时的法国已经陷入了厌倦、消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中，政权极不稳定。
为了唤起法国公众的国防意识，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戴高乐和几个朋友主张写一篇爆炸性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一篇名为《建立职业军》的文章发表在了《政治与议会评论》上，文章分析了法国在战争中的优势和劣势，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由10万人组成的机械化装甲职业军。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3个多月了。戴高乐和他的知己们对这篇文章寄予了厚望，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文章除了使军界统治阶层大为恼火外，影响微乎其微。
6年之后，德国军队进攻法国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法国最高统帅部贝当、魏刚等高级将领年事已高，思想比较保守僵化，身边又没有干练的辅佐之材，并没有采纳戴高乐的建议。20多年前，贝当是一个拥有独立的性格，比较能接受新思想，并敢于提出新建议的人，然而1934年的贝当已经78岁了，尽管身体还很健康，但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注意力很难集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减弱了。
当年的贝当是戴高乐心目中的英雄，而此时，他已经成了法兰西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贝当在担任陆军部长期间，在提高法军抗击德军的能力方面毫无作为，而此时德国却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准备大举进攻法国。本来贝当确实想让戴高乐充任自己的幕僚，但由于身边人的阻拦，而改变了主意。戴高乐无权无势，只能不停游说。
1934年6月，戴高乐结识了两位政治家，一个叫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个叫保罗·雷诺。帕莱夫斯基后来成了忠实的戴高乐派元老，而雷诺成了坚定为戴高乐主张辩护的一位议员。就在戴高乐认识雷诺的时候，国民议会正就防务问题进行辩论，虽然爱德华·达拉第政府已经在骚乱中倒台，但达拉第本人依然左右了这次辩论。达拉第看起来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对担任陆军部长一职很有兴趣，但他却把精力放在执行一项软弱的绥靖政策上，主张防御性战略，鼓吹构筑要塞工事，即马其诺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