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山水大自然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其新、奇、怪、特足以耸人耳目，其声光形色足以怡人心神，任何一个健康的“自然人”都能凭借其五官感受到这种形态美的魅力，何况才学游历均超常人的骚人墨客，他们自然更能领略到美与乐与生的玄妙对应。荀子已有“美意延年”（《荀子·致士》）之说，后世山水作家更是纵情歌颂山水大自然的亲和乐趣，如左思《招隐》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李清照《怨王孙》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其次，山水大自然有纯洁宁静的氛围美，对于目睹身历着社会上的尔虞我诈，特别是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而身心疲惫的那些士人来说，这无异是涤垢疗伤、恢复心理平衡的“灵丹妙药”，有助于他们振奋精神重新投入拯世济民的斗争。
二、得自由于山水
自由是伴随着文明进步与日俱增的人生基本欲求。山水文学所焕发的生命精神中，最具人格价值的是山水自由。中国古代三纲五常、国律、族规、家法犹如一条条束缚人的绳索，封建士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自由是可想而知的。魏晋风流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将庄子的“逍遥游”由理念妙想转化为人皆可为的人生实境。山水自由就成为历代俊杰不懈的追求，也成为历代山水文学的永恒主题。
（一）山水自由是自我宣泄的人身自由
封建士人内受忠君报国的传统鞭策，外受三纲五常的制约。山水自然之美，以一种超越功利、不事装饰的至美，对于人生理想处于封建专制压迫之下的知识分子而言，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仕途遇挫时，产生逃避社会思想的古代知识分子投身大自然后，把整个身心融入到自然美的境界中，忘却人间一切忧愁，从而领略到自然万物所赋予的美的享受。例如，汉魏六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文人雅士崇尚淡泊，礼佛养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陶渊明式的从容与超脱。
（二）山水自由是排除顾忌的思想自由
历代山水文学中，凡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杰作，大多数是志士仁人的愤世之作。在思想统治下挣扎的封建文人，大多吸取儒家与道家的影响，在如何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目标中，在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的现实人生中，他们最终找到了借景抒情，借以排遣烦忧的方式。比如，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改革，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相退居。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带来了特殊层面的涵意，表现他希冀明君圣主的热望和再召唤，实现新政措施带来的富国强兵目的。
（三）山水自由是返璞归真的精神自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归隐山林、投入个性化人生的过程中，士大夫们挣脱名利拘束，进入无拘无束、无物无我的精神境界，追求天人合一，满足其精神上和心理上高层次的追求。古代文人回归自然、悠然自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生活态度，更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可以为今日社会流行的旅游文化或旅游经济，甚至休闲文化和假日经济的建设提供帮助，启示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生态审美的角度，去亲近大自然，发现和审视大自然的美。
（四）山水自由是独立发展的个性自由
“诗意栖居”这句荷尔德林的名言在海德格尔的阐述以后广为流传，成为人类个性完美发展的向往，人类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在我国，山水自由显示了古代士人的一种独特处事方式：在意念中，把山水视为独立的净地乐土，人与自然之间超越了物我两分的相对状态。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便是古代山水诗人诗意栖居的表现。历览千古文学，只有在醉吟山川时，山水自由才能作为封建文人唯一真实拥有的人生自由。李白曾在他的《独坐敬亭山》中这样写道：“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陶渊明归隐山林后也写出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佳句。这种启迪于自然山水的生命意识，导引文人热爱山水，寄情山水，逍遥山水，使自己活得更为坚韧与充满生趣，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由人生的憧憬。
三、古代山水文学作品的导游作用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拥有长城、古运河、敦煌石窟、曲阜孔林、北京故宫等人文景观；桂林山水、黄山奇景、三峡风光等天然景致。这些奇山丽水、名胜古迹，通过旅游文学作品的描写、介绍，其一景一物、一山一水，无不熔铸于作品的咫幅寸土之中。分布在我国众多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景区的名胜楹联、匾额题刻等是最常见也是极富导游意味的点景艺术，它们辅以风格各异的书法，点缀在奇山秀水、楼阁亭台之间，或状写眼前景，或抒发心底情，或探求“画外”境，或谈古论今，具有点化、美化和深化景点之功效，增添了游览地的诗情画意。
古代山水文学作品的导游作用表现如下：
首先，表现在游客对景点认识的归属上。比如旅游楹联具备楹联的共同特征，写成后通常是粘贴、镌刻或悬挂在壁间柱上，同时它又出现在旅游点上，其内容能对某一景区的全体或局部进行描写、概括，给旅游者以导游作用，给旅游者以思想教育、艺术熏陶。如桂林龙隐洞联：
龙从何处飞来？看秀峰对峙，漓水前横，终当际会风云，破浪不尝居此地；
隐是伊谁偕汝？喜旁倚月牙，下临象鼻，莫便奔腾湖海，幽栖聊为寄闲身。
本联用嵌字格，在联首将洞名“龙隐”二字嵌入，然后用问句提起，巧妙地将独秀峰、漓江、月牙山、象鼻山这几处比邻的名胜组织入联。上联在“龙”字上做文章，因为人们心目中“龙”总是乘风破浪的灵物。下联从“隐”字上下工夫，写出了龙的另一种精神：暂且以屈求伸。仅用56字，就勾画了一条蛰龙的精神风貌，既符合我们忍辱负重的民族特点，又使游人于恍惚间感觉到字里行间洋溢着飞动蓬勃之气，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其次，表现在对旅游资源的形象描绘上。旅游活动作为一种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衡量标准，是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体与结合点。山水文学所反映的内容，是一种活生生的、富感召力的旅游资源，往往是触景而生，融情于景，记实和抒情紧密相结合。作家们游踪广布，佳作迭出，他们以文学描写的笔法，详尽地记载游历或旅途见闻（包括游览历程、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有关的历史事实、民间传说等），极大地丰富了景观内涵，传播了旅游信息。山水文学在实感方面对自然景观的时序、方位、名称、色彩、气候、环境、游踪、旅趣等作全方面的表达；在抒情中融合自我感受、想象和幻想。前者富旅游色彩，具有导游、神游和介绍欣赏的作用；后者富有文学色彩，可使你浮想遐思，情绪奔放，获得优美的艺术感受。游客可以借助文学的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把作为资源的“景”和作为旅游者的“情”，以及客观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实现旅游与文学的统一，从而形成一种经人类“加工”的文学旅游资源，以提高观赏对象对游人的吸引功能。
第三，表现在对游客的导游、兴游作用上。旅游活动是捕捉美感的高级精神活动。美感的捕获又主要靠山水名胜的优美度，同时也要靠旅游文学对这些山水名胜的诗情画意描写。艺术加工后的山水文学使游客得到的美更趋原始性。例如山水诗亦凭藉其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魅力，远播四方的名人效应，推动了古今旅游的发展。它犹如高明的导游，善于引导游人选择最佳的视点、视角、视界，展开美的想象翅膀，透彻领略景点的氛围美、形色美与神韵美。以白居易的名诗《钱塘湖春行》为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这首诗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摄取镜头，以清丽的语言，把初春的西湖描绘得准确生动，由听觉到视觉，由仰视到俯视，由远而近地描绘出早莺鸣叫、新燕衔泥、乱花迷眼、浅草没蹄的早春景色，犹如一组移步换形的风景画，流露出诗人在“行”中观赏的欢愉喜悦心情。全诗以游踪为线索，行文走笔，自然洒脱，描绘出一幅景色鲜明的春游图，并在行、停、望、思中蕴含着诗人特有的审美视觉和审美情趣，俨然一篇个性鲜明、雅俗共赏的导游词。
碑刻在森林旅游中的文化解读
碑刻在我国森林旅游中是常见的一种旅游资源，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名山大川与古刹寺庙遍布碑刻，碑刻是文章书法与镌刻的综合性艺术，也是旅游中一道亮丽的景观。
一、碑的起源与发展
碑的结构
《说文》提到：“碑，竖石也，从石，卑声。”最早出现于周代。在古代，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门前的用来标记日影及拴马匹的石柱称为碑。后来，在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竖立石桩——碑，并凿上孔，作为行葬时使用的一种工具。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在立于墓旁的石碑上面镌刻上纪念或说明文字，为死者歌功颂德，就出现当今意义上的墓碑。
古代在石上刻字，有悠久的历史，统称“碑刻”。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刻石纪功，当时称“刻石”，并不称为“碑”。据近人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记载，“刻文于碑”肇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碑遂为刻辞而设。最初之碑，有穿有量。汉碑中碑额下凿的一个圆孔，直径在10厘米以上，称为“穿”。题额刻于穿上量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量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
石碑最早的作用只是为了安葬的方便，便于棺木入土，所以最早的石碑上方有一个圆圆的洞，称为“碑穿”，就是穿绳引木用的。所以，当棺木入土后，这块石头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碑身刻字从东汉以后普及。碑的正面谓“阳”，用于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用于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亦用以刻题名。也有碑阳、碑阴均刻碑文的，有的碑文过长，从碑阳至碑侧、碑阴旋转而刻的。碑首称“额”，为标题，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chī）、蟠龙等。汉代以后，称长形刻石为“碑”，称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刻石为“碣”。
二、碑的形式
刘怀民墓志
1墓志。是埋在墓内的墓碑，
上面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东汉末期，曹操严禁立碑。晋武帝时曾发布诏书：“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因此，人们为祭悼亡者，出现了墓志。目前知道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刘怀民墓志为最早。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也属墓志范围。
2石经。将儒家经典刻在石上以传世，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史称《熹平石经》。其他较著名的有《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等。至今，唐《开成石经》存西安，清十三经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
3摩崖石刻。指刻有文字的山崖、石壁等天然石。据清叶昌炽考证，远在商、周时代已有摩崖出现。汉以后出现著名的摩崖有《昆弟六人造冢地记》、《石门颂》、《通阁道记》、《西狭颂》、《析里桥秚阁颂》、《杨淮表记》等。现存石刻佛经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其中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著名。
4经幢。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一般为八楞柱状，也有六楞、四楞或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盖大于柱径，上刻有垂幔、图案等；柱身刻经文和佛像等。经幢形制甚多，名称也多，如称“石柱”、“八楞碑”、“八佛头”、“宝幢”、“花幢”等。“幢”字亦有作“憧”等。经幢高者逾寻丈，小者不过径尺。经幢上文字一般为楷书，隶书、篆书甚为难得。
5其他。除上述类别还有画像石墓、题咏题名等类石刻。
三、碑文书体的变化
碑作为一个历史的载体，记录了汉以后文字演变的历史及文字的书法艺术，成为研究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石鼓文是目前最早的石刻文字，字体介于大篆小篆之间，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向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过渡。
秦时，小篆体成为全国统一的文字，以峄山、泰山、琅琊山刻石为代表。
泰山刻石
西汉继承秦代书法，但逐渐变篆为隶，隶书成为汉代碑文的主体。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隶书处于演变阶段，此时隶书尚无撇捺，如《扬量买山地记》、《穋孝禹碑》等。东汉顺帝以后的隶书，方才彻底脱尽西汉篆书的笔划，为汉隶鼎盛之期。其书法上承秦篆，下启魏晋隋唐正楷。汉隶书法笔画刚健又不失阴柔，方劲沉着、古朴厚重。至东汉末年，已走向平板刻画，失去汉隶之神韵。《谷朗碑》、《司马芳残碑》等为半隶半楷之字体，是由隶书演变为楷书的开始。
西晋始，隶书更为平板刻画。东晋南迁，书法由隶变楷渐多，达到高峰。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等。此时，书法名家王羲之、王献之等多为楷与行草。
南北朝时期，行楷成熟。如《爨龙颜碑》是楷书石刻的最早作品，而梁代《肖颋碑》为书法家贝义渊书，是成熟的楷书。
隋代《龙藏寺碑》、《曹植碑》及《苏孝慈》、《董美人》等墓志的碑文融南北为一体，开唐书之先导。唐朝的书法达到空前的高峰，真、草、隶、篆四体具备，欧、柳、颜、褚各领风骚，书法艺术臻于完善。唐代碑刻众多，成为后世摹练书法的范本。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皇甫诞碑》、《九成宫碑》，褚遂良《伊阙佛龛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碑。
唐以后，书体变化不大，碑刻的考据价值低于前代，宋以后帖学发展，形成新的门类。著名的西安碑林就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为保存唐代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等历代碑刻而兴建的。西安碑林收藏的唐代名碑中较著名的有：僧怀仁集王羲之书而刻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欧阳询书《皇甫诞碑》，褚遂良书《同册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史维则书《大智禅师碑》，李阳冰书《三坟记碑》等。
四、碑刻的旅游价值
碑刻是古代记事、铭记、造像、装饰建筑物等的物凭，它们记录了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艺术、民族往来、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挖掘古代碑刻中风物传说、名人故事等人文历史资源，可以扩大旅游者历史、地理、书法艺术、生活等方面的知识；还可以极大地充实当地的旅游资源，形成地方旅游特色，提升旅游品牌。在中国，具有旅游价值的碑刻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古代文人墨客在旅游途径中，留下的大量诗文碑刻。它们有感于山川地貌的神奇以及风土人情的异趣，写下许多著名的诗文、游记，并书刻于石碑、摩崖上，或题名于寺塔以记游踪。据说，这种游踪题名的习惯可能与唐代的“雁塔题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