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那一部分要回来。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是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在瑞典历史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当时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的平台，这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世纪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富分化。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改革的重点所在，而且直到现在这两点还是北欧模式的典型特征。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年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一开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甘心为人民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给小孩的补贴，每个家庭都有份；医疗保险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等。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若干原来由资本家控制的职能。而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目前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如果要理解他们这套体制，举个例子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社民党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回过头来看，瑞典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体制对财富积累也是有益的。
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凡是应得的各项福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有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院。
瑞典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院，斯德哥尔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公共保险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国突出的表现是在瑞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仅是部长和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很轻，犯罪率却很低。瑞典早已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这样轻的刑罚维持这样好的社会秩序，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办事，做到不纵不枉。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个叫作国家监狱与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监狱并致力于对已判刑关押的罪犯实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训，另一个叫作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这是由国会各政党与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推动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犯罪的预防工作。
有人认为福利制度容易养懒汉，瑞典经验也有力地批驳了这一说法，我们可以看看就业率、劳工参与率这些反映一国民众是否懒惰的主要指标。
先看非生产性的“局外人口”情况，当前瑞典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占国民总数的比重为49％，而德国的指标为60％。德国人以勤奋著称于世，妇女也大多数参加工作，两国人口结构情况近似，但是德国的这项指标都要比瑞典低了10个点，别的国家就不用比了，而且德国也是个高福利国家。
北欧国家的高就业率是公认的。这些国家一般情况下失业率在2%~3%的窄幅范围内波动，近乎完全就业，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失业率的常规水平，这也说明了北欧人并不懒。
劳工参与率是指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实际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民众的工作热情。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多年来均高过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的美国，美国的参与率一般保持在80%~82%之间，北欧国家参与率最高的冰岛高达90％的水平，最低的芬兰一般为84％。
北欧的妇女享受的福利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福利，就算不工作都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美国的妇女劳工参与率近年来基本为75％，而冰岛的数据是86％，北欧最低的挪威也高过80％。由此可见北欧福利国家的妇女不仅不懒惰，而且非常勤劳。
以上数据都不支持福利保障容易养懒汉的荒唐之说。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风尚更是如此，这个地区的人们普遍以诚实劳动为荣，鄙夷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甚至连投机取巧者在这些国家都无法立足。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一般人，尤其是本土的白人尽量不依赖于救济性的福利津贴苟活，觉得不光彩、有失尊严，这也是人之常情。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还在于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换言之，投机取巧、偷盗、贪污腐败反而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缺乏福利、民众生存得不到保障的国家。
合作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
合作主义是北欧和德国等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地实现了阶层和谐与社会和谐，这些国家也因此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水平。
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其实都有理论基础或是文化基础，北欧的高福利社会也是这样，他们的基础就是“合作主义”，这种文化并非来自于历史，而是来自于近代的阶级斗争，而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并非总是到古代去寻觅传统，而更应该注重近代的积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时代，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为国家积累了良好的传统。
合作主义，这个名词，中国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对于合作主义的产物，中国人肯定不陌生。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现在中国农村非常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生产、种植合作社都是合作主义的产物。而前些年中国流行的合作建房等也带有合作主义的成分。
合作主义有两大分支，一种是阶层内部的合作，比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合作建房等，另外一种是劳资合作，劳资合作主要是工会参与企业管理。这两点在北欧都非常重要。目前农业合作社和住房合作社仍然在北欧和德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工会的力量很大，但是这种强大也是有区别的。比如美国的工会仅限于为工人争取福利，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则全然不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是全面参与企业管理的，而且这也是有制度保障的，因此德国和北欧都被称为合作主义国家。
德国和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与美国模式完全不同，美国模式是在公司董事会内部设立监事会，公司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制定，而监事会只负责审计、薪酬等少量事务。而德国、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则是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监事会再任命董事会，董事会是监事会的下属单位，监事会有很大的决策权。特别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和批准某些特别交易的权力，监事会实际上几乎控制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权不仅包括财务监督权，也包括业务监督权。
德国的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是资本和劳动者共同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模式，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而且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这是因为根据德国法律，企业必须设立职工委员会，德国企业的职工通过参加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参与公司管理。北欧和德国都实行相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以一则新闻来进行佐证，比如沃尔沃在成都设立生产基地时的新闻表述为“2011年2月22日，瑞典沃尔沃公司监事会做出决定,成都成为吉利沃尔沃汽车项目在中国的首个生产基地”。从中可见监事会的权力所在。
而在国际上，合作主义曾经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是世界三大体系。其中可以这样理解，资本主义是资本所有者专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合作主义是资本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合作的模式。
我们熟知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合作主义的产物，“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休·约翰逊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威尔逊总统军事动员项目的负责人，由于在那一时期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以从大萧条中拯救国家经济的重任。
1933年6月，休·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国家复兴局局长。上台伊始，他就按照合作主义原则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拟定被认为是公平的法规，最后经总统签署颁布。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协定，即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
约翰逊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大约200万工人有了工作，并建立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
战后，1942年建立起福利国家基石的贝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的产物”，具体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的“社会契约”。例如，英国1974年、1976年的社会契约，挪威1976年的社会契约，瑞典1974年、1975-1976年的社会契约，等等。社会契约的主要内容为社会工资。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工资属于总劳动成本，而不属于“利润”，因此福利支出不会妨碍资本的积累，因此，社会契约是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工具。
事实上，合作主义这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劳资合作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系；合作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指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建设有机的国家共同体，反过来，这一共同体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
同时合作主义也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和制度基础。瑞典的社会平等，不仅体现了税收的“削高填低”，而且工会斗争使得企业内部工资差距也很小，这是两方面的作用。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了税收的作用，但对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则没有重视，而社会的贫富的分化更多是企业内部贫富分化的延伸，现在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与普通员工相差几十倍是正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