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了世界上现有的发展模式之后，我们将目光回转向中国。
要了解中国模式，我们要分清舆论和民意，政府和民众都生活在舆论之中，不能不受舆论影响，但舆论又不等于民意，民意是持久的，是不怎么变动的，而舆论则是善变的，今天和明天都不一样，舆论主要通过媒体来表现，而媒体舆论又来自于学术界，媒体和学术界的关系又是非常微妙的。
中国有所谓主流学术界的说法，其实所谓主流并不是人数最多的，更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而是迎合了媒体的，被媒体选择了的，并进而成了舆论的那部分，这些人也许虽少，但是由于媒体的存在，他们的影响极大，甚至覆盖了大部分舆论，媒体一炒作，渐渐都成了主流。主流就是这样形成的，归根到底不是民意的主流，而是舆论的主流。
中国就一直发生着这样舆论和民意的背离，在中国舆论界，特别是学术界，一直是一种思想具有主流，那就是哈耶克主义。当前中国这种低福利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被哈耶克主义所误导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清一色的哈耶克主义者。哈耶克主义是典型的“资本原教旨主义”。
中国现在是“富国”吗？
世界经验表明，“国富”才能民富，因为国家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国家越富，可以提供的公共产品就越多，民众也就越幸福，因为世界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了。
有人强调现在的中国是“国富民穷”，有人说中国现在“贫富分化”，那么当代的中国是两种现象并存，还是一种现象居主导？这个必须说清楚，因为问题的性质分不清楚，解决问题就无从谈起。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并不存在“国富民穷”，而只存在“贫富分化”一种现象。“国富民穷”的说法站不住脚。
“国富民穷”，“民穷”的确不假，但“国富”的说法却值得商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中国“国富”最常用的两个说法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和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其实这两个说法也完全站不住脚，中国虽然有着巨额外汇储备，但外汇储备与国家收入是两码事。而保管外汇储备的中央银行充当的只是“当铺保管员”的角色，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也不高，而且经常是赤字财政，另外还有大量的国债，“国富”的观点站不住脚。
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由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商投资，由于外币在中国不流通，外资进入中国时，先将外币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而外商撤资时再到央行将人民币换回外币，央行暂时替外国投资者保存外币。外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贸易盈余，即中国商人赚外国人的钱，这钱也要到央行换成人民币，这样央行也替本国企业保存外币，央行其实就是“典当行”，不过他们从事的不是普通的物品典当生意，而是专门“典当货币”，也就是顾客到央行将自己的外币典当成人民币，央行里的货币没有属于自己的，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客户。
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外商将自己本国的货币“典当”成人民币后，利用人民币进行工商业投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商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外商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比如他们刚刚进入中国时只有一千万元人民币的话，那么经过多年的经营，他们或许已经拥有了3000万或者5000万，甚至更多的财富。这时如果外资要从中国撤资，他们就将人民币换成外币，那么央行除了要付给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典当的外汇外，还要搭上很多外汇。因此央行针对外国投资者这个“典当生意”肯定是大亏的，即使现在央行也利用外汇买点美国国债，赚些利息，但这与外商在中国赚的钱比起来简直差得太多了。另外我们的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即使外商将钱带到中国后不进行任何投资，只靠人民币升值，他们也可以大赚一笔，这也是海外热钱进入中国投机的原因，也是中国外汇储备大增的原因。虽然央行做的是赔本买卖，但央行归国家所有，他要考虑的是全社会的整体效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毕竟适度引入外资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因此这个“赔本买卖”还必须做下去。
外汇与财政收入是两码事。典当行老板可以将顾客的汽车开出去跑几圈，但不能说这个汽车就属于典当行老板，仓管员也可以临时使用仓库里的东西，但拿到家里去不行。我们的央行也是一样，我国现在确实有很大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不能将他当财政收入使用，而只能买一些容易变现的资产，而且也只能拿出很小一部分进行投资。因为央行必须保证外商投资者和本国的外贸企业随时可以进行“赎当”，也就是央行只拥有外汇短期支配权，不拥有最终支配权。
根据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说中国多么富裕，就像对一个“典当行老板”和一个“仓库管理员”说你多么富有一样的无知和可笑。
中国政府财政也并不富裕。首先，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0％，很多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50％，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比例更高。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也高达35％。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地说美国，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跟美国人进行比较，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平均为18.2％，这是中国人引用最频繁的数据。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仅仅是美国的联邦税收，美国与中国不同，中国是中央强势、地方弱势，因为中央税收多、地方税收少，而美国截然相反，美国是联邦弱势、地方强势，因此美国的地方税收要高于联邦税收，两者相加，美国的综合税收是在30％以上的。如果美国不以较高税收比例作为保障，美国也不可能全世界到处驻军，也不可能维持国内民众的福利与补贴，尽管美国的各种社会保障比欧洲要差很多。
另外很多人喜欢拿中国的税收和美国的税收比，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我们看一个政府，不仅要看税收，还要看政府支出，如果一个政府支出很大，税收很低，那就会产生赤字，而这些赤字早晚要用税收来补上，那些宣传美国税收很低的人，其实从不说美国的财政支出，美国的税收目前确实不高，但美国的财政支出却不低。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为GDP的9％，2012年为GDP的7％，这些都要靠税收偿还，只有将这些都考虑进去，才能知道美国的真实税负水平。现在的美国财政赤字已经堆积如山，仅还利息就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
因此如果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判断，“国富”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
中国是负债的“穷政府”。其实我国的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也比较少，由于我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我国现在的国债水平已经占到了GDP的40％左右，而且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也比较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在这两年的基建大潮中都欠有大量的债务，这些都需要政府用财政收入进行偿还，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中国政府其实也是个负债政府，当然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政府的负债是比较低的。
另外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不同，在古代低税收是良政，在现代则不然，这是因为在古代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公共产品很少，税收大多是供养官僚，而现代社会税收大部分都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这是极大的区别，税收越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就越少，民众的生活是离不开公共物品的，比如基础设施就是最典型的公共物品。
国富，民也富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增，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比以前也有所上升，再加上各种民生难题层出不穷，民众生活艰难，一些人利用民众对外汇储备概念的模糊和对政府收支情况的不了解，趁机炒作“国富民穷”，但这种炒作其实就是欺骗，一旦将问题说清楚，这种欺骗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时寒冰主张“利益分析法”，其实只要用此法进行一下分析，就知道炒作“国富民穷”背后的受益者是谁。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建设保障型社会，建设保障型社会就需要征税，而征税最大的受损者就是先富群体，而他们炒作“国富民穷”其实就是为中国向先富群体征税设置理论障碍。
其实当面临困难时，最主流的民意就是“散伙”或“各顾各”，但这都没有好结果，越是困难越应该团结和互助。哈佛大学本杰明·弗里德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里曾经描述过一种情形，那就是经济越好时，人们表现得越有爱心，而经济越困难时，人们表现得越自私自利，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有时候只是民众的气话，或是牢骚，这也就是越是经济不好时，越容易出现反福利声音的原因所在。而此时团结起来，共渡难关才是正道，落实到具体政策上，那就是改善收入分配，重启经济增长模式，只要有政治家敢于这样做，民众就一定会拥护他，这才是真正的民意。而当前的中国其实也处于本杰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经济困难时的自私”状态，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而只是表象，其实中国的政治家们如果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中国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精英”？
“藏富于民”背后真正的问题是，谁才代表“民”，也就是财富要藏给谁？如果将财富集中到精英手中，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富于民。
主要藏富于民的人，大多不主张福利社会。因此他们所谓的藏富于民根本就不是藏富于中低收入者，而是将中国的公共财产分给富人，现在提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比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福利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并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只有提高居民的福利性收入，才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财产性收入与中下等收入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近年来“藏富于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对此深感忧虑，因为笔者不反对真正的“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因为这样只能让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朝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而中国那些宣扬“藏富于民”的学者无一不是清一色的精英主义学者。痛恨政府的人并一定为公众说话，这些学者所谓的“藏富于民”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对“大政府”的恨，而不是出于对民众的爱。
现在比较常见的“藏富于民”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笔者认为均不靠谱。
第一，“藏富于民营企业”不靠谱。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政府应该藏富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金融危机时这种声音更是强烈。其实解决就业的多少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关系，只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有关。我国民营企业之所以表现出了缓解就业压力能力强的特点，是因为民营企业所在的领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有企业之所以表现出缓解就业压力能力弱的特点，是因为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但这也不能绝对化，比如华润和中粮都是国有企业，华润从事的主要是零售和地产行业，中粮从事的是与食品有关的行业，两者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都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相反美国的石油、矿产、金融等行业都是私营的，但这些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也不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就业的说法，在理论上就不能够成立。
况且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以“解决就业”为最终目的，因此也不能用就业多少来衡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对就业贡献小，但国家一直大力扶植其发展，关键在于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
民营经济效率高的说法也不一定站得住脚。国有企业的存在不能看其本身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存在有着其战略意义，国有企业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让国家的整体经济更有效率。
我国一直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关键是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国际市场的油价波动为例子，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为国有企业，油价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因此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发生大的波动，必然会导致整体经济的不稳定。
如果针对个体考虑，私有制企业可能效率高，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企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那么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一定很高。因为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是个体效率的总加，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耗。只有混合经济才可以创造出高效率，那就是该国有的实行国有，该民营的进行民营，这样才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效率。
第二，用“减税来藏富于民”将重蹈西方覆辙。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思考问题根本就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本宣科地宣传一些过时或是错误的理论。减税论在里根以后的时期确实很流行，但里根繁荣根本就不是减税所致，而是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造所致，而减税则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社保资金应该来源于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税收本来就不高，比如美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左右，而中国为10％左右。美国全部财政收入占美国GDP的45％左右，而中国只有30％左右，而西欧和北欧的税收更重，如果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保障型社会，没有高税收作为基础，那是肯定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