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不分“左右”，只分“好坏”
中国改革不应该分“左右”，而只应分“好坏”。
在明确中国改革的好坏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明确了目的，才会树立正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才会不走错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口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务实，但经济发展了，民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因此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现在提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我认为是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进一步修正，“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也应该成为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纲领性思想。
但政府的思想很难成为“学者的思想”，因为学者的思想受教科书影响很大，他们的观念是先入为主的，比如，中央提出改善民生很多年了，但笔者翻看吴敬琏的文章，发现他几乎从不提“民生”一词，而是反复提他的市场化，他还是坚持要建立一个市场丛林社会。
房地产是市场化了，但是民众住不起房了，这样的改革符合市场化，但是不符合民众利益，这就是“坏改革”，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那尽管政府干预了市场，那这样的改革是“好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在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中国发展的是两次非常重要的大讨论，一次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外一次发生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同样重要，但只有经济学界的人才比较熟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的结果是重点发展轻工业，从而更好地改善民生，当然与此对应的是很多重工业项目下马，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改善民众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众生活水平突然提高，就是这次大讨论之后中国转变经济政策的结果。
但笔者并非认为这场讨论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放弃重工业也是不对的，但其大力发展轻工业的思想在当时是合时宜的。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建立一个新思维的时候，不能完全放弃旧的东西，这样中国才不会总在左右之间摇摆，而是实现帕累托改进，其实中国当前改革的转向并没有多少反市场的地方，而是更多地承担了政府本就应该承担的职能而已。“小政府”不是好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国现在就是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当人的思维陷入某种骗局之后，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他们警醒，而且即使警醒了，他们仍然存在疑惑，这就像魔术一样，人们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但是在没有揭开背后的实质之前，观众总是心中充满疑问。
在中国经济学家是有帮凶的，这就是信奉多党民主的人，他们天真地以为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民主的天然盟友，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是精英治理，而不是民主，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哈耶克就是典型，我们必须看清楚，民主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对立，而追求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什么服务都没有的小政府。
改革本身就是辩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了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地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当前中国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除了要预防美国的金融洗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产业上发力，拉美、东南亚不少经济体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殖民地经济模式”，仆人的收入永远超不过主人，打工仔的工资不可能超过老板，看不透这一点，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很难。
笔者近日阅读《中国财富圈》一书，该书从中国富豪俱乐部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商业生态，阅读中，笔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深圳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富豪俱乐部，其次在这些俱乐部中丝毫看不到金融高管和科技精英的影子，其原因是深圳大多是金融和高科技企业，两个行业都很忙，没什么闲工夫搞这些富豪俱乐部，大家什么时候看到任正非游走于各种论坛和富豪俱乐部呢？但只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需要先锋学者，而不需要极端学者，极端学者大多是知识太少的缘故。中国需要以公共利益为准绳来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不需要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部分学者在政治上主张精英治理，反对民主；在民生上主张市场原教旨的小政府主义，反对公共服务型政府；他们不断地炮制新说，或是威胁恐吓，这在一定时期是有用的，但是林肯的一句名言可以做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中国改革的阻力与动力
按道理说，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制造问题，但现在并非如此，现实很多指导改革的人，往往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主义出发，从利益出发。
改革有阻力，更有动力，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动力则是将得利益集团，改革本身不是利益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帕累托改革几乎不存在，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分配，而且是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因此必然会出现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
国企改革是正确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房地产改革则是制造出的问题，远远大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可以归为制造问题的改革，我们在改革之前，一定要充分重估，一方面是评估，这种改革会制造多少问题，一种是这种改革会产生多少”将得利益者”。
利益受损者，并非既得利益者，但改革受益者，肯定是“将得利益者”，在“土改”面前，农民是“将得利益者”，因此土改进行得非常顺利，改革能否进行，不在于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阻碍，也在于“将得利益者”占多大比重。
在改革蓝图出来之前，既得利益者表现得比较活跃，而一旦改革蓝图确定了，“将得利益者”就会表现得非常活跃，为什么很多阻力很大的改革，进行起来反而出乎意料的快，进行因为有大批的“将得利益者”在推动，中国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下层民众是“将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动力，要抓住这一动力。
2030中国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
人类有文明史以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要么是哲学家和诗人美妙的幻想,要么是政客漂亮的说辞，而真实的社会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家欢乐几家愁”，人与人之间因为出身、地域、阶层的不同，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人类正在由“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
谈中国，就不得不提世界，我们也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世情，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国情，才能敏锐地、前瞻地识别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才能够更加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期。
那么当代的世情是怎么样的呢？近两百年世界经济增长历史几乎就是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大趋异时代”。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持续经济高增长,会大大地促使，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从两个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21世纪的“大趋同时代”。
而这种“大趋同”时代的到来，主要是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结果，是知识的全球化和当地政治、经济、教育的推动。
世界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
人类之所以会出现“大趋异时代”向“大趋同时代”的转变，这是因为世界存在第三次黄金增长期，从大趋势来看，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黄金增长期。所谓黄金增长期，就是连续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一般在十年以上。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间，以电气革命和铁路革命为特征，美国和西欧国家都是这次黄金增长期的领导国，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间。从1990年至2030年，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
从1990年起,到2030年，全球经济有望保持3.0％~3.5％的年均增长速度。新一轮发展黄金时期参与的国家和地区数目之多、人口规模之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都是前两次黄金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亿~70亿人口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形成超长时期、超大规模高速成长时期。
在本轮全球黄金增长周期中,全球经济版图将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出现大逆转，不仅中国、印度在2030年回到1820年的水平，整个南方国家也将回到1820年的水平，是一个典型的“U”字形。这一趋势是世界的主流，是世界的基本趋势，尽管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这种危机一般只会持续五年，最多也不过十年，我们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汇入这一主流之中。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中国,既是此次世界经济黄金期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推动者。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人口大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到203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有可能达到60.1％，其中仅中国一家就可能达到并超过北方国家的总和。
与之相反,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下降，那时，全球规模最大的5个经济体将是中国、印度、美国、欧盟和巴西。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黄金增长期就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和国际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窗口。全球经济黄金增长期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延长，中国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舞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
未来2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五大引擎
具体到中国的发展，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存在五大引擎，分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这五大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型工业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新型城市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基础设施现代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国际化的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将来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贸易服务国。这“五大引擎”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促进，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抱有很强的自信心。
另外重新塑造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中国经济地理，也将成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未来中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群格局：以欧亚大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从大连到湛江)、(北)京哈(尔滨)(北)京广(州)、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到时候中国经济地理将会大变迁。
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形成界最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以及建设世界最大、最现代的基础设施体系。我们也将成为世界最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巨大商业机会。将来可能会出现中国GNP超过GDP的情况，世界投资中国的时代还将继续下去，而中国投资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发展经验
然而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
中国的发展是三种趋势的结合：一是自然发展趋势，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三是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自然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体自发行为的结果，市场驱动是在国家规划指导下的企业自主投资、自主决策的过程。它受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加速了国家预期目标的实现。
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是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公共力量，来影响实际的发展趋势，推动其加快发展，或者限制其发展趋势，它反映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在国际规划中，规划引导值的确定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政治意愿的强烈程度，另一方面也要以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汲取能力、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为基础。上述三重趋势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
从发展优势来看,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巨大规模效益优势,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较长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具有保持高速发展的惯性和趋势。
“共富”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
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瓜分，急剧衰败，但中国人并没有泯灭伟大梦想，康有为再次重申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升平世”,“升平世”之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太平世”，可见共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
另外实现“共富”，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79年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的“中国梦”，也提出了从“先富”到“共富”的两步走方针。这里面构建“共富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80年代不发达两大阶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阶段。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其实当代中国北京或上海或大连的现代部分,已经比富裕的美国要先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再过20多年，中国“后来居上,理所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以更小的成本,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组织能力,全面超越美国。2030年的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经济强国。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梦想，当代中国正经历空前广泛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已经汇合为时代主流。再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将创造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将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