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即位之初，以宽缓矫正皇考严猛的政治走向，但在慈仁宽和一面的掩盖下，四阿哥骨子里还浸透着列祖列宗强毅阴鸷的另一面，在残酷的政治较量中，后者很快就会苏醒，并成为年轻皇帝的主导性格。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去世，在全国一片平静的气氛下，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顺利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二十四日，乾隆宣布遵照皇父生前谕旨，命张廷玉、鄂尔泰日后配享太庙。这是雍正八年六月雍正留下的谕旨。张廷玉获此殊荣的原因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鄂尔泰则是"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皇太子命将此旨缮入大行皇帝《遗诏》，以昭郑重。
大事既已安排妥帖，下一步是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在大内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这天黎明，百官齐集于朝，皇太子弘历派遣大臣分别祭告田、地、宗庙、社稷后，身着素服缓步走到乾清宫大行皇帝梓宫前，行九拜礼，恭敬默告皇父即将受命即皇帝位。随后更换礼服，赴太和殿，升座，即皇帝位。在向天下臣民颁布的《登基诏》中，新皇帝仍念念不忘皇祖、皇父如天之恩："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眷顾逾常，皇考圣慈笃挚，训迪有加。"《登基诏》宣告，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一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长达六十余年，以"乾隆"命名的时代开始了。
乾隆即位之初，以宽缓矫正皇考严猛的政治走向，但在慈仁宽和一面的掩盖下，四阿哥骨子里还浸透着列祖列宗强毅阴鸷的另一面，在残酷的政治较量中，后者很快就会苏醒，并成为年轻皇帝的主导性格。
初期慈仁宽和
乾隆登基后第十一天，降旨宣召受到雍正迫害、待罪昆明七年之久的原任云南巡抚杨名时来京，谕旨中说"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世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乾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雍正年间影响广泛深远的杨名时冤案昭雪，不能不给朝野带来相当震动，关注政局走向的大臣官员以至绅衿士庶且惊且喜，奔走相告。可以这样讲，当时人们正从这一意想不到的事件中最早感受到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杨名时，字宾实，又字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杨名时出自理学名臣李光地门下，李光地讲课时曾说："将来汉人杨宾实未可量也。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这几笔对杨名时的素描再传神不过了。杨名时崇奉程朱理学，但与当时人鄙夷嘲弄的假道学绝不一路，他时时处处重在躬行实践，总是想尽最大的力气做好治国安民的实事。他为直隶巡道时，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素来鄙薄道学的实学家李塨唯独青睐于杨名时，康熙皇帝也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康熙晚年对清官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清廉"固然重要，但不能"徒尚操守"，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能干事，只有操守好、又能干事的才称得上"好官"。在康熙的眼里，杨名时既是操守好的清官，又是能干事的好官。
雍正在居藩时与杨名时没有来往，即位后，杨名时先已被派到万里之遥的云南任巡抚了，所以雍正后来讲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臣间的关系尚称融洽。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又让杨名时转为吏部尚书，命仍以总督管理巡抚事，杨名时一生仕途至此达到了巅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杨名时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以报君恩的时候，他与雍正短暂的"蜜月"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一生的巅峰骤然跌入低谷。
当时及后世的人，多认为杨名时遭此厄运是因为李卫的陷害，比如全祖望、卢文弨、彭绍升等都说由于李卫"阴间"而酿成此案。"阴间"，用今天话讲，就是暗地里打小报告害人。翻检一下现已刊行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里面确有浙江巡抚李卫倾害杨名时的密折，他在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件密折结尾时突然笔锋一转，向主子揭发了昔日在云南共事时的上司杨名时所谓"偏徇""欺罔"等情弊。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具折揭发杨名时前四个月的光景，皇上降下一道谕旨，指责杨名时等五位督抚操守虽清，但模棱悦众，总是想做好好先生，染上了圣贤深恶的"乡愿"习气。希望他们向勇于任事、敢于破除情面、严厉整饬官民的田文镜和李卫等武健型的模范督抚学习，再不要做"同流混俗之乡愿"了。雍正的意图是期望某些督抚改掉身上的科甲积习，排除贯彻他的改革路线的人事上的阻力，因此不能把这通谕旨看做整肃杨名时的信号。杨名时若能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以官僚惯有的圆滑，向皇帝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也许此事很快就会淡化，至少不会被皇上选中作为打击科甲习气的靶子。
雍正四年九月四日，杨名时针对上谕的指责具折申辩。他说圣贤痛恶乡愿，为人臣者怎能不知切戒？但圣贤也痛恶"佞口、无礼、不逊及徼讦为智直"等诈为之流。雍正何等大智慧，岂能听不出杨名时的弦外之音，看不透杨名时有抵触情绪？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自辩，彻底改变了皇上对他的看法。日后雍正对他的股肱大臣鄂尔泰解释为什么要兴动大狱整杨名时时，直言不讳地说："杨名时大可恶人也！五年来朕以至诚格之，怎奈其狼子野性，毫不知感畏。朕整理科甲积习，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一味讥讽文章。"雍正对杨名时恨得咬牙切齿，说："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
雍正决意整杨名时，与当时他感到汉人科甲朋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政治大环境也不无关系。
从雍正四年十月间盯上敢于在奏折中叫板的杨名时，到当年十一月明旨痛斥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李卫的告密折子又及时地提供了必要的"炮弹"，种种机缘凑合在一起，发动惩创杨名时一案的时机业已成熟，雍正开始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准备在万里之遥的云南开辟另一个打击科甲朋党积习、"歼其渠魁"的战场。
但被派往云南的钦差大臣黄炳和接替杨名时做云南巡抚的朱纲，奉旨审案却很不顺利，李卫提供、经雍正批发的匿名参折本来就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三审两审，大部分都缺乏证据，倒是忠厚得近于鲁拙的杨名时主动交代曾收受下属两个金杯、四匹绸缎，朱纲如获至宝，向雍正报告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了。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朱纲在与黄炳会审杨名时案同时，又按照雍正的部署，以新任云南巡抚的名义，题参杨名时徇隐废弛、藩库不清等情。杨名时明白在劫难逃，就承认"贻误瞻徇"，"无可申辩"，但雍正又降旨斥责他"巧诈居心"，认罪态度不好。杨名时不承认不行，承认也不行，逼得他倔强的老脾气又犯了，回奏说"若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再审，杨名时仍"坚供不承"。僵持之下，刑部阿附圣意，援据"挟诈欺公律"，拟杨名时"斩监候"上奏。不认"罪"就"挟诈欺公"，要砍掉脑袋，古今哪有此法条？雍正终于退让了，降旨称"杨名时别案尚多，"居心巧诈"之罪就宽免了吧"。
所谓"别案"，就是上面说的朱纲与黄炳正在会审，同样也处于胶着状态的钦案。尽管刑部最后同意钦差审案大臣所拟的"依律拟绞"，雍正权衡再三，决定还是把案子挂起来不了了之为好。但案子轰轰烈烈办了那么久，总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吧，怎么也得找个台阶下呀。雍正有办法，降旨说"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清结"什么？就是勒限一年，追还杨名时所欠公款银五万八千两。
这五万八千两银子又从何说起呢？还是杨名时自己主动交代的，说康熙六十、六十一年巡抚衙门共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那时还没发养廉银，各级地方官俸禄微薄，全靠收受陋规以为办公、日用之资，况且杨名时早在雍正元年已经条分缕细、明明白白地将到任以来得过各项规例银的数目及如何开销向皇上汇报过，雍正是明白人，朱笔批示："凡所取与，任尔等为之"，也就是说同意杨名时自行处置这部分特殊收入。朱纲全然不顾这一切，必欲于死刑之外，科以杨名时无法承受的重罚。在拟绞之后，朱纲与黄炳又联衔奏陈，杨名时所得银八万两经核查用于弥补银厂亏缺约二万八千两可以不计外，"仍应于杨名时名下勒限一年，追银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九两。"雍正深知，以杨名时为官之清，一时绝对拿不出那么多钱。果然不出所料。据说，雍正开恩减为三千两后，杨名时"先取邸中物，并脱夫人之簪珥以充数，估值不满白银二百两也"，仍旧差得远。所以，杨名时案被雍正挂起来后，就一年年拖下去无法结案，终雍正之世，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
这个连雍正都觉得理屈的案子，在全国影响很坏，不得人心。凡有正义感的人都对杨名时的遭遇暗抱不平，而李卫、朱纲之流则为人所不齿。乾隆当时在宫中读书，他通过他的老师也有所风闻，他问过杨名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老师蔡世远回答得很干脆："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杨名时，江苏江阴人也。
乾隆即位之初，打算替父亲来收场，还这笔欠下的旧账，就说"皇考（雍正）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自己"仰体皇考圣意"，召杨名时来京，另有任用，又说杨名时"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实际上委婉地翻了父亲蓄意制造的一桩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案。
骨子里强毅阴鸷
雍正粉碎朋党极有经验，也极富成果。终雍正之世，可谓乾纲独断，官场肃然。大臣自然不敢专擅结党，群小也都以奔走权门、互相赡徇为戒。自古以来与封建官僚政治共生的朋党痼疾，似乎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不料雍正去世不久，新即位的乾隆便觉察到有些迹象不对头，但他难于下手，因为大小臣工的故态复萌，门户分争，暗中较量，不过是表面现象，而根子却在先帝最倚信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的身上。
被雍正帝誉为"不世出之名臣"的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是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69年）中举，以后多年充任宫廷侍卫，当过几年内务府员外郎这样的小官，仕途很不得意。鄂尔泰生于康熙十九年，到了四十岁，连他自己都认定这辈子发迹无望了，就做诗自嘲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却不料突然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刚登上帝位的雍正对他十分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历任封疆，雍正十年更由云贵总督任上召拜保和殿大学士，而且位居首席，一下子盖过了入阁多年，且在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张廷玉。
比起鄂尔泰，张廷玉的仕宦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他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簪缨世族，父亲张英极受康熙帝尊宠，官拜大学士。当鄂尔泰正蹭蹬官场时，张廷玉却早已中进士，点翰林，康熙五十五年就身列九卿，当上了二品大官礼部侍郎。雍正即位，身为汉臣的张廷玉更受到有清一代罕见的殊遇，在鄂尔泰入阁前，他已位居内阁首辅，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是不折不扣的真宰相。鄂尔泰后来居上，实际是恢复清帝崇满抑汉的一贯做法，张廷玉虽无话可讲，心里岂无怨愤？但这一腔怨气只能向鄂尔泰发泄。鄂、张二人就这样结下了疙瘩。
乾隆初政，尊重耆旧，鄂、张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并公布了先帝《遗诏》，准鄂、张身后"配享太庙"。配享太庙，是做臣子的无以复加的荣誉，从大清开国到雍正朝整整一百年了，能身列太庙两庑配享的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允祥等十二人，其中无一汉臣。可惜张廷玉与鄂尔泰都没有十分珍重这旷世恩典，竟闹起了门户之争。鄂、张位高权重，他俩闹意见，争高下，下面臣僚看得分明，于是替自己打算，依自己好恶、师承之别，分投鄂、张门户之下。在鄂、张眼里，乾隆不比雍正，是个仁慈宽厚之主，而从年纪来讲，他们都称得上乾隆的父执辈，又都做过皇帝的老师，种种因素凑合在一起，才敢重演朋分角立的故伎。
这个看法实在大错而特错了！乾隆对他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乾隆五年四月，群臣被召来听取一道语气严厉的谕旨，他们被警告不得逢迎权臣，妄行揣摩。乾隆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谅必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心，而无知之辈却在下面胡乱揣度，"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这里面不只是些微末小官，还有尚书、侍郎级的大员。在谕旨的结尾，乾隆责问群臣："你们如此作为，把鄂、张认作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那把朕视为如何之主？"朋党与皇权势不共存，聪明的臣工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雍正朝血腥镇压朋党纷争的阴影又开始降临了。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隐然对立的两大派朝臣之外，竟还有卓然独立、秉公持正，心中唯知有君的刚劲之士，他就是令乾隆终生感佩的大臣刘统勋。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父亲刘棨在康熙年间官至四川按察使，以清廉闻名于世。雍正去世前，命他到教育皇子的上书房当差，因此他也当过乾隆的老师，因有这层师生关系，乾隆对他的人品是有相当了解的。乾隆登基后很快提拔他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刘统勋则决心报君上知遇之恩。
乾隆六年，刘统勋四十三岁，被皇帝任命为纠察百官的左都御史。他对朝中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对皇上的政治意向也做了悉心的揣摩，得出的结论是：先皇雍正留下的老臣渐渐滋长结党擅权倾向，而新帝着力提携培养的某些大臣又权力过重，用事过锐，不及时抑制，日后发展下去，也可能恃宠而骄，重演先皇时年羹尧、隆科多故事，而这一切都源于初政的乾隆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对待臣工过于宽厚仁慈，以至朝中群臣未能如雍正皇帝时震怖匍匐于皇权之下。这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仲永檀参劾鄂善受贿案，特别是乾隆对此案的处置手法，使刘统勋进一步觉察出，皇帝已开始酝酿动手解决初政以来日渐突出的问题，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投鼠忌器，还不想撕破情面，直接动手，直指一切问题症结之所在，伤害前朝老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统勋觉得盼望已久的报主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心置个人仕途于不顾，连上两件密折，参劾当朝权势最重的两位大臣，一是张廷玉，一是讷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