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有个怪现象，精神病患者因糊涂乱抹而构成罪案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二十起以上。这些粗知文墨的疯子与吕留良、戴名世不同，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病发时终日神游于梦幻之中，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文字，结果照大逆律论罪，本人凌迟处死不算，亲属还要跟着连坐，侥幸得到从宽处理的，也多是斩立决或市曹杖毙。康熙、雍正两朝尽管文网渐密，却还不曾荒唐到罗织疯汉怪诞不经的文字。雍正八年有个叫刘芳杰的疯子，一天忽发奇想，写了一个帖子求拜广西巡抚金钅共。金钅共一看红帖封面上赫然大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几个字，感到事体严重，就把刘芳杰看押起来，随即缮写密折向皇帝报告，说疯子犯他事可恕，惟刘芳杰光天化日之下竟以"真明天子"自居，应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雍正却不以为然。他在金钅共的奏折上批谕："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死？"比较之下，雍正通情达理得多，而乾隆的残忍则到了疯狂的地步。
乾隆十六年"圣明天子"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乍暖还寒时节过后，并没有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文字狱高峰突兀而起，而粗知文墨的疯子竟成为乾隆盛世第一批文祸罹难者。
乾隆十六年，政治节气转换的枢纽就是轰动一时的为孙嘉淦奏稿案。
以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为内容、假托敢言之臣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从乾隆十五年七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全国暗中流传竟达两年半之久。在追查伪稿期间，乾隆坐卧不宁，疑神疑鬼，他开始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编造，后来又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也怀疑过可能是被杀掉的原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当查办伪稿正紧张时，江南、湖广方面大吏又密报马朝柱聚众起事，据称马朝柱散发"诏书"和"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乾隆不胜惊骇，他仔细推敲马朝柱"伪诏"和"伪檄"的文字，说二者的"文气心思"与伪造孙嘉淦奏稿很相似，伪稿的撰造者是马朝柱也未可定。总之，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感到有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正在全国涌动，"太平盛世"，并不太平。
乾隆接受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和整肃。乾隆十八年正月伪稿案接近尾声，他降旨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人心风俗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对伪孙嘉淦奏稿一案，乾隆不惜倾全国之力，历时一年又八个月，必欲将其搞个水落石出，正是基于一切"奸徒"若要推翻清朝统治，则首先要造成舆论，以惑乱人心这样一种认识。既然最高统治者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特殊重要作用，各级地方官员对文字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倾向岂敢掉以轻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追查伪稿案的恐怖气氛中，疯子王肇基触犯文网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巡抚阿思哈密奏，拿获介休人王肇基一名，此人前往官府呈献诗联，其中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警惕性甚高的阿思哈在折中又称，伪造孙嘉淦奏稿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乾隆谕示阿思哈："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阿思哈连忙提来王肇基亲自审讯，王肇基供称，今年欣逢皇太后万寿，小子呈献诗联，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想讨皇上喜欢。阿思哈又问，诗联后叙语何以毁谤圣贤，狂吠悖谬？王肇基茫然不知所措，半晌才说："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的事，写成一篇呈献的。"阿思哈再问与伪稿案的关涉，王肇基更瞠目结舌。严诘之下，所供语无伦次，一塌糊涂，阿思哈只好以"此人似属疯癫，与伪稿案并无关涉"覆奏。乾隆接奏，承认王肇基"竟是疯人而已"，但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乾隆又通过军机大臣谕示阿思哈："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了。怎么消灭？《大清律例》载，死刑分斩、绞两种，"十恶不赦"重罪死囚，则适用凌迟极刑。还有一种处决人犯的方式叫"杖毙"，亦称"笞杀"、"棰杀"，即用竹杖击打犯人致死的刑罚，不载于律例，也不用通过正常法律程式，层层审核，刑部备案。只须督抚密奏，皇帝允准，即可执行。因之被认为是法外之刑，只是在小民聚众闹事，事态难于控制时，才将为首者于闹事通衢杖毙之，以迅速镇压民众暴戾之气。王肇基显然不属于这类情况，但乾隆特交代阿思哈，将"疯人"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这样，不仅一个王肇基被当众杖毙了，而且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乾隆盛世，精神病患者以文字获罪，轻则杖毙，自此案始。这里说的"轻则杖毙"，并非说刑罚轻，就其残酷程度而言，杖毙较之立斩和立绞要重得多，与极刑凌迟可称不相上下。时隔不到两年，人们竟真的看到凌迟精神病患者的"盛况"了。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亲临法场监刑，面色死灰、口中喃喃的钦定逆犯丁文斌在济南被当众凌迟处死。
这是清朝开国一百年来，第一个因文字获罪被处以极刑的精神病人。
丁文斌原籍浙江上虞，父亲死得早，随母亲在杭州长大。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曾一度投靠叔祖丁芝田。丁芝田是个塾师，看文斌年纪稍长，教过他《论语》、《孟子》，但这孩子自幼孤僻多疑，不招人喜欢，丁芝田随教随辍，《四书》还没讲完便罢了手。到十几岁时，丁文斌又跟母亲往投哥哥丁文耀。文耀比文斌大十一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有时打烧饼卖，有时去面馆帮工，勉强糊口。家中凭空添了两张嘴，虽说至亲，嫂嫂秦氏还是不满意，不免常有怨言。文斌母子俩只好常常外出佣工，炊煮服役，什么粗活都干，江西、湖广，路途再远，只要有人雇用就从不推辞。
乾隆十二年，在艰辛与屈辱中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病死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慈母，丁文斌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终日闷闷无语，面壁出神，不久又染上了抽烟的毛病，常常在烟雾缭绕中想入非非。侄子们讨厌他，开始叫他"痴子"。
虽然过的是猪狗般的日子，可丁文斌却偏偏有数不尽的非分之念。在本县董恒山开的茶馆中拉风箱的半年，董家年方十五的姑娘着实让丁文斌心醉神迷，极贫至贱的现实不准丁文斌对董家小姐有所奢望，他就暗中编织些五彩缤纷的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聊以自慰。当然，丁文斌最渴望的是钱，大发其财，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现实哪有如此的幸运？丁文斌想来想去，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穷，为什么被人轻贱？说到底，还是没权势。讲权势，世上至高莫如皇帝，接了帝位，金银财宝，名誉尊严，以及成群美如天仙的妃嫔，一切都有了。当皇帝，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是丁文斌吞云吐雾之际脑海里浮现出的种种缥缈幻影中最令他心驰神往的，但眼前冷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将幻想的泡沫撞得粉碎。
丁文斌的处境太可悲了，甚至比身边劳苦大众，比许多落魄书生的命运更凄惨，他既不能用自己的体力，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墨之长，去谋取一件勉强糊口的差事。更为不幸的还在于，他缺少一副机能健全的大脑。丁文斌接近中年的时候，他的精神疾患的种种症候越来越明显了。
早在母亲去世前，丁文斌就时不时地听到身旁有人对他讲话，奇怪的是周围竟空无一人。自母亲离他而去，这种带有指令性口气的声音在耳边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同别人讲过几次，但谁会相信他的疯话呢？久而久之，丁文斌开始确信这声音来自冥冥上苍，是上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于是他准备虔诚地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乾隆十三年，母亲死去的第二年，丁文斌开始埋头著述，转过年来就完成了《文武记》两本、《太公望传》一本，趁江苏学政庄有恭到松江府按试，他跪在路中拦轿，把书献给了庄大人。庄有恭很有才气，丁文斌相信只有他才看得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可惜拦舆献书之后，竟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