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8岁那年，我没有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强制服兵役3年，而是参加了一个特殊的项目，这使得我能够在色列理工大学完成工业和管理工程学学士学位学习后再服兵役。从色列理工大学毕业后，我入伍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富有声望的武器开发部队。该部队由尤瓦勒·内埃曼教授（当时是陆军上校军衔）创建，其主要目的在于协调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武器研发。该部队奉行只招录最优秀人才的政策，这使得它拥有大量非常出色的储备人才，以弥补这个年轻的国家购买力方面的不足。尽管该部队在飞箭导弹系统的创新研究方面最负盛名，但它的作战导弹发射场数目很多，涉及多个层面。只要以色列还存在，该部队最成功的研究成果会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然而就在前往部队报道的前一天晚上，我却被一连串的疑问困扰着：我想知道我自身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具备这个非常特殊部队需要的素质和技能吗？我是否能够应对未来的竞争？该部队只会留下表现最佳的，我会是其中一员吗？我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呢？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业务技能，开阔了视野，交到了很多要好的朋友，总之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学术上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然而接下来要面对的考验却是毫无准备的现实世界。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期待着，也害怕着第二天的到来。
当时正值1966年的夏天，六日战争的阴云正在逼近，部队已经被调动起来，随时准备展示他们真正的价值，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对自己的期望比天还高。在我报到时，本来没有什么能让我变得理智起来的，但对我的接待，或者可以精确地说，是没人接待我这一现实最让我变得理智起来了。
应征士兵在到达服役基地时，通常都是由大批的同龄群体、含泪的父母和朋友陪伴，还有鲜花夹道。但当一夜无眠的我独自到达以色列国防军总部的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欢迎仪式的迹象。没有人在等着我，也没有人过来迎接我。我在武器研发部队所在地——一座漂亮的石头建筑物入口大厅处徘徊了很久。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军官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不断从我身边走过。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着，抗议我早上没吃母亲为我准备的早餐。女兵们无疑是被我肚子发出的咕咕声逗乐了，发出咯咯的笑声。在意识到我脚上特意为这个场合买的崭新的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后，我待在原地不再走动，一种被嘲讽和被抛弃的感觉不禁涌上心头。
这样的场景远远超出我对进入现实世界的想象。现在看来我为之煞费苦心准备的那些东西看上去都那么愚蠢之极。头天夜里我心里一遍一遍预演着该跟指挥官说的话，但实际却没有军官来接待我。使我更加不舒服的是其他人都穿着部队的制服，而我还穿着便服。其实，在那时候，没有人真的相信“人靠衣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着差不多相同的蓝色衬衫、作战夹克、批量生产的裤子以及在安息日会穿上的相同白色棉衬衫。然而，穿着多年来熟悉的那些合身的衣服的我，此时此地却感觉完全的不合时宜。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一个明显有些不耐烦的女文员用低级别的见习军官头衔来称呼我，记下我名字，潦草地写了些东西，然后陪着我来到部队办公室，她并没有把我介绍给屋里的人，只是递给我一张便签，告诉我，“去图书馆找个地方坐下，读一读这些东西。”纸上列着一些主题，比如模拟仿真、战争游戏、概率、渗透性和榴弹等等。
真是令人失望！我抛下精心准备的小演讲，在接下来的三整天里，就闷在图书馆里疯狂地读书，别的什么也没做。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给我哪怕一丁点的关注。这难道就是我在这个精英部队的任务？只在书本上阅读榴弹？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没有任何机会证明自己。我是如此的失望，因此我决定不告诉女朋友马蒂亚和父母这里的情况。
在备受折磨的第三天，我的直接上司拉菲·辛尼尔中校终于来了，他承诺我很快将会参加并完成军官培训课程，这将使我从见习军官成长为真正的军官。在那之后，我参加了一个编程课程，终于感觉到自己并未被抛弃，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想很快我就能为这个重要的部队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在我服役期间，武器研发部队的司令官是传奇人物伊扎克·雅尔科夫（亚兹阿），我是在完成我的第一个研究任务之后与他会面的。这个研究任务是在我进入该部队之后的第四天由拉菲·辛尼尔安排给我的，题目是：“在假定叙利亚军队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把海湾布满了水雷，研究以色列战舰驶出海法港的最优方式”。
实际上，辛尼尔描述的情形并非是假设，叙利亚已经表明了高度挑衅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将口头上的威胁付诸行动，以色列很容易就发现其面对的处境正是辛尼尔假设的情形。在我看来，即使战争没有迫在眉睫，但是研究应对一个被布满水雷的港口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没有因为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或者自身经验的欠缺而退缩，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份完美的研究报告。我选择使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创新性的，我也清楚这有一定的冒险性，因此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确保有一个全面的结果。辛尼尔深受感动，称我的工作非常出色。作为奖赏，他让我亲自将研究报告递交给亚兹阿本人。
当亚兹阿翻阅报告的时候，我看得出他非常认真，最后他指示说这报告应该留着，在将来的预定进攻发起日备用。
在那之后，辛尼尔按当初的承诺让我继续完成军官培训，同时参加编程课程。在回到部队时，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少尉和合格程序员，致力于武器系统、后勤服务及其他各种军事系统的分析研究。我的任务包括确定反制卡车、坦克和步兵团最有效的布雷区的类型，界定深海导弹期望达到的特性以及设计制造军用载人装甲车（APC）的最优方式。
对我而言，培训的这段时光就像美梦成真一样，部队里老练的天才们尽量让我们这些新手参与到他们所有的工作中，鼓励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有人不论职位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民用市场领域，新手工程师通常都是从最低级别的学徒开始做起，而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老前辈们经常鼓励我们参与主要的项目研究，有时候甚至让我们负责具体的项目。我感谢幸运之神的眷顾，使我的职业生涯完全按我所期望的那样开始，除了办公桌、本子和笔，我还拥有了跟这个国家最富天赋的人一起动脑筋工作的开放环境。对于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
接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这时我已经成年，并作为军队的一员为国家服务，因此印象深刻。不像1948年的独立战争，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也不像1956年的西奈半岛战役，我有些印象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灯火管制，让我们这些孩子晚上不能出门在外面玩。虽然武器研发并不是作战部队，但1967年的这次战争显示这次战争对我们的考验和其他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所有士兵的考验一样严峻。我们是否进行过相关的主题研究？我们是否为战场上可能出现的真实情况做好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国防军的价值到底有多大？真正检验我们的日子到了。
在部队与美国朋友们的合影
战争爆发前的三周时间一般高度警惕，史学家通常称之为“等待期”，甚至在这令人神经紧张的间奏曲开始之前，叙利亚边境严重的越境事件，加上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多年活跃在以色列与约旦和埃及接壤的边境，这都给予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大的反击压力。我们击落了六架叙利亚非法进入以色列领空的军用飞机，然而叙利亚方面仍然我行我素。在我服役的部队，流传着一种说法是他们试图把海法港布满地雷，这方面我的理论研究刚好是现成的，直接传递给指挥部作为参考。预定进攻发起日正在临近？
所谓的等待期开始于1967年5月，当时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驱逐了联合国观察员，并开始向西奈半岛增兵。虽然我们其他的阿拉伯邻国含糊其辞，以色列静观其变但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之后，纳赛尔对以色列船只关闭蒂朗海峡，这样的封锁实际上束缚了以色列的手臂，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战争却姗姗来迟，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完全忘记了它拥有备受称道的武器研发部队，没有一个任务派发给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每天聚在位于特拉维夫总部的地下室，进行头脑风暴，我们将每个军区碰到过的情景形象化，然后研究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编辑整理了大约25个紧急事件清单，比如监控燃料、军需品和食物供应护卫队，沿着他们的路线分析后勤绩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开始的空袭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步兵和装甲师必须深入西奈腹地，在那里，他们将穿越沙漠公路，会遇到很多严重麻烦，因此我们将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使用性能中去。如果铭记在心或者不断呼吁，我们想至少在实际中会有所准备。我们仍然没有从总指挥部得到任何指示，大概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让那些真正的勇士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武器研发部队高度戒备期间——有人开玩笑称之为“天才的戒备”。我们这些新加入者大把的时间都是在老前辈们的陪同下度过的，当时跟我一起服役的有很多后来都成了杰出的大人物，像艾朗·克尔伯格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耶胡达·卡哈纳和艾瑞克·泰米尔成为了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米基·塞缪尔是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教授，而摩西·本·巴萨特在运筹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后来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出生在弱小贫穷的以色列，却接受了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组成了一个高智商的小团体，很好地发挥了“希伯来大脑”的潜能，当然教育功不可没。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新兵，还是服役多年的老战士，都渴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一显身手，扮演重要角色。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晚上都能够回家。马蒂亚和我习惯去阿尔罗祖奥大街的安琪儿咖啡馆，这里照常营业，只不过收音机里的广播充斥着不好的消息：以色列经济陷入深深的衰退；利比亚加入了对抗我们的阵营，接着是伊拉克。一边喝着咖啡，马蒂亚一边询问我，以色列理工大学因为大量的预备役征兵而将毕业典礼推迟，没有典礼，没有毕业文凭，这是否让我烦心？
说真的，现在我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些。 每天早上，我们都返回总指挥部，也就是那座有着红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子重新加入“天才的戒备”，大部分的普通士兵就随机被安排在石头房子里的各房间内。这座房子是19世纪由教团军人建造，放眼望去，它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实际上这并不符合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标准，周围是各种各样的棚户建筑，也夹杂着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留下的石棉瓦屋顶小屋。在这些各色各样复杂的建筑群里，暗藏着为国防军高级军官准备的地堡，这些现代的建筑当然符合安全规程，不过这是专门为军队要人准备的，而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准备的。在这整整三个令人神经紧张的星期里，这个国家最好的智囊们就待在没有导弹防御系统的地下室里，没有人有时间考虑将我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尽管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未来。全国人民都待在笼罩在黑暗之下的不安全建筑物里，然而对他们来说，灯火管制只是一个小麻烦，更可怕的是心中的黑暗，真真切切的世界末日般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我们。民防管理员教导普通民众用胶带密封窗户，但实际上玻璃破碎是他们担心的事情中最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恐惧是担心以色列会毁灭。这样一个小国被成千上万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包围着，另外这个冷漠的世界曾经对屠杀灭绝犹太人都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如果这一次以色列不再像1948年独立战争那样取得奇迹般胜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个笑话已经流传开来，以色列国际机场向公众的广播通知就是要求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关掉灯再走。
1967年6月5日早上，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被召集到部队，但并没有被指派具体的任务，总参谋部显然是把我们给忘了。整个武器研发部队组成十五辆车队，出发去执行我们预先编写的任务清单。在部队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而被称为“万事通”的四个预备役军人坐在一辆被征用来的民用车辆里，我们年轻人坐吉普，由于没钱考驾照，我投靠了会开车的朋友米什卡。我们得到指示先开到南方，在那里会有进一步的命令，日落前我们到达了贝尔谢巴市，住进了青年旅舍，并探听最新的消息。虽然我们直接来自总指挥部，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比平民百姓知道得多。
